美国国土安全部2012年度报告显示，中国在改革开放的第三个十年中共有13331660名中国人进入美国国境。其中1549188人获得美国绿卡（永久居留身份），746899人放弃中国国籍，加入美国国籍。此外，当106584名中国人在美国政治避难的同时，还有至少110056名中国人在全球范围内遭到美国联邦特工的驱逐或拘捕。

高干子女成为调查机关首要监控对象

　　无论是在过去、现在还是未来，来自大陆的高干子女始终都是美国对华监控的首要对象。已解密的美国中央情报总监办公室文件显示，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十年里，在美国留学、经商与探亲的大陆人士中，出身于政府官员家庭的占总人数的24％，出身于为政府服务的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的超过52％。

　　当时留学生中，有特殊背景家庭的比例超高，有其特殊历史原因，一是高干和高知家庭的孩子有机会获得更好的教育机会，他们在留学生中占比极高在当时实属必然；二是当时中国初开国门，与西方彼此戒备，公派出国留学需经严格政审，家庭背景原因，政治上最可靠者，自然是这个群体。

　　留学生中这个群体的特殊背景，对美国来说，恰是用于了解和掌握尚在封闭中的中国的各种信息的重要渠道。美国哈德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全球安全与技术研究中心的一位高级研究员向《凤凰周刊》记者透露：“由于掌握大量中国官员及其家属在美的相关情报，美国的战略决策层可以有针对性地制定可行的对华政策。这一群体数量之庞大，以至于联邦外国情报监察法庭（FISC）都来不及对每一项监控行动进行授权。”

　　仅在1980年到1982年间就有25个秘密调查与窃听小组分别得到来自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央情报总监办公室、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国防情报局、陆军情报安全局、海军作战情报中心、空军外国技术署、国务院情报研究局等机构不同权限的临时独立授权，对美国境内的中国人展开技术情报收集工作。

　　1983年，时任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局长威廉姆·卡西与联邦调查局（FBI）局长威廉姆·韦伯斯特分别签署命令，在各自系统内设立长期的人工情报（HUMINT）收集委员会与收集小组。这些新成立的情报机关主要负责对“共产主义国家”派驻美国及西欧地区的人员进行有组织的渗透、策反、吸收等工作。

　　“这些派驻人员通常以政府进修生、访问学者、留学生、商业代表以及移民等身份进入美国。”一名CIA人工情报收集委员会的高级主管曾在当时的一份国会听证记录中这样解读说，“但他们始终是来自‘共产主义国家的红色后代’。”

　　据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一位内部人士介绍，在中美关系尚处于蜜月的上世纪80年代，在各种联邦机构的监控网络中，一些大陆官员子女通过自己在北京的关系轻而易举便联络上在美国的高层。“这让美国情报与研究机构以相对友好的方式接近不断开放中的北京权力核心。”

　　曾经有几位前中共高官子女引起负责国防系统反谍报工作的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对解放军高层感兴趣的国防情报局（DIA）以及专注军队反腐工作的国防犯罪调查局（DCIS）的注意。其中一些部门经过周密研究后，一旦认为该对象具有进一步调查的价值，就会由相关卧底探员实施“诱捕”计划。

情报机关“瞄准”中国政府官员

　　美国国土安全监控网络的另一项重要任务，便是对在美国境内工作的中国大陆政府人员以及具有该背景的国际组织驻美人员进行情报收集工作。虽然上述人员均受到《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保护，享有外交豁免权，但据“维基解密”公布的25万份美国外交机密电文显示，美国政府仍然对联合国及外国政府驻美官员进行长期监控活动。

　　资料显示，这些往来于美国250多个驻外使领馆与国务院情报研究局的机密电报显示，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联邦调查局、国防情报局、陆军情报与安全司令部、海军作战情报中心、空军外国技术情报部、特种作战情报司令部以及国务院情报研究局等16个国家级情报机构均参与这些监控行动。仅美国国务院就动用1.15万名联邦政府雇员以外交人员身份，利用各地大使馆及其他驻外代表机构参与外交情报收集工作，所有行动命令由历任国务卿签署起效。

