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雅平，《外交官》（The Diplomat），2013年5月16日

日本“国有化”钓鱼岛之后，中国在当地海域进行了一些列旨在削弱日本对这些岛屿的实际控制权的活动。国际危机组织把中国的回应特征概括为“后发制人的强硬政策”。王雅平认为，中国采取此政策虽然存在合理的考量，然而，这种“后发制人的强硬政策”同时也对自身的风险与利弊得失估计有所不足。其风险包括：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一旦冲突发生对提高日本修宪的可能性，美国对美日同盟的坚定立场，以及“杀鸡儆猴”之举可能导致亚洲其他国家的“恐华心理”。

亚洲经济

李昌庸（Changyong Rhee），安德鲁·伯恩斯（Andrew Burns），乌里·达杜什（Uri Dadush），华盛顿特区

2013年4月17日 | 亚洲发展银行的年度核心出版物《2013年亚洲发展展望报告》对于亚太地区近期的经济表现及其中期发展前景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李昌庸指出，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势头强劲，并已经出现经济再平衡的趋势。其中，中国的经济复兴和东盟国家的经济反弹将会是带动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然而，伯恩斯指出，挑战依然存在：比如中国是否能实现转变依靠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亚洲各发展中国家的结构改革是否能得到持续，以及日益增加的能源需求所带来的环境、资源及经济压力。李昌庸认为，要解能源问题，亚洲国家应在短期内以发展更清洁的传统能源为过渡，同时做好长期发展清洁能源的准备。

 

中国经济

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包道格（Douglas H. Paal），华盛顿特区

2013年4月24日 | 佩蒂斯通过研究中国在经济领域可能采取的发展途径，对中国新一届领导班子及其初期举措进行了分析评价。他认为中国依靠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将面临投资成效递减及债务危机等经济失衡问题。对于该如何使经济恢复平衡，佩蒂斯推测中国新任领导人的首选政策将为逐步调整工资、利率及汇率，同时将债务移至政府的资产负债表。佩蒂斯进一步指出，把财富从居民家庭向国有部门的强制性转移是导致经济增长失衡的根本原因。所以，恢复经济平衡的代价应由国有部门而非居民家庭来承担。而中国最终是否能成功完成这一转型，完全取决于政策决策者的政治意愿。

 

朝鲜问题

韩磊（Paul Haenle），戈登·弗雷克（L. Gordon Flake），金灿荣（Jin Canrong），朱锋（Zhu Feng），杰夫·代尔（Geoff Dyer），张传杰（Zhang Chuanjie），华盛顿特区

2013年4月29日 | 过去两个月来朝鲜问题事态不断升级，弗雷克认为金正恩近期行为已逾常规。与其父亲和祖父相比，金正恩行事风格更加挑衅，值得各界的高度关注。朝鲜这一系列反复无常的挑衅行为已给中国领导层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及困扰。朱锋指出，中国领导人随之谴责朝鲜进行核试验的言辞也是前所未有的。同时，金灿荣指出，在中国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更加多元化的背景下，中国对朝鲜的战略政策不会发生巨变，而是会循序渐进。在中美两国在朝鲜问题上的合作机遇，专家们认为，美中两国政府应该创造更多的对话机会，以此促进双方的信息交流，最大限度地消除彼此之间的误解。

 

缅甸种族冲突

维克拉姆·尼赫鲁（Vikram Nehru），《东亚论坛》（East Asia Forum）

2013年4月23日 | 近三个月来，缅甸一系列的佛教徒反穆斯林种族暴力冲突迅速蔓延。去年发生在罗兴迦族穆斯林社区导致了大量伤亡，超过10万人流离失所，一度使缅甸陷入面临国家分裂的危险。尼赫鲁认为此冲突的根本原因在于穆斯林少数民族在缅甸没有合法地位。由于未得到国家的承认，大部分世世代代在缅甸繁衍生息的穆斯林少数民族不享有任何法律权利，因此很容易遭到攻击，攻击者亦不会受到法律惩处。针对缅甸政府调查委员会的解决方案报告，尼赫鲁指出，获得永久居留资格的法律鉴别流程应适当降低其证明文件的标准，使更多的穆斯林少数民族能够顺利的得到合法身份。其次，加快发生暴力事件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为各民族群体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也可为未来的和平繁荣奠定基础。

 

