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新领导班子登场刚过半年，舆论界围绕中国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问题的激烈论战，已进行了至少三个回合。本月以来，外传中央新规“七不讲”引发的呛声未平息，两份官媒子刊上周又接力发文，高调宣示中国不要宪政。果不其然，自由派学者群起攻之，新一轮大辩论旋即在微博上铺天盖地展开。

　　这场“宪政大辩论”，源起于人民大学法学教授杨晓青发表在《红旗文稿》的评论《宪政与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较研究》。如文章题目所暗示的，杨晓青将“宪政”与“人民民主”列为对立概念，前者代表西方，后者是中国现行的制度。有人形容杨晓青教授写了一篇向国内宪政派学者宣战的檄文，也有人因其逻辑奇特，干脆称之为“奇文”。

　　杨文的中心思想，就是宪政的关键性制度元素和理念，包括以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为基础、议会民主、三权分立、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与中立化，只属于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专政，不适合社会主义国家，主张“社会主义宪政”入宪，是迎合了西方宪政的政治强权和话语霸权。

　　她还以叫人意外的直白姿态提出（对当局来说也许是警告），如果以宪政理念为标准，“就无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体制内媒体中的左派大本营——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随后发表社论声援，论点是中国要宪法不要宪政，因为宪政就是兜圈子否定中国既定的发展道路，是用新说法提出中国接受西方政治制度的老要求。

　　不久前，“七不讲”刚引起外界有关中国官方意识形态“全面左转”的忧虑；随着杨文和环球时报社评的刊出，自由派学者的担忧升级为担心文革重演，有评论人甚至说，“属资属社”说法让人感觉文革仍在继续。

　　中国是否全面左转？回想起来，这个问题早在五六年前即已循环反复地在舆论场上出现。知识分子在私下谈话中议论，传统的“左”的力量抬头，更多人是从政治体制改革的滞缓状态中，或者在一些言论受到限制时，得出“左转”的结论。

　　然而，就发展结果看，这些年来中国在政治与经济上，既没有全面左转，也没有全面向右，而是继续在左右对峙中，固定在原轨道上。不同的是，相较于1990年代，民间左派的声势明显壮大，尤其经过薄熙来重庆试验的推助，对市场经济与西方制度批评强烈、甚至敌视的左派民众，如今有了自己的网站，意见领袖，还在官方媒体中有了《环球时报》等同盟。然而，至今几个姿态最“左”的媒体，都是官媒旗下子刊，而非《人民日报》本身。因而有关“全面左转”的批评，更多反映的是一种期望的落差——相对于中国国际化的速度，经济体格的增长而言，中国政治与经济制度的改革，确实比较慢，比较局部。

　　上述背景——国际思潮影响下，日益亲近西方政治文明的社会大众，以及当局将社会氛围“往回拉”的需要，或许解释了近期知识界争论不断的原因。事实上，这个现状，从去年11月的中共“十八大”上，多少已能够预见。

　　“十八大”报告强调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尽管报告同时强调“必须继续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但是“三个自信”预示了，高层认为现行的道路、理论与制度已接近理想，不再只是过渡状态，未来的政改空间也不会太大。

　　而从去年底至今，从《南方周末》新年献词被删改，到“七不讲”及当前的宪政讨论”，都是体制内外在“政改”攻防战中的一次又一次交手。

　　中共维持现有制度与执政地位，有其必要性。问题是如何才能真正有效的达到这个目的？贪污腐败与社会不公，说明“人民民主”在实践层面缺乏说服力。当局需要客观冷静面对，并以大胆的制度创新、超越私利的改革将之完善。对官员进行限权，还有高层自己提出的，“党自身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都是改革的应有之义，如何可能做到要宪法不要宪政，实在让人迷惑。

　　中共内部波云诡谲，上周的“反宪政”信号，究竟是最高领导人的旨意，还是其他人士或部门的作为，外界不得而知。可以肯定的是，继续搬出“属什么”来作为拒绝改变的理由，试图不左不右，导致忽左忽右，将难以取信于民，也让国际社会对这个大国的走向，更感到不确定而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