　　这些监控行动主要针对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政府官员和联合国高级官员，但也包括沙特、以色列、日本、韩国、加拿大等美国盟国涉及中国或穆斯林国家事务的政府官员。监控的任务之一便是收集外国政府官员的详细个人信息。既包括DNA、指纹、眼球虹膜、照片与声音等生物信息，也包括常用通讯工具以及银行账户等技术情报信息，还有会议讲话、决策管理特点、人事变动等战略情报信息。有时甚至连家庭成员的活动也记录在案。

　　美国国土安全部2012年度报告显示，目前中国是各国驻美政府人员数量最多的非同盟国。在过去十年中，中国政府正式委派50779名官员及其家属驻美工作生活、26912名大陆公民担任国际组织驻美代表，还有86059名中国官员及其家属在没有正式委派的情况下过境美国。

　　美国政府曾斥资数亿美元对前共产主义国家驻美使馆实施“秘密”改造工程，用于窃听活动。据《纽约时报》2001年3月4日报道，这些工程中还包括在驻美使馆地下修建秘密地道，用于截获使馆对外通信。这些秘密地道由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国家安全局共同施工建造。一些外交机构的“监听地道”建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直到1990年代才正式投入使用。

　　一位前中国驻美国外交官曾透露，这在中国驻外使领馆中并不鲜见。在中国驻某国使馆的一次安检中，中方人员先后在大使官邸、机要室、会议室、商务处等处发掘出不同制式的35枚窃听器，侦测范围覆盖整个馆区。

　　中国前驻英国曼彻斯特总领事王之栋曾在其回忆录《我这个外交官》中对针对中国使馆的“监听地下室”做过详尽描述：在对中国驻某国旧使馆的翻修重建过程中，建筑工人在使馆主楼大厅下发掘出一个建筑设计图上不存在的“地下室”。这间地下室内，照明、供电等设备一应俱全，地下室顶部装满窃听器材。一条数十米长的隧道穿过使馆围墙地基通向使馆外一个“民用加工厂房”。这些隧道四壁全部填入防潮材料，在地下2米深的地道中“没有一点潮湿的感觉”。

　　中方对这些窃听装置的排查工作十分复杂，一些驻在国的情报人员常常以外交人员服务局、建筑工人、电话检修员、水电工等身份对使馆安检工作进行干扰。中方人员在整个排查过程中进行实时录像取证，以内参形式向本国报告。录像与窃听装置等证据通过外交邮袋寄往国内保管。有时为“顾全外交大局”，其中一小部分案例与实物在对涉外人员进行保密安全教育时予以公开。

　　据《华盛顿时报》2006年1月12日报道，为防止情报泄露，2006年中国在驻美使馆的新馆建设过程中，曾租赁华盛顿地区的Days Inn Gateway酒店为中国工人提供住宿。上述外交官则称，据当时交接人士透露，中方人员等到酒店房客与服务人员全部搬离后才入住，但一些房间仍被植入窃听装置。新馆开工前后，中方选址人员还被不明人员跟踪长达24小时。

　　同时，美国媒体也不遗余力地将总建筑面积约4万平方米的中国大使馆新馆描绘为中国对美情报渗透的“前沿阵地”。美国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CSIS）研究员科特·坎贝尔在《美国利益》发表文章称，中国的新大使馆将全力担负起“新商业主义”尖兵的作用。“比起情报员，中国外交官更像是推销员。过去曾藏在大使馆窗帘后面的他们开始走上街头，或会见记者，或与美国议员闲聊。”

