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文摘
《从印尼视角看美国“再平衡”政策》
An Indonesian Perspective on the U.S. Rebalancing Effort toward Asia
安华（Dewi Fortuna Anwar）
国家亚洲研究局（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Study） 2013年2月26日
除了广受关注的中国，东南亚国家在美国“再平衡”战略中也占有重要位置。文章从印度尼西亚的角度分析了美国在亚洲的“再平衡”战略。
文章指出，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专注于中东地区事务，却忽略了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而中国则借机改善了与包括印尼在内的许多东南亚国家的双边关系。尽管美国从未真正离开东南亚，但伴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在这一区域事务中的地位受到了不可避免的影响。作者认为，美国在东南亚地域事物的低参与度使得东盟可以充分发挥其领导作用，这样更有利于东南亚各国的发展。但如果美国在东亚事务上也保持不介入，东盟将很难与迅速崛起的中国相抗衡，这对东南亚国家是不利的。
文章还指出，印尼坚信中国的东南亚政策是友好的，但同时，未来的不确定性依然存在。尽管中国一再重申其和平崛起的战略意图，但其在南海领土争议问题上的态度使东南亚各国倍感不安。因此，作者认为，这一区域迫切需要能与中国相抗衡的力量与结构，以确保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得以实施；而印尼也一直反对区域组织中实力的不平衡性。
其次，印尼和东盟认为，美国在亚洲的战略挑战不应该仅仅是出于对中国崛起的担忧，而应基于该区域和国家本身的内在价值。作为最大的东南亚国家和穆斯林国家，印尼应该继续寻求扩展国际合作，尤其是与美国等关键国的双边关系。
然而，当下华盛顿过多地把“再平衡”战略的重点放在了军事层面。印尼认为此举可能会导致该区域局势更加紧张，因此提议邀请中国也参与其中。同时，印尼也表示对距离其国土距离极近的美军基地感到不安。
总之，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受到了包括印尼在内东盟成员国的普遍欢迎，因为此战略有利于改善该区域的实力不平衡。在双边关系层面上，作者认为，尽管美印关系仍存在一些残留问题，但通过政府间合作和民间友好往来，良好的双边关系依然能够得以保证。
《转向亚洲政策下中美关系的新图景》
Beyond the Pivot：A New Road Map for U.S.-Chinese Relations
陆克文（Kevin Rudd）
《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 2013年3-4月
近十年来，中国外交显露出越发自信的姿态。作者认为，美国重返亚洲实现“新平衡”的政策无疑是适宜和正确的。倘若没有这一战略，中国的强硬姿态将迫使经济疲软的美国失去其在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
文章指出，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已经得到了亚洲多国的欢迎。但这并非因为中国被视为一个威胁，而是由于亚洲局面存在许多战略上的不确定性：新任中国领导人的对外政策并不明确；习近平似乎在国家安全问题上持有强硬态度。因此，与中国的关系是实施战略“新平衡”的首要关切。
作者提出了三种“新平衡”政策实施结果的可能性分析。第一种推测，美国将可能加快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但作者指出，这一推测在财政上是不可持续的，因此并不可靠。第二种可能性，“新平衡”无法改善双边关系，只是停留在处理问题和危机管理上，以此维持现状。作者认为，这对美国来说过于被动，同时存在着潜在的风险和负载性，可能会导致局面向不利的方向发展。第三种可能性，完全改变当前的中美关系模式，进而引入一个新的框架，在有共同利益的关键领域与中国展开合作，从而开始缩小两国之间巨大的信任鸿沟。而这一政策的关键因素是定期的会晤和可靠的承诺。
作者建议，在全球范围内，中美两国政府需要敲定一个或多个共同关注的国际问题，例如多哈回合谈判，并展开携手合作；在双边层面上，华盛顿和北京应该升级军方之间定期对话的水平。总之，双方需要一个更深入、更加制度化的双边关系，既接受双方存在竞争关系的事实，又认识到合作的重要性。具体而言，中美双方应考虑通过结构化的议程和定期的直接会晤，恢复彼此的战略互信，避免军事冲突。
《中国在东南亚的国防外交》
China's Bilateral Defense Diplomacy in Southeast Asia
伊恩·斯托里（Ian Storey）
《亚洲安全》（Asian Security） 2012年10月25日,第8卷,第3期,第287-310页
文章探讨了中国对东南亚国防外交的发展，包括建立年度国防与安全咨询、教育交流、军售和联合演习、开展维和行动、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以及海军外交。
