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甸总统登盛破天荒访问华盛顿，并且获得受邀到白宫会见奥巴马的殊荣，说明中国的传统“后院”已经成为美国地缘战略的重要目标。虽然缅甸军人专制体制的民主化进程，尚未出现实质性结果，华盛顿的外交攻势显然已经获得了长足进展。美国助理国务卿尹汝尚（Joseph Yun）在国会作证时，甚至提出两国进行军事交流的可能性。

　　缅甸可以说是东南亚地区受到中国经济影响和资助最多的国家，而华盛顿对缅甸的地缘攻势，除了外交姿态和动作，至今谈不上有显著的经济援助成份，更不用说可以与中国在缅甸的大手笔相比了。

　　由此延伸到整个东南亚，在经济上越来越离不开中国，与中国的经贸成为区域发展的主要动力。近在十年前，这一双赢经贸关系为北京赢得东盟（亚细安）各国不断上升的好感。相比之下，国债高筑的华盛顿对本区的经济援助日益微不足道。但是在奥巴马的枢轴转向之下，多数东南亚国家与北京的态度显著趋冷，甚至出现与华盛顿“合围”制约中国的迹象。

　　或许应该提到南中国海主权争议对北京外交处境恶化的作用，令人质疑北京在领土争议上高调“全面出击”的策略智慧。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和北京毫无领土争议的澳大利亚，澳中经贸关系的重要性早就超过澳美贸易。近在新世纪初，多次民调显示，澳大利亚民众的对华好感程度超过了对美国的好感。然而曾几何时，从提供新的军事基地到邀请美军进驻，澳大利亚成为华盛顿面向亚太的枢轴转向的“急先锋”。

　　可以从多种角度解释，虽然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影响力持续上升，北京的周边外交处境却不断恶化的现象。但是我们无法忽视其中或许最重要的原因：在东南亚普遍的民主化进程中，“民意牌”成为华盛顿在经济影响力越来越不济时的外交利器，而北京对内对外的道德权威赤字，大大削弱了经济力量带来的外交影响。缅甸政府在民意压力下冻结中国投资的水电和矿产项目，是个很好的例证。

　　无论北京如何称颂权威主义的“北京模式”，亚洲政治大势是无法阻挡的政治多元化。从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国的轨迹，到缅甸和新近的马来西亚大选，无不显示这一多元化和民主化潮流。就是在越南，越共总书记阮富仲近日对政治局增选结果的无奈不满，也显示了党内竞争性的民主化进程。北京可以坚持认为，自己权威主义体制相对于多元化体制的效率优势，但是这两种政治体制的巨大反差，是北京对华盛顿不费经济成本的“民意牌”外交攻势无可奈何的主要原因。

　　北京的另一软肋，是毛周时代遗留下的历史包袱。我在十多年前指出：钓鱼岛争议的一个主要动因，是日本重占琉球。而后者是意识形态驱动的毛周短视外交策略的恶果。二战后，美国其实长期有将琉球据为己有的意图，在当地禁用昭和年号，并提倡一种与日文颇有出入的书面语言。直到1960年代后期，美国还在各种正式文件中，避免使用“冲绳”这一日本称呼。除了毛周公开宣扬“冲绳”属于日本，北京全力支持造成的越战泥沼，是华盛顿把琉球“私相授受”送还日本的主要因素，形成今天西太平洋对中国极为不利的战略环境。

　　毛周“输出革命”、全力支持各地的共产党武装造反运动，也是北京今天在东南亚外交处境恶化的历史因素。例如英语《亚洲时报》披露：华盛顿对缅甸发起全面外交攻势的契机，其实并不是军政府表面上的民主化姿态，而是泄漏的内部文件显示，军方担心缅甸遭到中国的全面控制。这样的“亡国”忧虑，显然上溯到北京全力支持缅共武装夺权的“前科”。这也是华盛顿可以在东南亚轻松重挑“中国威胁”的历史因素。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只怕在北京传说的“七不讲”禁令下，上述历史教训也成为政治禁忌，阻滞中国外交策略的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