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今年第一季度的7.7%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增长率，比很多人预期的要缓慢得多。这一数据相对于8.2%的普遍预测来说并不是灾难性的，但很多人（包括我）都预计会出现连续第二季度的反弹，认为经济放缓在2012年第三季度时似乎已结束了。世界各地的中国怀疑论者迅速对这数据大做文章，表示担心中国的经济发展停滞，甚至出现可怕的二次衰退。

　　但假如这反映了全世界最活跃的经济体，已出现期待已久的结构性改革的话，那较为放缓的GDP增长对中国来说就是件好事。这个转型的大轮廓是众所周知的——即从出口及投资导向型经济增长，向由更多国内个人消费支撑的经济结构过渡。较不为人知的，是重新平衡后的中国经济增长率应该更低——一些初期迹象如今已很明显。

　　重新平衡的中国可以以较慢的速度增长，原因很简单：来自以服务主导的消费者需求日益加大的支撑，将让中国的新模式迎来一个更劳动密集型的增长模式。这些数据似乎证实了这一点。同制造业和建筑业相比——这是旧模式中的主要的驱动力——中国的服务业每创造一个单位的GDP需要约多35%的就业。

　　这个数据有巨大的意义。它意味着中国能以7%到8%的年增长率增长，同时还能实现提升就业和降低贫困率的目标。在增长率低于10%的情况，中国要实现这些目标一直面对困难，这是因为旧模式每个单位的产出，并不能制造足够的工作岗位。在中国制造业不断向价值链上端移动时，公司也不断地用最先进的机器来取代工人。结果，其经济模式催生了一个节省劳力、资本密集型的增长动力。

　　从某个层面来看，这有其道理。对以制造业为基础的经济体来说，资本替代劳力是现代生产力的核心策略。但这却让中国陷入了难以自拔的泥潭：每单位产出所提供的工作岗位越来越少，而这就需要更多的产出来吸收多余的劳动力。最终，这成为一个问题而不是解决方案。相对于1990年代初期，旧的生产模式带来了前所未有的20倍人均收入增长，同时也埋下了过度消耗资源和环境退化的隐患。

服务导向型增长模式

　　从很多方面来看，服务导向型增长都能解决前总理温家宝于2007年所说的“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并最终不可持续”的增长模式。而且，服务业提供的不仅是劳动密集的增长途径，相对于制造业，它们使用的能源更少，碳排放量也低。服务导向的模式给中国提供了一个选择，它更环保，最终而言也是一种更可持续的经济结构。

　　当然，由此就断言向服务导向转型，造成的更缓慢增长正在出现，还为时过早。最新的数据暗示了这种可能性，第三产业（服务业）在今年第一季度以8.3%的年增长率扩张——这是它连续第三个季度的加速，并比第二产业（制造业和建筑业）第一季度的7.8%的增长高出半个百分点。然而，要证明中国经济的根本结构出现了这么重大的转变，需要的远多于几个季度的让人鼓舞数据。

　　不出所料，对中国抱怀疑态度者对最新的增长数据做出了不同的诠释。他们现在最害怕的，是“影子银行”会引发信贷泡沫，这又加强了对中国可能会掉入可怕的“中等收入陷阱”的长期担忧——这是一种很多高增长新兴经济体，在处于中国这个发展阶段时陷入的持续增长放缓。

　　当然，中国也可能步它们的后尘。但如果中国能进行以服务主导、消费导向的调整——这仍是中国当前（第12个）五年计划的核心战略，这种情况就不大可能发生。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新兴经济体，毫无例外的都没有在适当的时候，放弃初期阶段的发展模式。对中国而言，如果它继续其过时且不平衡的制造业和建筑业主导增长模式——这已导致了非常严重的可持续性问题——那么它就会面对很大的风险。

　　中国若无法重新平衡，饱受危机冲击发达国家的疲软外部需求，将会持续遏制其出口，迫使它在信贷和投资主导的增长模式上投入更多——实际上就是加倍进行资源密集和伤害环境的增长。但我对中国新的领导班子将很快实施新模式，仍然保持乐观。他们并没有什么其他切实可行的替代方案。

　　金融市场及缺乏增长的发达国家，并不喜欢调整后的中国经济，可能要经历的自然增长放缓。资源产业——事实上像澳大利亚、加拿大、巴西和俄罗斯这些资源型经济体——已经变得过度依赖中国过去那种不可持续的高速增长。然而，中国自知是时候要破除这一危险习惯了。

　　对美国来说，中国的消费者主导增长模式，很可能会带来一个不同的问题。更高的个人消费，意味着中国的储蓄盈余时代走向终结——从而也不能再无限循环利用这种盈余，转化为美元资产如美国国库券。那么谁又能为美国的预算赤字提供资金——其条件又会是什么呢？

　　正如中国必须接受较慢的增长，作为其势在必行调整的自然结果，世界其他各国也需要找到应对这一情况的方法。

　　（作者Stephen S.Roach是耶鲁大学教员，摩根士丹利亚洲前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