文章指出，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缺乏战略信任。虽然东盟国家受益于中国经济的腾飞，但中国日益增长的军事实力以及在南海地区的强势姿态都令东盟国家不安，进而希望通过美国强大的军事存在来制衡中国在该区域的影响。尽管如此，自21世纪初以来，中国和南亚邻国间的军事互动关系有所加深，特别是与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尼泊尔。具体表现在：首先，中国与东盟国家防务与安全对话的增加加深了中国“和平发展”理念的宣传与诠释；其次，该对话也有利于中国更好地了解周边国家的利益和关切。第三，联合军演有助于双方的军方建立相互信任；第四，军售为中国带来可观收入，并扩大中国的影响力；第五，军事援助有利于削弱东盟成员国与其他外部力量的安全关系。
冷战后，中国对东南亚的国防外交主要专注于双边军事合作和军事援助，包括提供资金、设备和人员。越南、柬埔寨和缅甸都是中国国防外交的受益者。这一时期，中国的国防外交致力于增强防御能力与对战略合作伙伴提供安全保护， 并在东南亚地区打击其他大国（特别是美国）的影响力。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的上升，中国试图重建其国际形象，展开更加全面的“魅力外交”。在军事外交上，中国同东盟国家国防合作的范围扩大，开展了军售、年度防务磋商、教育和智库交流、联合军演、国防工业合作讨论和维和方面的一系列活动。
这一时期，中国军事外交的主要任务是构建“和平崛起”的命题，建立信任并加强合作。中国希望向东南亚传达两个信息：第一，中国的经济增长对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与繁荣有所贡献；第二，中国是一个和平国家，其崛起对邻国不构成任何战略威胁。同时，北京也热衷于向周边国家展示其不断增长的军事能力，对他国产生威慑，突出中国的大国地位。
总之，国防外交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作者认为，只要中国在东南亚的经济、政治和安全利益不断扩大，国防外交都将是中国的一贯政策。同时，随着中美在东南亚的竞争加剧，国防外交将愈加重要。
《中国国防开支探析：高估了的神秘性》
Demystifying China’s Defense Spending：Less Mysterious in the Aggregate
黎雅澹（Adam P. Liff），爱立信（Andrew S. Erickson）
《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 2013年3月1日
中国近年军费的不断增加引起了其他国家的不安。同时，中国缺乏透明度的国防开支也不利于其与其他国家的战略互信关系。文章认为，尽管其许多支出细节还尚不明确，实际上中国的整体国防开支并不如人们所想的那样神秘——国防开支保持在支持军队现代化与保卫中国国土安全所必须的程度。
首先，文章认为，定义中国的国防开支透明度是较为困难的。这是因为“国防开支”的定义本身就带有一定的主观性。一方面，中国以人民币计价的国防预算在转换成美元时将遭遇汇率转换的问题。西方组织通常不使用中国的官方汇率，认为这一汇率被有意削弱。另一方面，通货膨胀率的计算也存在争议。这都使得对中国国防开支的估算至少部分基于假设，而非实际数据。
其次，文章指出，考察中国的国防支出不应过于关注预算的不透明，而忽略了其政策抉择。相反，作者主张应该更多从中国崛起的长期战略意图来考量其国防开支。作者认为，中国国防预算的增长并不值得给予过多的担忧。这是因为在过去二十年，中国国防开支增长一方面是由通货膨胀造成；另一方面，是出于应对国内和邻近突发事件的反应，而非觊觎远方的领土或势力。
除此之外，从中长期考量，中国面临日益增长的人口和经济压力，这将迫使中国领导人将资源投入到其它领域，进而限制军费开支的增长。因而，未来中国的军事发展步伐很大一部分程度上将取决于中国的财富积累与是否能维持健康发展。
最后，文章认为中国国防开支的透明度呈现逐渐改善的趋势，这在北京公开的国防白皮书上有所体现。作者认为，国际社会应积极鼓励中国加快这些有益的发展趋势，并对重要的数据更新作出合理的分析。
《日本鹰派的谨慎：东京缘何不会采取激进政策》
Japan's Cautious Hawks：Why Tokyo Is Unlikely to Pursue an Aggressive Foreign Policy
杰拉尔德·柯蒂（Gerald L Curtis）
《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 2013年3-4月
追求生存是日本外交政策的重要特点。二战以后，日本将其安全利益寄托于美国的保护伞下。但当下，面对中国的崛起、朝鲜积极发展的核武器、以及美国的经济困境，日本开始重新审视其利益权衡。在日本，越来越多的声音主张更加自主和自信的外交政策，这对东亚和平和稳定构成了严重的挑战。
文章认为，日本未来的战略取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华盛顿，尤其是美国能否继续保持在东亚的主导地位。如果美国能够继续发挥领导作用，并且日本相信美国的承诺是可靠的，那么东京的外交政策将不会偏离其目前的轨道。但是相反，如果日本开始怀疑美国的决心，则有可能会自寻出路。
文章指出，尽管日本并不保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有和平主义倾向。大多数日本人不会拒绝使用武力来保护自己的国家，他们所抵制的是日本自身无节制地使用武力，担心政治领导人可能会失去对军队的控制，重犯上世纪30年代军国主义政策的错误。