　　相比之下，位于北京朝阳区安家楼路的美国驻华大使馆新馆动工前三年，美国政府也同中国政府签订协议，规定美方使馆由美国工人建设。这些在中国工作超过30天的美方建筑工人将被视为使馆行政技术人员，享有外交豁免权。据大陆媒体披露，该新馆主体建筑由500名美国工人进行施工。这些建筑工人分为早晚两班轮流施工。工人们统一住在一家四星级宾馆，由专车接送，并且不得擅自与中方人员接触。

华人沦为美国排查“中国间谍”牺牲品

　　美国的这类监控行动最早可追溯到1947年。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签署《国家安全法》，批准建立国家级专业系统化的常设情报监控部门。1978年美国国会批准《外国情报监控法》，一方面通过立法形式限制本国情报机关在美国境内的监控行为，一方面着手对美国情报资源进行整合，逐步将各自为政的情报机关编入国土安全监控网络中，并将针对外国人的部分监控行动常态化。

　　据不完全统计，被监控的人员行业背景包括国有企业工作人员，政府建设项目承包商，国家重点科技项目研究人员，从事政治科学、情报学、区域战略研究、图书馆管理、文献研究等领域的教师、学生以及媒体工作者等。

　　1978年，前联邦调查局局长威廉姆·韦伯斯特接手中央情报局，开始着手全面肃清美国境内的间谍组织。加德纳·哈撒韦，这位中央情报局历史上最年轻的情报总监、前中央情报局驻莫斯科站站长，在威廉姆·韦伯斯特的命令下担当起美国反间谍机关头目，并在美国境内组建了针对中国、俄罗斯（前苏联）、阿拉伯国家等外国公民的监控网络。

　　上任不久后，加德纳·哈撒韦便建立了名为“哈撒韦”的独立行动组，并在中央情报局系统内部破获了30至35名克格勃间谍。在针对美国海军情报部的肃清活动中，“哈撒韦”行动组利用在西欧及北美地区被渗透中国政府人员提供的情报逮捕了28名被怀疑与共产党国家交易的海军情报分析人员。

　　而“李文和案”则显示，美国对所谓“中国间谍”的恐惧早已由大陆官员、高干子女扩散至普通华裔。台湾出生的美籍华人李文和曾在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为加州大学工作。1994年起，联邦调查局局长路易斯·弗里授权华盛顿总部开始对李文和展开监视与调查活动。此后五年，联邦调查局探员对李文和进行多次测谎，并将其押上电椅威胁其认罪。由于长期受到调查审讯，李文和被迫提前从实验室离职。

　　李文和于1999年被指控为中国大陆窃取关于美国核武库的机密。由于缺乏实际证据，调查员收回最初的指控后，美国政府又以不正当处理内部资料的罪名控告李文和。2000年，李与美国联邦政府达成诉讼协议：他对一项罪名认罪，政府收回其他58项指控并将其释放。

　　2002年1月，李文和接受了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的电视专访，61岁的他在节目中潸然泪下。他坚称自己从未进行间谍活动，并表示，关于非法下载文件，实验室中其他科学家也在做同样的事。自己之所以成为调查目标，大概是因为自己有一张黄面孔。他坚持认为，美国政府欠他一个正式道歉。2006年6月3日，美国联邦政府和五家媒体组织（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纽约时报、美国广播公司和美联社）宣布，他们会共同向李文和支付160万美元，以解决李对政府侵犯其隐私的指控。

　　“李文和案”只是冰山一角，这期间数万名在美国联邦政府、国家科研单位、大学、企业等机构工作的华人受到调查，导致许多在美留学的中国人因为政治因素无法进入上述机构工作，其中一些人甚至被迫辞职。

　　但美国安全部门对华人的监控并未有所收敛。2004年5月，美国联邦调查局在硅谷召开首次反商业间谍大会，号召高科技公司与政府合作“以挫败外国政府和商业机构的间谍行为”。

对华安全审查引入国土安全常态化程序

　　“9·11”事件后，美国国会批准通过的《孤狼法案》（Lone Wolf Act.）彻底解除了1978年外国情报监控法案的全部限制，也为在美国境内的华人监控行动敞开了大门。

