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一屆政府已經成立至今，並未如一些學者主張的那樣提升外交層級，這從一個方面說明，北京在處理內政和外交問題時，優先考慮的還是內政問題，儘管中國目前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利益開始輻射全球。

　　從根本上說，北京目前的外交困境——所謂經濟體量越大，朋友卻越少——是受制於自己內部問題的，如民族主義的興起、民主與人權的缺陷、政治改革的滯後、經濟結構的畸形、社會轉型的風險等，這些問題影響著北京外交的抉擇，很大程度上也塑造著今日北京外交的“保守”特色。

　　在這裡，“保守”的意思是，外交追求的是不出麻煩，一出麻煩，則動用全部資源去滅火——這個思路與處理內政一樣。所以，過去幾年，北京的外交，以維穩為目標。從這個意義而言，北京要改善當下的外交困境，先要把內政問題處理好。

　　儘管如此，外交並非只能處於被動地位。其實，外交完全可以為內政問題的解決創造一個好的外部環境和條件，歷史不乏此種先例。如果這樣，內政和外交的關係就能進入一個良性循環，而非像目前自縛手腳。這就需要北京領導層改變外交從屬內政的理念，從中國正在走向全球大國但尚未成為全球大國的事實出發，重新審視已有的外交原則、方法、路徑和政策，設置中國的外交戰略。

　　北京外交的重構是一個從思想、原則、目標到具體政策的過程，而非只改變具體的外交策略。但首先需要在以下兩點達成共識：

　　其一，北京應該對國際發展態勢重新作出評估，並放棄沿用20餘年的“韜光養晦”方針。自改革以來，北京一直把和平與發展作為當今世界的主題，根據這個判斷，北京認為今後十幾年仍是中國重要的戰略機遇期，應該利用這個機會埋頭發展，此乃北京仍視鄧小平的“韜光養晦”指示作為外交指導思想的原由。

　　事實上，將和平與發展視為冷戰時期的主題最恰當。因為美蘇爭霸使世界始終籠罩在戰爭邊緣。冷戰時期的南北發展差距也很大，故發展也是當時包括中國在內的廣大第三世界國家的共同願望。但在經歷了兩極格局解體，及目前美國相對地位下降和中國崛起的演變後，北京再將和平與發展作為制定外交政策的背景和依據，就顯得不合時宜。道理很簡單，它並沒有揭示一個時代的真正本質。抽象而言，任何時代人們都希望能夠和平與發展。同時，從外交實踐看，同為金磚五國的其他四國，並沒有將和平與發展作為本國外交要維護的目標。

應重估鄧小平的“韜光養晦”政策

　　最近十年來，世界演變的一個最重要趨勢，就是包括金磚五國、韓國和印度尼西亞等在內的新興國家的興起。它們的發展壯大正在挑戰西方主導的世界政治版圖。尤其在國際金融危機後，傳統意義上的西方國家的實力相對下降。另一重要趨勢是，非傳統安全正在成為人類需要共同應對的問題，如核擴散、恐怖主義、氣候變化、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等。所以，對今天國際形勢的一個更恰當判斷，應該是平衡與合作。平衡指的是政治力量版圖改變後西方與新興國家的相互調適，以及各個國家之間的相互適應，如美國重返亞太就是對中國的一種戰略平衡。但既然是平衡，就有競爭也有合作；另外，解決人類共同面對的問題，更需合作。在這樣一個時代主題下，應重估鄧的“韜光養晦”政策。

　　鄧當年提出“韜光養晦”，有著特殊的背景考量，即“八九”後中國迫切融入國際體系的需要，希望通過加強國際經濟合作，獲取中國經濟建設所必需的資金、技術和市場。中國改革早期的現實，決定了中國現代化建設所需的資金、技術、管理經驗和市場，大部分來自發達國家，故而，作為意識形態與西方迥異的國家，北京必須“韜光養晦”，不“韜光養晦”也不行。

　　但現在的情況發生了本質的變化，中國的崛起使北京成為國際體系中最重要的力量之一，大象是無法藏在樹後的，作為一個具有獨特歷史文化和價值觀的國家，又有著和西方迥然不同的政治制度，再加上其疆域、人口和經濟體量，決定了中國回歸國際體系所必然帶來的巨大震動。今天中國與周邊國家及美國關係的緊張，一定程度上講，是現有體系下其他國家還無法適應中國的崛起而造成的。所以，在平衡與合作下，要想做到韜光養晦不可能，北京越如此強調，越會給人製造錯覺。

