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经济学界最近掀起一场政治色彩浓厚的辩论，对财政政策有重要的政策意义。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罗戈夫及莱因哈特在2010年研究了44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数据后，在《债务时代的增长》论文中指出，发达国家的债务率（公共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若越过90%的门槛，经济增长率就会显著下降，甚至达负数，而新兴经济体以外币举债，经济增长更易受债务的左右。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这篇论文为鼓吹节约政策的政治领袖，提供了理论基础。

　　然而，马萨诸塞大学几名经济学者最近根据相同的资料，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他们指出，在研究20个发达经济体的数据后，没有证据显示，债务率超过90%会影响经济增长。他们在《公共债务高企会持续扼杀经济增长吗？》一文，批评罗戈夫及莱因哈特有选择性的使用资料，并在计算上有错误。罗戈夫及莱因哈承认在计算上有点小差错，但坚持这不会影响他们基本的结论。

　　在欧美国家经济疲软及债台高筑的环境下，这场学术辩论脱离不了政治的陈述。在摆脱债务问题及振兴经济的药方上，政治领袖基本上分为两个阵营：一个是鼓吹财政节约措施，以减低债务，从而让经济回到正轨；另一个是主张通过财政刺激政策，增加总需求，以振兴经济，即使在这过程中提高债务，也在所不惜。美国两党在债务上限问题的博弈以及欧元区国家对拯救条件的争论，演绎这两股不同意识形态的决裂。

　　在学术上，罗戈夫及莱因哈特将解决债务问题摆在首位，因为高债务会提高借贷成本，从而拖垮经济。但主张通过刺激总需求的凯恩斯学派则认为，债务是低经济增长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因此唯有保增长及提高通胀，才能摆脱债务问题。对凯恩斯学派的信徒而言，在债务缠身下推行节约措施，只会使经济坠入深渊而无法自拔。

　　从美国、欧盟区及日本相继推行的货币宽松及财政刺激措施显示，主张保增长的阵营站在上风。发达经济体的货币宽松政策及财政刺激配套若能如预期般的提高总需求，对新加坡这个依靠出口的国家，会有正面的作用。然而，这些措施投放出的资金，不少还是卡在金融市场，而没有使实体经济受惠。全球资金泛滥，推高了新兴经济体的资产价格，导致房地产泡沫，新加坡也不能幸免。

　　高债务与低经济增长，何者为因，何者为果，经济学者们各说各话。然而，举债过活，对个人及国家都不是好事，这是不言而喻的道理。新加坡自建国以来，采取谨慎的财政政策，确保收支平衡，并在高增长的年代，累积可观的储备。这些资产通过金融管理局、淡马锡控股及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进行投资，每年获取的净投资回报中，高达50%可用以资助政府的开支。

　　实际上，政府多年来的财政预算能够取得平衡，净投资回报的贡献不小。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政府在2009年首次动用储备金，支付经济振兴配套，但在2011年经济复苏后，则悉数归还给政府储备。在谨慎的理财原则下，政府还是能根据经济的具体情况，推行扩张或紧缩的财政政策，而不会陷入债务危机。

　　然而，我们不能将谨慎的财政政策视为理所当然。首先，新加坡的经济已经步入成熟期，经济增长将开始缓慢下来，加上人口老化，社会开支增加，要维持财政盈余，其挑战会越来越大。其二，全球主要经济体债务缠身，推出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助长了货币竞相贬值，这预示另一轮金融危机的到来。因此，政府再度动用储备的可能性，不能排除。此外，多个国家的债务问题，导致投资环境险峻，加大了许多主权基金的投资风险。其三，全球化的浪潮拉大了收入差距，四处吹起反风，许多政府受到政治压力，被迫提高社会开支及林林总总的补贴，但又无法提高税收，因此，要达到财政预算的平衡，将会越来越艰巨。

　　新加坡难以改变经济增长放缓的趋势，但确保收支平衡却是我们能够掌控的。新加坡虽然累积了可观的储备，但社会开支的压力也加大。许多国家在不知不觉中，踏入高债务及低增长的怪圈，这值得新加坡引以为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