　　据《爱国者法案》解释，“孤狼”特指与任何可能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的恐怖主义活动相关的非美国公民。这一法案允许美国秘密调查机关与情报机关对监控对象展开长达120天的连续监控行动。2010年，在《爱国者法案》延长未被国会批准后，《孤狼法案》作为其补充修正案，先后两次在国会与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支持下，得以延长执行有效期。迄今为止，企图废除《孤狼法案》、《电话窃听法案》与《恐怖主义资产冻结法案》等三项美国国土安全监控计划核心法律条款的国会提案始终未能通过。

　　从2005年开始，几乎每年都传出有中国人因“间谍问题”被美方起诉的消息。对此，FBI的一名探员曾透露，中东人和中国人是他们访谈最多的对象。“华盛顿总部会不定期传来‘访谈名单’，我们从中选择感兴趣的中国人。”

　　2007年3月29日，“加州华裔工程师麦大志窃取军事机密”一案在洛杉矶法庭接受审理。当天，法庭传唤了参与监控行动的FBI调查员詹姆斯·葛洛，他表示FBI对麦大志的监听持续了一年半之久。

　　美国有关部门于2002年初便开始怀疑一种可能用于军事用途的消声技术经人泄密被中国掌握。随后FBI开始进行秘密调查，并将目标锁定在包括加州防务承包企业Power Paragon在内的十余家从事军事技术开发的私人企业。在这种情况下，在Power Paragon公司担任技术主管的麦大志和妻子赵丽华落入了FBI的视线。

　　针对“麦大志案”，中国外交部明确否认美方对华的间谍指控。尽管如此，背着莫须有罪名的麦大志却早已处在FBI的非法监控之下。麦于2005年10月被捕，但FBI早在2004年6月就对他进行了严密的监控。这一做法在美国华人社会引发轩然大波，不少华人工程师担心自己可能正在受到FBI的秘密监控。

　　据美国国土安全部发布的简报及《华盛顿时报》报道，2008年底至2010年5月期间，北京星创空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裁宪宏伟和副总裁李礼，曾分别使用“Harry Zan”和“Lea Li”的化名向英国航空航天公司美国分公司（BAE）联系购买40枚PROM芯片。

　　由于在电话及电子邮件中，提及包括“英国航空航天公司”，“可编程只读存储芯片”、“中国”等在内的涉及军事技术出口与和国防物品清单等领域的敏感词条，招致美国国土安全部及国防部国家安全局向国会及司法部，联合申请针对这两名中国人的秘密窃听与调查许可。

　　据大陆新华网披露，2010年9月美国国土安全部掩护单位——哈勃国际贸易公司（HTI）以办理出口许可证为借口，将这两名中国公民诱骗到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并对其实施拘禁。

　　美国司法部公布的简报中坚称，PROM芯片是一种抗辐射可编程只读存储芯片，由美国制造商生产，主要满足军用及外太空领域的技术需求。这一产品同时受到美国国防物品清单、武器出口限制清单和《武器国际运输条例》（ITAR）等美国三大进出口限制管理法案约束。宪宏伟和李礼，因涉嫌违反《美国武器进出口法案》以及非法走私受到起诉并遭逮捕。

　　在匈牙利关押的7个月间，李、宪二人每次与家人的探监通话时间只有十分钟。其家人在匈牙利所有活动均遭到监听。李礼会利用放风时间，在监狱天台大唱国歌。据大陆《齐鲁晚报》后续报道，其家人回国后曾主动联系类似他们“被诱骗到美国”的受害者家属，但大多数家属“选择沉默”，“在美国的那段经历非常痛苦，很多人都不愿提了”。

　　2011年8月26日，李礼和宪宏伟在第一轮起诉阶段被判24个月有期徒刑。如果在接下来的诉讼环节败诉，二人将至少面临另外25年的刑期。负责该案的美国联邦检察官麦克·布赖德表示，“这是中国寻求获取美国敏感国防技术或经贸机密，以实现军队现代化的一系列活动的最新案例。”