　　其二，北京經濟外交缺乏原則和靈魂，需要從重利輕義轉向利義並重。經濟外交是北京新時期外交的最鮮明特色，它的要義是外交為國內的經濟建設服務。作為一個人均收入水平較低且存在較多貧困人口的國家，外交為經濟服務是必要的，且在未來一段時期還須堅持。但是，經濟外交不等於可以無視一些最基本的國際道義和人類正義，放棄本該堅守的道德制高點。換言之，經濟外交必須要有原則和靈魂。平等發展權固是第三世界國家優先考慮的權利，也是北京抗衡西方人權外交的砝碼，然而，當一些國家以平等發展權為由發生大規模侵害本國人權的事情時，平等發展權就得讓渡給人權，至少是兩者並重。

應從經濟外交的重利輕義轉向利義並重

　　所以，北京理應從經濟外交的重利輕義轉向利義並重，尤其在目前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需要中國做一個負責任的大國，為世界提供更多公共品的情況下，如果北京在國際事務中放棄道德制高點，奉行機會主義的策略，很難得到別人的尊重和信賴，甚至北京一直作為外交基石的第三世界國家也不會真心把北京視作朋友。

　　當然，北京外交缺乏靈魂跟自身的人權和民主赤字有關。北京所以一直不放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中的不干涉別國內政，就是因為它擔心如果自己這麼做了，當西方在人權和民主問題上指責和干涉中國時，北京就沒有反擊的理由了。對此，北京大可不必因噎廢食。因為西方對北京人權的干預，僅僅停留在口頭上，北京有足夠的手段和資源反擊西方在這方面的實際干涉。這是中國作為大國與小國的不同命運之處。而且，北京即使主張不干涉別國內政，西方國家照樣就北京的人權指手畫腳。

　　在這一問題上，北京的另一層憂慮是，假如北京也學西方一樣干涉別國內政，那麼現在很多第三世界國家，可能會棄自己而去。北京的這個憂慮有一定道理，但應該看到，首先，這些國家自身的民主化最終都會發展起來，屆時北京同樣要面對這種尷尬；其次，北京不去干涉，自有西方去干涉，西方干涉的後果，是北京不但利益受損，更凸顯了北京的道德赤字。

　　以上分析是要說明，北京重構外交最核心的一點，應把追求國家利益和國際正義結合起來，作為自己外交的出發點，以平衡與合作的原則去發展同其他國家的關係。這就意味著北京要放棄韜光養晦和不干涉政策，考慮到北京和第三世界的歷史關係及當前現實，北京即使不完全放棄不干涉原則，也要變不干涉為有限干涉。有限干涉指的是，對一國嚴重違反人權的行為，北京需要表達關切，並運用自己的影響力督促其改進，而非像西方一樣試圖改變他國政權，從而在世人面前樹立起北京關心人權而又不隨意干涉他國內政的新形象。 

　　另一方面，北京要真正成為國際體系的領導者而不是跟隨者，就必須為世界提供一套可接受的、普適性的價值和學說。無疑這需要北京從古老的文明傳統中吸取養分，使傳統文化現代化，並向世界推廣古老傳統中那些具有世界性價值的智慧與精神財富。同時，將中國的改革經驗，提煉加工，變成可複制的價值、範式和模式，向外推廣。習近平最近提出了“中國夢”，北京可以將其作為公共外交的一個重點，對外傳播，但須剔除中國夢的意識形態成分，而發掘它的開放性和包容性，讓其他國家人民也來中國尋找和實現他們的中國夢。

　　第三個方面，北京在參與全球治理中，還必須善於運用市場和消費的力量。在相當長時期內，龐大的市場和消費力量，仍是北京最重要的硬實力。所以，北京應該用好這張牌。北京過去強調外交為經濟服務，現在則需要顛倒過來，強調經濟為外交服務，即用市場力量來達成自己的外交目標。這就需要北京在懲罰的意義上來使用市場。

英国金融时报：禁止中国入内的俱乐部？（戴维•皮林）

　　尽管没有人会公开这么说，但《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的目标，其实就是创建一个将中国排除在外的“高标准”贸易协定。不过，这个目标很难实现：美国、日本等国家已经很难再把时钟拨回到从前了。

　　新西兰、越南、秘鲁、日本和美国有两个共同之处。首先，它们全都希望加入一个初具雏形的贸易协定，即《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这是自世贸组织（WTO）多哈回合谈判破裂以来自由贸易舞台上上演的最大一出戏。其次，它们全都不是中国。

