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过去30年中实现了年均9.9%的经济增长率，同时还创造了最多人口摆脱贫困的世界纪录。但与此同时，当今中国收入与财富差距的扩大，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飞速增长如影随形，经济繁荣的成果并未被社会成员平等地分享。中国的经济增长，正逐渐成为一种“没有发展的增长”。

　　最近，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中国过去十年的官方基尼系数（一种基于洛仑兹曲线的指数，通常作为收入平等程度的衡量标准。0表示所有人收入一样多，1表示全部国民收入被一人垄断）。根据这组数据，中国最近十年的基尼系数一直处于0.4以上、接近0.5的水平，其中基尼系数最高的一年是2008年。那一年基尼系数高达0.49，然后又缓慢降至2012年的0.47。

　　由于高收入者普遍倾向于隐瞒和漏报其真实收入，而且正如中国政府所承认的，中国社会还普遍存在未计入官方统计的巨额“灰色收入”，中国实际的基尼系数，可能远远高出这份官方数据。

　　对于一般老百姓而言，以统计数据的形式所表达的收入不均，毕竟还只是一种抽象的表述。社会个体因其日常经验所限，还不能直接对这一数字产生直观认识。其实比起数据更最有社会意义的，还是老百姓日常生活中感觉到的不平等，也就是所谓的“感觉到的收入不均”（perceived income inequality）。

　　这种感觉上的收入不均，绝不亚于抽象的数据所示。事实上，贫富两极分化已经成为中国城市生活的常态。这突出地表现在中国富人和贪官的各种炫富行为，包括奢侈的生活方式，豪车、名牌商品等炫耀性消费，以及各种铺张浪费的酒会与宴席。与此同时，中国民众通过对这些司空见惯的炫富行为耳闻目睹，已经意识到日益扩大的贫富分化。一种强烈不均等感也就自然成为一般市民的共识。

　　退一步讲，即便不考虑低估的因素，假使中国的2012年基尼系数0.47，能够全面客观地反映中国当前收入分化的水平，中国收入不均的情况也绝对不容乐观。事实上，中国收入分化程度，无论是在本区域还是在全球范围内都是极其严重的。这一“成绩”使中国能够与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和巴西这些以贫富极度分化著称的国家“齐名”，跻身全球贫富分化最严重的十分之一的国家的“俱乐部”。

　　中国国民收入的两极分化，可以追溯到邓小平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改革政策。事实上，邓所认同的发展战略，从一开始就蕴含了收入不均的种子。在改革初期，邓就主张经济发展是一切制度建设的基础（“发展是硬道理”）。这意味着像政治改革和收入分配这样的事情，只能放在经济发展之后解决。鉴于中国当时的全民贫困的经济状况，邓小平认为，经济要发展，增长必须先于分配。

增长模式导致不均

　　这样一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从一开始就是倾向收入分配不均等化的。也可以说，中国收入不均的起源，是中国以投资与出口为导向，不以由国内消费为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在这种增长模式下，中国家庭消费占中国GDP的份额，从1980年代初的50%下降到现在的35%，而同期固定资产投资的份额，则从26%增长到45%，也就不足为奇了。

　　从技术上看，中国的收入不均最突出地表现在劳动者收入在GDP中份额的下降：从1983年到2012年，劳动者收益在GDP中的份额，从57%下降到37%。这说明劳工和一般国民并未成为中国式经济增长的主要受益者。

　　在当前中国内政与社会语境下，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格局更不容乐观。从政治上看，中国日益恶化的收入差距的事实，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平等主义精神形成鲜明对照。中国的贫富分化程度急剧恶化的时代，正好是中国经济以两位数迅速增长的时代。在“科学发展观”的旗帜下，这个时代的主题正是“和谐社会”和亲民政策。可是即使是在这样的亲民政策下，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不仅没有形成涓流，普惠平民百姓，反而更多流向了在分配体系中处于优势地位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不能不说是对“科学发展观”的一种讽刺。

　　收入不均的社会和政治后果更甚于其经济影响。收入不均可以成为社会不稳定的源头。在基尼系数增长的背后，还有随处可见的官员的腐败和寻租行为，形形色色的灰色收入，对劳动者的层层盘剥，针对农民工的歧视以及其它各种形式的机会不平等。这一切必然进一步导致一般民众的怨气累积。了解到这些与收入不均紧密相关的社会背景，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上届政府以及今天的新一代领导层，会将“维稳”或者“社会稳定管理”视为国内政策的重中之重。

　　当一个经济体面临长期的收入不均问题，这个经济体的整体发展战略必定存在某些根本失误。中国政府最近已经发现，为了维持未来的经济增长，中国必须实现经济的“再平衡”。这就需要通过减少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使国内消费成为新一轮增长的动力。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高度收入不均局面，已经成为当前经济再平衡的一个主要障碍。国内需求的增长，有赖于更加平均的分配格局。

　　中国日益扩大的收入不均，是以习近平为首的新一代领导层不容忽视的存在。习近平最近经常谈到中华民族的复兴和“中国梦”。正如上世纪的“美国梦”，“中国梦”的主题也是进步、繁荣和机会均等。控制收入不均进一步的恶化，显然是“中国梦”的先决条件。

　　中国政府最近提出了一系列旨在直接或间接遏制收入分化的强力政策。这其中包括提高最低工资水平，以及加大支持各种社会支出的财政力度。但这些政策只能够在短期内缓解低收入者的生活压力。为了从根本上缩小收入差距，政府一方面需要改变现有的资产和权力的分配格局，另一方则需要为民众提供平等的教育机会和致富机遇。但是这样根本性的改革，必然要求激烈地改变当前的各种分配制度，并且不免会触及诸多既得利益集团的核心利益。这样的根本性的改革不仅困难重重，而且不可能在短期内收到效果。前路漫漫，道阻且跻，中国老百姓准备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