　　同一时间，一份新的包括中航、华为、中兴、中石油以及中海油等大陆企业在内的对华监控名单的程序性审查工作已接近尾声。这也表明，美国国土安全部将部分中国企业、政府相关人士以及非政府人员的审查引入国土安全常态化监控程序的工作“大功告成”。

大学成为下一个重点监控区域

　　除了大型国企和高科技公司，中国的大学和相关科研机构也成为美国安全部门的下一个重点监控区域。美国国土安全部与国务院情报研究局的数据显示，2000至2011年有来自中国的1107078名留学生、52836名留学生家属、217964名访问学者、60764名访问学者家属以及10482名新闻媒体人登陆美国。谈到对中国留学生的监控工作，一位FBI官员曾公开表示，“大学是我们工作的一个薄弱环节。”

　　为加强反恐，美国国土安全部从2003年起建立了一个名为“学生交流和信息系统”的反恐资料库，要求所有招收外国留学生的美国学校都要将本校留学生的相关资料登记在该系统中。新的跟踪系统要求，当一名外国学生向美国驻外使领馆申请留学生签证并获批准之后，驻外使领馆必须将该学生的所有信息录入监控系统。学生一旦踏入美国领土，海关将根据此系统提供的信息向相关学校发出“某某将于30天内到你校注册”的电子或书面通知书。如果此人逾期未到，学校必须在24小时报告移民局，否则将承担法律责任。

　　此外，美国对留学生与访问学者的监控行动，逐渐偏向于可控制的“人才培养与输送”管理。布鲁金斯学会2010年的研究报告《引智工程将把中国引向何方》中就指出，中国政府目前已启动包括“千人计划”在内的12项国家引智工程项目。根据官方统计数据，截至2012年，中国共引进2263名海外人才，其中从美国引进的华人占总人数的90%以上。报告表示，未来对中国输出人才将在政治领导层与政府人事、国有企业、科学研究、工程技术、农业、社会工作等六大方面对中国产生深远影响。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研究主任李成在《现役省级领导干部教育与职业背景研究》一文中则指出，从2002至2012年，仅哈佛大学肯尼迪行政学院就为中国培训超过600名厅局级干部，百余名高级公务人员。

中国新移民面对秘密调查选择沉默

　　虽然打着维护国家安全的旗号，由于消耗大量政府公共资源，美国国土安全监控项目从立法到实施的每一步都遭到社会舆论的抨击与抵制。迫使国土安全部公开网络监控名单的电子前线基金会（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认为，该监控项目正在破坏这个国家的宪法基础，也将使1974年《隐私法》（The Privacy Act.）以及《信息自由法》（FOIA）——这两个美国用来标榜“自由身份”的法律——变为一纸空文。

　　与美国社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因监控而遭受不公正待遇的中国大陆新移民几乎无一例外地选择沉默。主张政府限制国土安全监控权限的芝加哥大学人类学教授斯考特（Scott Chung）走访了大量的华人社区，发现了这样的现象。

　　据他观察，在加利福尼亚州、佛罗里达州、纽约州，很多在机场经历过盘查的华人“大多十分清楚国家法律对他们的支持”。然而，当提及是否愿意签署请愿书或者向联邦政府提出申诉时，有人予以回绝，有人将他的团队拒之门外，有人甚至选择报警。“当然他们有权利这样做，这是他们的选择。”斯考特说。

　　通过分析大量针对华人的调查行动记录，斯考特和他的团队发现，许多华人在律师还没有赶到现场时，就草草签署了一些弃权文件。“有过类似经验的成年人不愿对自己的家人、朋友主动谈及此事。但当周围的亲友遇到同样情况时，他们又急于想了解事情的经过。一些人甚至会言传身教，劝说亲友应该表现得顺从。”斯考特无奈地表示：“我们有义务采取必要的手段防范恐怖主义，但我们没有权利给这个国家的新移民制造恐惧。”