　　这两个共同之处密切相关。尽管没有人会公开这么说，但TPP的目标其实就是创建一个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排除在外的“高标准”贸易协定。目前希望加入TPP的12个国家（除了上述5国，还包括加拿大、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新加坡、文莱和澳大利亚），其经济产值合计占到全球的40%，贸易额合计占到全球的约三分之一。这是一个“禁止中国入内”的大型俱乐部。

　　这么做的动机有两个。第一个动机是想把时钟拨回到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前。许多政客、工会和企业现在都对准许中国加入WTO后悔不已。获准进入全球市场让中国获得了巨大的提振。但有人认为，中国为此付出的代价却很小。加入WTO并未阻止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未阻止它操纵招标程序，未阻止它将廉价资金输送给大型国企，也未阻止它系统性地藐视知识产权规则。有人认为，中国只知索取不知付出、而且还搞欺骗。这些人其实忽略了一个事实：今天的发达经济体（包括英国、美国和日本），全都在其经济腾飞阶段大力推行过重商主义政策。但这些人就是要这样认为。

　　第二个动机听起来正好与第一个相反。它是想创建一个极其强大、极有吸引力的组织，从而让中国感到有必要改正其错误做法以加入该组织。为了推动这一目标，TPP的规则将在某些领域对中国不利。一个例子是原产地规则。按照TPP的规定，产于（比如说）越南并输往美国的服装，其关税将降为零。这将对越南规模业已可观的服装业产生潜在的巨大提振。但要想享受零关税，越南就必须得从TPP成员国（可能性最大的是美国）进口制衣原料，比如棉花。就目前而言，没错，越南庞大服装业所需的很大一部分棉花是从中国进口的。

　　那么，你如何设计一个可将中国排除在外却能向越南之类国家敞开大门的俱乐部呢？毕竟，越南也是一个拥有庞大国企、监管不透明而且极度藐视知识产权的指令性经济体。TPP旨在消除这种种“罪恶”。了解越南TPP谈判内情的人士表示，TPP的目标是推动越南政府彻底改革其国有部门。往好里说，这是一厢情愿，往坏里说，这是自欺欺人。到了紧要关头，能够决定是否接纳越南以及其他几个潜在TPP成员国的，将更多的是政治因素、而非经济因素。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TPP本身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政治项目。TPP是一个“只禁止中国入内的俱乐部”，这一事实对日本来说具有决定性意义。走民族主义路线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Shinzo Abe），将TPP成员国身份视为与那些大国拉近关系的一个机会。最近他宣布日本会加入TPP谈判时表示，TPP将有助于日本的“安全”（这几乎不在TPP的正式职能范围内）；他还提到了TPP成员国享有共同的“自由、民主、基本人权和法治价值观”。这段描述刻意把中国排除在这类国家之外，但不知怎地把越南（一个威权主义共产国家）和文莱（一个伊斯兰苏丹国）包括了进来。

　　由于需要接纳如此五花八门的国家，TPP谈判谈了这么长时间也就不足为奇了。本周，相关国家将在利马举行第17轮谈判。完成谈判的截止日期已经过去一年有余。人们预计，最早也得到2014年上半年才能完成谈判。

　　与所有好的自由贸易协定一样，TPP自然会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保护主义以及对特殊利益集团的迁就。日本将不再保护大米产业，而美国将不再保护糖业。毫无疑问，加拿大和新西兰将希望保护本国的奶农。TPP还需要谨慎斟酌关于“操纵汇率”的措辞以让美国制造商感到满意：这里的窍门是把中国剔除出去（人民币兑美元在8年时间里上涨了40%），把日本包括进来（日元兑美元在不到8个月的时间里就下跌了25%）。

　　由于需要保持这种巧妙的“灵活性”，因此TPP最终协定中不会包含什么太具挑战性的内容。尽管如此，反对TPP进程的人士仍表示，TPP已被大企业劫持、而且谈判过程很不透明。他们声称，TPP规则违背了国内法律，可能危及从劳工标准到全面保健等各个事项。他们表示，专利保护规则或导致使用仿制药的难度加大，卫生标准规则可能影响粮食安全。严格遵守版权保护规则可能影响网络自由。这样的担忧还有很多。由于有这些担忧，若想让TPP有一丝希望得以签署（更别提随后还需得到各成员国议会批准），往协定内容里“掺水”似乎是不可避免的。

　　即使遭到稀释，TPP也可令越南之类的国家以及日本受益，办法是给予前者优惠市场准入、推动后者进行工农业改革。不过，它无法把时钟拨回到从前。中国这只“猫”早已钻出了口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