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于美国和德国，欧洲在结成政治联盟之前就创建了货币联盟，这样做打破了历史惯例，但也为此付出了惨痛代价。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同时还是货币联盟内部关系处理机制破裂的写照。而欧元区的未来也将取决于这些机制能否以及如何重新打造。

　　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家Harold James上周在慕尼黑出席一次会议时表示，欧元区17国面临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其巨额债务。

　　他表示，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债务要么是政治毒药，要么就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所说的凝聚向心力的粘合剂。他表示，对于欧元区来说，这两种后果都可能存在。

　　这位英国出生的历史教授为我们讲述了两场革命的故事：1688年发生在英国的所谓“光荣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和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第一场以和平和促进繁荣告终，第二场则充斥着暴力和毁灭，其结果是法国社会在此后一个多世纪的时间一直落后于英国。

　　透过上述两种终结专制王朝的方式，我们看到的是应对债务问题的两种不同思路，不列颠人为反抗斯图尔特王朝（the Stuarts）统治的起义探索了一条处理债务问题的全新途径：预算由代表全体人民的议会投票决定，而人民为政府产生的所有债务负责。

　　尽管原则性问题用了18世纪整整一个世纪才最终落实，但这一做法限制了奢靡宫廷生活的肆意挥霍，也制约了无谓的军事犯险。最终，个人破产不能影响国家的理念深入人心。

　　对于法国来说，18世纪则是另外一番景象：政府一再破产迫使债权人不得不反复削减债务利息和延长债务期限，政府最终于1770年出现债务违约。在为卷入美国独立战争付出高昂代价后，法国上层社会下决心改变这一切，但是在1787年，政府再度出手救助了在一项投机性机制中蒙受损失的投资者。由于救助规模远非法国税收所能承担，政府最终通过没收个人资产来偿还自己的债务，进而加剧了社会矛盾。Harold James表示，一句话，是不愿违约的原则造成了后来的法国大革命。

　　从英国的事例来看，在债务问题上绝不食言是与发展法律安全体系、民选政府和现代民主相关的一个重要原则。而在法国，政府承担了太多债务，随后又不惜一切手段偿还债务的做法导致政府信用扫地。和英国不同的是，在当时的法国，私人债务和政府债务之间没有划分明确的界限。

　　从表面来看，上述两种性质的债务问题在当前这场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中都有体现。通过限制公共债务和让私营领域投资者承担适当的风险，德国视自己为提高政府信用的一揽子原则的坚定捍卫者。而希腊等其他一些成员国则视违约为家常便饭，据哈佛经济学教授Carmen Reinhart和Kenneth Rogoff的统计，希腊在1829年独立后有一半时间处于违约状态。

　　但事实的真相在于，德国也曾一再违反纪律，据Reinhart和 Rogoff，德国在其相对短暂的历史中曾经有八次违约。无论怎样，债务处理文化的碰撞给债务危机的解决设置了障碍：德国强调各负其责，而其他国家则希望自己的债务负担由其他、特别是那些富裕国家共同分享。那么该怎么办呢？

　　在这里，Harold James从历史角度出发，为我们提出了一些有益的经验教训：

　　第一：当断不断会导致错误的选择和政策瘫痪。

　　第二：当涉及到财富和收入分配时（就像今天南欧和北欧所面临的那样），找到解决危机的明确答案要愈加困难。

　　第三：当围绕经济的争论被用来证实一体化的合理性时，对问题的解决将变得更加困难。这意味着当经济增长陷入停滞时，推进一体化的可信性将荡然无存。

　　James表示，欧元区需要原则，但应该灵活运用。他表示，货币政策需要更加灵活，为避免未来泡沫滋生，可以针对不同地区的银行实施不同的审慎原则。

　　他同时表示，政治领域也需要更大的灵活性。为防止可能破坏货币稳定的财政政策的蔓延，有必要建立一个连贯而稳定的政治框架。他表示，解决办法之一就是将国家排除在这一框架之外，他建议设立一个全欧范围的社会保障体系，从而允许个人的福利能够随其本人在欧元区内部的迁移而转移。

　　他表示，这样做将有助于化解有关财富从北欧向南欧转移的争论，并且能够为对抗危机和防止经济增速过猛提供一个自动稳定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