文章认为美国需要在坚持美日同盟的背景下，避免日本在自身防御框架外的军事武装。因为日本的军事化将可能刺激其它亚洲国家（包括韩国）展开军备竞赛，加剧地区局势的紧张，甚至引发战争。作者认为，美国需要鼓励日本加强自身防御，但同时不破坏美国的安全承诺。除此之外，在中日领土争端上，美国需要坚持两点。首先，它必须坚定与日本的盟友关系。其次，华盛顿应该发挥说服力，让中国和日本认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
文章分析，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冲突并不一定会加强美日关系。事实上，它可能促使日本成为一个自主安全政策的倡导者。如果华盛顿缺乏保持其在东亚的领先地位的能力及政治意愿，日本将可能成为一个全副武装、具备自卫能力的国家。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华盛顿需要通过与北京建立机构和对话，促进双边和多边合作。
《建立稳定合作的中美战略关系》
Building Toward a Stable and Cooperative Long-term US-China Strategic Relationship
刘易斯·邓恩（Lewis A. Dunn），拉尔夫·科萨（Ralph Cossa），李红
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太平洋论坛（Pacific Forum CSIS） 2013年2月27日，第14期
文章指出，中美两国关系至关重要。中美两国，一个是当前的大国，另一个是正在崛起的大国，这两者的关系将对塑造21世纪的世界起决定性作用。作者认为，这种关系包括许多方面，但其中最重要的是战略合作关系：建立稳定的
“双赢”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对两国的利益都有好处。这尤其将有利于两国的安全利益，避免未来十年中出现危险的军事竞争和对抗、甚至是冲突。
文章指出，针对中美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的具体步骤，两国应该在五个方面展开可能的对话与行动。
首先，中美之间对话进程的首要任务应该是建立一个强大而持续的官方互动交流机制，尤其是在军队和国防建设领域。
其次，中美两国必须在这一过程中保持战略互信，信守承诺，减少误解和对彼此意图的不确定性。
第三，中美两国之间在透明度问题上依然存在分歧，双方是时候为此做出新的努力。除此之外，中美两国还需要重新考虑互利互惠的方式。文章建议接纳和采用“不对称互惠”的模式，对可能存在差异都进行详尽地公布。
第四，美国和中国之间建立传统的的军备控制条约仍然为时过早。但这并不妨碍两国进行单方面的克制，明确彼此的战略态势。这样做的目的是减少相互的不确定性，并建立战略合作的传统。
最后，两国在防止核扩散合作上存在分歧。具体表现在对核不扩散挑战的评估和基本途径上的不同。文章认为，要解决这些分歧和挑战需要加强对话和沟通，以便更好地了解双方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差异。更重要的是，中美两国要认识到彼此的互补性，并加强合作，致力于消除或减少这些差异。这对加强东北亚，乃至全球的核安全问题都至关重要。
《第一要事：中美关系中不稳定的危机》
First Things First：The Pressing Danger of Crisis Instability in U.S.-China Relations
金骏远（Avery Goldstein）
国际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13年春季
冷战后，对国际安全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核扩散、流氓国家和恐怖主义；二是中美之间的竞争。作者认为，尽管至少未来十年中国都将在竞争中处于相对弱势，中美之间的竞争依然面临升级为军事冲突的危险。
作者指出，中美之间军事冲突的危险并非来自于中国崛起的长期影响，而是在于一些短期爆发的危机和不稳定因素。这种不稳定使得双方在谈判失败的的情况下可能动用武力。文章指出，三大因素将可能导致中美之间潜在的不稳定。
首先，台湾问题可能引发中美关系的危机。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北京就开始担心美国的支持可能会诱发台湾独立，北京进而对此进行军事部署，防止台湾挑战现状。同时，中国一直对美国向台湾提供武器不满；因而对台军售可能引发威胁和平的危机。
其次，除了台湾问题，中国在南海和东海主权争端也不断激化。同时，中美之间在中国附近海域、空域的航行自由权相持不下。美国坚持其长期的航行自由的原则，认为12海里领海限制以外都属于公海，应有航行自由；而中方认为军用船只只能在专属经济区外自由航行。这些矛盾都可能引发危机。
第三，大国之间还尚缺乏核战争，因而缺乏相关经验教训。所以，任何危机的升级都有可能导致核武器的使用，导致核战争的爆发。
作者认为，冷战期间美苏对抗时不稳定状态下的潜在危机就是一个例子。但相比美苏对抗，当下的中美关系有五点不同：首先，中美之间军事能力具有鲜明的不对称性；其次，中美之间还没有共同经历较为沉痛的教训；第三，中国的公开声明和官方政策都体现了一种稳定和不稳定之间的矛盾性；第四，技术的发展机打的提高常规军事部署的进攻能力；第五，地理位置增加了中美之间爆发危机的可能性：不仅涉及陆地，而且涉及海洋。
总之，最令人担忧的是双方不能确定彼此的意图和看法，这将可能导致双边关系不稳定甚至危机。如果处理不善，将可能导致武力的使用。
《中国“新自信”的新与自信》
How New and Assertive Is China’s New Assertiveness?
