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多次听到这样的观点，中国的资本存量远不如发达经济体的水平，因此将不可避免地继续增加。同时，我们可以继续依赖努力地建设道路、高楼、机场和其它基建设施——只要看看中国较落后的东部省份已经把大量资金投入到新项目中，就知道这个观点已经被付之行动。

　　但我们不得不反问，究竟是高增长导致资本存量的增加，还是相反呢？从另一个角度讲，能否肯定地说，如果基础设施能为市民所用，这些建设迟早都会带来积极影响的？排除融资负担不谈，我们应该怎么分别“好投资”和“坏投资”呢？怎么在短期分辨它们呢？

　　今年4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Michael Pettis在这个问题上提出了一些见解。简而言之， 理想情况下，每个国家都应该拥有足够的资本存量，这有利于提高所有人的生活标准。然而，只是建立大量的基础设施和楼房，是不会使一个国家变“发达的”，也不会使人民享受到发达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的。其中的原因是被Pettis成为“社会资本”的东西，它包括健全的制度、法律框架、社会信任和其它一些朦胧的概念。幸运的是，Pettis最新的文章给出了关于他所谓的“社会资本”更多详细的解释，并举出了一些历史例子，以及这些例子与中国可能存在的联系：

　　“对我而言，最为明显的证据是，一个经济体为了创造可持续的财富，必须做比增加资本存量更多的努力，这是受战争洗礼的前发达经济体得到的经验。值得注意的是，除了那些贸易港口，比如说香港和新加坡，以及那些小型而资源丰富的经济体，比如说科威特和十八世纪的海地，极少贫穷和未发展的经济体成功从贫穷转变到富裕。特殊的例子可能只有南韩和台湾，这两个经济体都在冷战期间处于非常有利的环境。然而，“贫穷”但发达的经济体，比如说一战以后的比利时和德国，或二战以后的德国和日本，在国家经历战争的洗礼以后，它们的人均GDP都出现了快速的增长，相对容易地就能从贫穷状态转变到富裕的状态。

　　我认为，其中的原因是，虽然战争可能已经摧毁了这些国家的实体资本，但因为战争并没有摧毁这些国家的社会资本，所以这些国家在战后有能力以较快的速度可持续地增加投资，它们的人均收入也能持续的上升。对于那些实体资本基础受到摧毁而变得“贫穷”的发达经济体来说，为什么发展这么容易呢，但为什么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而言又这么困难呢？

　　我能想到的最为合理的原因是，发达经济体已经存在一套健全的体制，容许它们能充分利用投资，所以，只要它们有能力增加资本存量，它们就可能在短时间里变得富裕。我认为，一个广为人知的事实进一步证明了这个观点——大部分跨国的资本流动（我认为超过90%）都是流入富裕国家的，而不是贫穷的国家。如果富裕国家没有能力更有效率地吸收新的资本，并比贫穷国家带来更多的收益，这个事实就完全说不通了。从另一方面讲，如果真正重要的是资本饱和率，那么离资本饱和越远的国家，在这些国家投资的盈利能力就越高，那么更多的资本就应该流向贫穷的国家而不是富裕的国家。但明显这是错误的。

　　那么，什么样的社会体制才是重要的呢？从一个因素考虑，具有明确和强制性法律系统的经济体，一般都有较高水平的社会资本，因为企业家能更容易地利用经济条件和基础建设，建立有盈利能力的业务。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的法律体系，那么商业机会一般会被拥有政治影响力，能在法律体系中占便宜的实体所垄断。很明显，更有实力的实体并不一定更具有经济效率，而反向的结论可能才是事实——这被Acemoglu和Robinson称为“可提拔的”精英（实权阶级）。”

　　Pettis还解答了一些关于“可提拔的”精英以及权贵资本主义的问题。

　　“有很多社会原因和政治原因去关心被经常称为权贵资本主义的不同特征——腐败、关系、裙带主义、只给实力强大的内部人士提供信贷、保护国有企业免受高效竞争者的影响等等，但是在这里更重要的一点是，因为权贵资本主义通过严重倾向于奖励那些玩政治玩得更好的实体，而不是奖励那些玩经济玩得更好的实体，这限制了经济实体充分利用资本存量所能带来好处的能力，这样损害了经济体吸收更高水平资本的能力。对那些具有较强权贵资本主义的国家，投资的目的一般不是最大化生产效率，而是成为了回馈政治的途径，所以那些更有能力高效利用资本存量的经济实体，它们的能力被大幅削弱了。

　　这不是说，权贵资本主义不能带来增长。很明显，是能带来增长的。但我会认为，只有当实权阶级的利益能正确地与增长结合在一起，权贵资本主义才能带来增长。比如说，我会认为在改革的早期阶段，特别是在经受多年经济灾难和低投资的经济体，权贵资本主义是可以伴随高增长的，因为引导增长的经济计划——在资本存量极低的国家中大部分是投资计划，将能直接使实权阶级受益。然而，一旦出现利益的分化，权贵资本主义将不能和高增长保持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