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将于本周在美国加州举行“庄园会晤”，这是一次打破外交常规和礼宾凡例的中美峰会，对于两国规划和把控未来数年双边关系发展走向，具有极为重大的历史意义。

　　虽然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作为一种正式理念和官方表述是近几年才提出的，但从其精神实质而言，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历史开端却可以追溯至40多年前毛泽东和尼克松（尼逊）的会晤。

　　1969年，在美国家喻户晓的“反共斗士”、来自加州的理查德·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他所面对的最棘手外交问题就是如何结束越战并体面地从越南撤军，以及如何应对日益咄咄逼人的苏联勃列日涅夫政府，扭转美国在美苏冷战中日显颓势的处境。而在这两大问题上，中国都可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当时，中国与北越政权存在特殊关系，是“援越抗美”的主要力量；中国与苏联的关系则是日益恶化，苏联在中国北部边境加大军事部署，“苏联修正主义”成为比“美国帝国主义”更加紧迫、更加严重的威胁。

　　1969年3月和8月，中苏在珍宝岛、新疆地区分别爆发武装冲突。苏联对华发出明确的战争威胁，并不断就出手“教训”中国试探美国方面的态度。但尼克松和基辛格敏锐察觉到这是与中国缓和关系、共同应对苏联霸权的天赐良机，他们决定“拯救昔日的敌人”，并避开美国国务院、国会等，通过巴基斯坦、罗马尼亚等多个秘密渠道与中国方面进行接触，探索两国关系实现“解冻”的途径。为了表达足够的善意，还特地调整了美国第七舰队巡航台湾海峡的做法。

　　经过三年多的反复折冲，中美两国决策层就共同应对苏联、越南甚至是日本问题达成妥协，并通过“战略模糊”方式在台湾问题上形成“权宜之计”。“台湾事小、世界事大”，为了两国的现实利益，中美努力弥合了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等方面的巨大差异。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72年2月“越顶日本”、成功访华，两国签署了20世纪最重要的外交文件之一——《上海联合公报》，带来“改变世界的一周”。

　　40多年前，毛泽东和尼克松的会谈并没有涉及“烦人的”具体问题，“几个要吹的问题限于哲学方面”（毛泽东语）。尼克松在会面中对毛主席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主席的一生我们是非常熟悉的。你从一个非常贫穷的家庭登上了世界上人口最多、一个伟大的国家的顶峰。……我也出身于一个很贫穷的家庭，并登上了一个非常伟大的国家的顶峰。历史把我们带到一起。问题是，我们的哲学不同，但我们都脚踏实地，都来自人民，我们可以实现一个突破，这个突破不仅有益于中美两国，也在今后的岁月中有益于全世界。这就是我来到这里的原因。”

　　40多年后的习奥会晤会谈什么？

　　毋庸置疑，40多年后的习奥特别会晤某种程度上也需要谈谈哲学层面的问题，但长达两天的多场正式和非正式会谈肯定不会仅仅触及哲学问题，与1972年相比，今天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和重要性不可同日而语。无论如何，中美两国领导人需要以超越前人的全球视野、战略格局、历史远见和政治智慧，对未来数十年的中美关系进行“再定义”。人们期待着“改变世界的庄园会晤”和一份非凡的《加州联合公报》。

　　说到底，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为的是“避免战略对抗”，其核心在于管理世界历史上前所未见的“竞争性共存”关系。尽管两国高层领导人不断强调稳定、积极、合作的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但不可否认也不应回避的事实是，外界普遍认为，中美战略竞争关系已然存在，中国已成为美国的主要战略对手。

　　随着未来10至15年中国总体经济规模有望超过美国，问鼎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两国可能会更快地滑向一种敌对关系。有美国学者提出，这种状态虽然不是“冷战”（cold war），但却无疑是一种令人忧心的“凉战”（cool war）。去年11月，皮尤全球民意调查显示，66%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是竞争对手，68%的美国受访者表示中国不可信，只有43%的中国人对美国持正面看法。

　　两国对彼此长期战略意图存在着深深的怀疑。很多中国人认为美国处心积虑地围堵和遏制中国，而很多美国人则认为中国要把美国“赶出”亚洲，压缩美国的活动空间，欺侮美国的盟友，抢夺美国的权益，中国这几年在外交上的“强硬”则印证了这一点。在高度信息化的时代，中美两国社会之间的互疑和威胁性认知似乎并未减少，两国关系长期健康发展的社会基础正受到越来越大的考验。

　　无论如何，中美建立非敌对性关系是两国的唯一选择，双边关系的“漂流”状态是非常危险的。也许中美做不到真心实意的彼此欣赏，但在一个“大国战争你死我也不能活”的时代，两国除了合作之外似乎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基辛格在探析18世纪以来各大国玩弄“势力均衡”游戏的历史后指出：“在任何政治环境下，都存在着与意愿不符的因素，也存在着穷其一生都无法改变的因素。这是政治家必须有的一种姿态。而政治家的悲剧性本质正在于要与这种姿态作斗争。”

　　中美要靠什么相互欣赏、相向而行？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中美关系充满了数不清的“不得不为之”的权宜，而如今两国又一次走到达成“大交易”的门槛之上。

　　问题在于，来自的苏联的共同威胁早已不在，两国都有一部分精英将彼此视为最大潜在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中美要靠什么使彼此能够相互欣赏、相向而行？北京和华盛顿的战略规划者们必须摆脱传统的战略思维，必须要看到传统国家和传统威胁之外的世界。可以说，经济稳定、资源能源安全、技术发展、气候变化、人口问题、网络安全等共同构成了这个多极化世界中的“隐性一极”，也是所有大国凭一己之力或简单结盟都难以对付的一极，这些全球性问题带来的挑战比当年的苏联威胁实际上要严重得多。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未来数年将可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多尼隆近期公开表示，气候变化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现实、紧迫、严重”的威胁，这一官方表态在几年前是不可想象的。这些年中美遭遇的极端气象灾害越来越多，民众对气候变化的影响也有了切身感受，这种非传统威胁给两国带来的损失将是难以估量的。即便美国能够实现“能源独立”，它也无法承受其他国家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所带来的全球影响。“只有一个地球、共处一个世界”的约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现实而紧迫。

　　网络安全是中美关系中的新课题，而且这一问题可能会变得越来越棘手。实际上，中美在网络安全方面具有“相互脆弱性”，都是网络攻击、网络窃密和其他网络非法活动的受害者。两国需要尽快就建立某种“行为准则”进行严肃对话。此外，防止朝核危机恶化、维护阿富汗—巴基斯坦地区稳定、破解中东地区难题、构建包容开放的地区和全球贸易投资架构等等，都是中美需要及时“对表”的议题。当然，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最重要任务则是构建两军新型关系。

　　40多年前，毛泽东和尼克松的会晤标志着中美关系的“解冻”；而今日的习奥特别会晤则有望“重塑”这一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并向世界展现中美能够保持战略克制，并以积极姿态解决各种难题的强大政治意志。

　　中美相向而行才不会错过对方，过去中美要靠“反对什么”走到一起，如今则需要更多从“建设什么”的角度化解分歧、凝聚共识、规划合作。在这样一个“毛泽东—尼克松”时刻，中美已然意识到，应对共同挑战的最好方式就是合作塑造未来。

　　中美两国领导人需要以超越前人的全球视野、战略格局、历史远见和政治智慧，对未来数十年的中美关系进行“再定义”。人们期待着“改变世界的庄园会晤”和一份非凡的《加州联合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