　　同样的现象在选择沉默的华人眼中却是另外一番解读。在美国生活了近20年的萧宏正在经营一家机械进出口贸易公司。她的丈夫与父亲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均在中国大陆核工业部门任职。在旁人眼中，萧宏是华人实现美国梦的典范。

　　2012年年初，在欧洲完成商务旅行的萧宏在抵达洛杉矶国际机场后，意外地被海关阻拦下来。据描述，边检警察在第一次预警后，“友善”地询问她之前去过的国家以及旅行目的，并要求萧宏在采集器前留下指纹。当采集程序完成后，系统再次报警。这时，萧宏明显感觉到边检警察变得紧张起来。“他站起身来，一边让我保持冷静，一边让我站在边检柜台旁边等候。”不到1分钟，一名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男警员在另一名女警员陪同下出现在她面前。表明身份后，这两名警官要求萧宏配合回答一些问题。

　　在描述了自己与丈夫、父亲的亲属关系以及赴欧旅行详情后，这名年过五旬的中国女性红着脸在一张A4纸上画出了自家住宅的布局。她在事后坦言，这次被检查或许是因为自己刚移民时曾向父亲借款在美国购买住宅，但由于没有结完税款曾遭到国税局的调查。自此，美国联邦执法机构给她留下了莫名的恐惧感。

　　但萧宏还不知道，就在2006年，一名美国驻马德里使馆联邦官员因为要求一名申请K-3签证的西班牙籍男子绘出其在美国住宅的平面图，被判滥用联邦执法权力而遭解职。“我也收到过一些组织的请愿活动宣传单，上面写着‘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萧宏表示：“但当两名警察站在你面前时，你能做什么呢？我只是想快点回家。”

　　萧宏并不是唯一选择沉默的中国人。来自中国大陆某研究所的小可正在斯坦福大学攻读博士，此前的研究方向是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在申请大学与签证期间，美国某联邦政府驻外机构要求小可提供原工作单位的导师及研究成果的相关材料证明。

　　这名年轻的中国留学生表露当时的矛盾心态，“虽然担心研究所会不同意，但更担心被拒签。”最终，小可决定绕过研究所单方面向美方提交相关材料。此后，小可不敢再同导师联系。但小可不知道的是，这样的沉默给自己的导师带来怎样的影响。

　　据小可的导师描述，在他之后赴美探亲时，一些大学时的旧友多次邀请他以访问学者的身份来美国继续研究。多次婉拒后，某次临行前，小可的导师在其女儿的住所收到了几封附着自己和家人在美私人活动记录与照片的匿名信。虽然信中没有采用任何“恐吓”的话语，但仍使其倍感惊吓。于是，他独自带着这些材料踏上了回国的班机。但该导师表示，回国后他从未向家人或单位同事提及此事。

　　面对这些沉默现象，斯考特指出，面对强势的联邦政府，新移民往往更容易被胁迫。时至今日，一些中国大陆新移民在这片新大陆上依然受到财产来源不明、限制入境以及引渡回国等“老问题”的困扰。

　　近日，受美国国防部委托，华盛顿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提交的报告显示，五角大楼并未将战略与资源进行有效整合。报告中指出，此前三年内，国防部正积极模仿国土安全部进行情报资源整合，以图建立一个军事专业化程度更突出的国土安全监控体系。虽然美国官方在近来的亚太访问活动中数次表态，美国及其盟国的亚洲新安全政策与国土安全政策，都不针对某个单独国家。但有评论认为，这一表态只能起到安抚作用。在亚太地区的新战略调整完成之前，美国希望争取到“周边国家”的理解与宝贵时间。

　　与此同时，一些美国智库也在2012年积极展开对近30年来中国内政建设的评估。有报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大陆官员及其亲属移居海外的现实使得中共政权处于两难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