江憶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
国际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13年春季
文章指出，近年来学界普遍认为中国的外交政策愈发强硬和自信，担心这一“新自信”姿态会导致中美之间的新安全困境。作者对中国的外交政策做出了分析，认为其“新”和“自信”都并不显著。
分析家和媒体普遍认为中国的言论和行为在2009年年底到2010年之间开始显示出大幅度改变。认为中国在哥本哈根会议、对台军售、南海岛屿争端、黄海军舰事件、天安舰事件、朝鲜炮击延坪岛和钓鱼岛争端中表现强硬，展现出愈发自信的外交姿态。但作者对此进行了一一反驳，认为在这七个事件中，只有南海领土争端中中国表现咄咄逼人，因而不能认定中国的总体外交政策发生了重要改变，继而更无“新自信”之谈。
作者指出，学界对2010年中国外交姿态“改变”的解释主要有四种：第一，实力对比的改变——认为美国的相对衰落导致中国按自己的利益挑战美国的力量。但作者认为这一说法并不正确，中国国内依然认定中美之间实力悬殊，中国应该坚持邓小平“韬光养晦”的政策，而不是挑战现有的国际体系。第二，国内民族主义和反美主义的兴起。但作者认为，民族主义造成姿态改变的观点是缺乏系统的证据的，至少当下还没有证据表明中国的独裁领导人关心公众的意见。第三，领导权力更替——认为胡锦涛和习近平都不希望被指责为软弱。但作者认为这一说法只是炒作，目前学界还不清楚权力更替可能如何影响外交政策决策。第四，解放军地位上升。作者认为没有证据表明解放军正在发挥着日益独立的作用，最高政治领导层和解放军之间的工作关系缺乏定论。而军方媒体和个人的言论并不能代表高层的意见。
总之，作者认为中国外交政策并没有发生根本性转变，也并未转向全面的新的自信姿态。而只是由于国际话语权的缺失，导致中国被定义为“新自信”。实际上，中国的外交政策继续保持了克制。
《中国民族主义的人口特征：实验法的分析》
The Demography of Chinese Nationalism：A Field-Experimental Approach
罗伯特·霍夫曼（Robert Hoffmann）， 杰里米·纳勒（Jeremy Larner）
《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 2013年3月，第189-204页
中国的民族主义受到学者们的强烈关注。过去，中国的民族主义主要通过国际关系的角度得以解读，主要针对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民族主义价值观进行探讨。学者普遍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呈现上升趋势，构成一个民粹主义的群众运动，而非是官方政策的产物。而文章采取了实验调查，并不针对特定的人口群体，而是对中国的省级城市的总体人口进行分析，具有全国范围的代表性。
实验基于447个受试者，平均年龄为27.4，其中60.1％为女性，并且主要选择了大城市和相对年轻、接受了高等教育者为样本。这一实验的独特之处在于：首先，它不针对特定群体，具有全国代表性；其次，在实验设计上，作者设计了不易被察觉的但引起民族主义行为（而不是态度）的方式，从而避免了反应偏差；第三，作者设计了一个具有激励性的实验任务。
实验结果显示，民族主义情绪并不存在显著的阶层差别。除此之外，民族主义主要在中老年人、农村偏远地区和低收入人群中较为严重。这一群体较少接触到国际媒体报道，也鲜有机会出国旅游或者接触外国品牌，因而可能产生民族主义勤想。同时，其生计有可能受到国际经济竞争的威胁，因此会对外采取较为敌对的态度。另外，白领和接受过大学教育者也表现出相对严重的民族主义，这和传统观点相悖。这可能是由于大学生置身于全球社会和国际事务的认知阶段，对国家间竞争有更深刻的认识；也有可能是其受到的民主主义思想的教育更多。但作者也指出，这一结果也可能存在偏差，可能只局限于进行实验的部分学校的学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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