中国军事

C·拉贾·莫汉（C. Raja Mohan），《印度快报》（India Express）

2013年4月24日 | 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号”的首次远洋航行，标志着中国海军已从60多年前那支微不足道的武装力量转变成可以在改变太平洋和印度洋军事力量的平衡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力量。莫汉认为，“辽宁号”的整装待发体现了中国解放军的核心任务已不仅仅局限于国内安全和国土防御，还包括了保护其在国外日益增加的利益、地区政治安全施加影响以及促进国际和平事业等政治意愿。莫汉进一步指出，中国军队逐渐发展的外向型军事定位是中国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而此发展方向也将对中国的邻国带来重大影响。

 

日俄关系

德米特里·特列宁（Dmitri Trenin），《环球时报》（Global Times）

2013年4月27日 |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近期对俄罗斯的访问引发了外界的议论，评论认为东亚地区形势的发展，比如朝鲜半岛问题、中日东海领土争端以及中国军力的提升，都促使日本政府将外交与安全问题放在日本政府首要议题上。特列宁分析，安倍此次访俄背后的意图可从一系列的地缘政治和经济的因素来理解，比如日本对俄罗斯石油及天然气的依赖，希望俄罗斯在亚太事物中扮演更活跃的角色等。在诸多对安倍访俄意图的猜测分析中，特列宁认为，妄想通过日俄结盟来牵制中国的意图是不切实际的。因为俄罗斯的行事风格特立独行，始终谋求一种平衡的态势，力求使其经济和政治关系实现多样化，以便使自身获得更多的选择机会。由此推敲，俄罗斯会与所有有关国家发展良好关系，但在任何方面都不会过于偏向某个国家。因此，俄罗斯和日本之间稳固的关系不会对中国造成威胁。

 

核武器

詹姆斯·M·阿克顿（James M. Acton），《核扩散评论》（Proliferation Analysis）

2013年4月22日 | 针对“中国并没有改变其有关核武器的信条”一看法， 阿克顿作出了回应。他认为虽然他希望“中国正在重新考虑其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承诺”的想法是错误的，但诸多原因促使他无法完全相信中国会继续保守其对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此猜测首要原因是中国此次新出版的国防白皮书中并未明确提及中国长期奉行的此承诺。除此之外，阿克顿指出，在日内瓦举行的2015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的筹备会议上，中国对于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陈述措词明显弱于往年。其次，他认为中国今年也没有像往年一样呼吁所有的核武器国家缔结一个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多边条约。 综上所述，阿克顿认为此猜测并非凭空臆断。他提出，在此背景下，中美两国之间就核威慑问题进行更深层次的交流接触是有必要的。

 

中国外交

伊恩·布雷默（Ian Bremmer），问答专访（Q&A）

2013年4月30日 | 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正在转变其在亚洲所扮演的角色，与此同时领土争端以及其他争议性问题也在影响着中国与其邻国的关系。在问答专访中，欧亚集团总裁伊恩?布雷默分析了全球秩序与中国在亚洲转变中的角色。他表示，中国政府倾向于发展双边关系，但随着中国影响力的增加，其将越来越需要在多边场合富有成效地开展工作。

 

中国能源

查道炯，文章

2013年4月16日 | 北京的雾霾再一次提醒中国政府所面临着一个颇为深远的挑战：如何转变追求能源安全的思路，以及如何通过调整能源消费结构而尽量减轻对面临环境的损害。查道炯认为，中国的政策制定者需要在能源政策目标上确定优先顺序，即总成本（环境成本以及社会成本）应优先于确保供给、压低生产和消费成本，以此来改善持续恶化的环境问题。查道炯进一步建议，中国政府应当成为一个能源产品标准的制定者，督促各方多使用清洁能源，并对国外开放国内的能源市场，吸引外商投资从而实现市场一体化。最后，他指出中国政府的能源政策必须将各个利益攸关方都动员起来，以实现在空气质量上以及其它环境领域的切实进展。而这一动员需要中国领导班子的大力推动。

 

兰普顿（David M. Lamption），2013年7月

《亚洲政策》（Asia Policy），第16期 |  在2012年2月访美期间，习近平称中美关系为“21世纪主要国家的新型关系”。在过去一年中，这一提法已经在华盛顿被普遍接受和认可。作者指出，如果处在这一核心关系的中美两国无法避免冲突，对世界的影响将可能是灾难性的。文章认为，这种新型关系应建立在合作的基础上，双方都致力于合作发展经济，增加就业，提升危机管理能力，建立亚洲安全机制和军事战略对话，而不是彼此都试图建立排挤对方的联盟。
双方的共同战略出发点在于中美都不希望彼此成为宿敌，合作的好处远大于冲突，并且双方都更需要专注于国内事务和制度改革。但作者认为，当前的局面正朝着令人堪忧的方向发展：亚洲部分地区出现紧张局势，而中美之间又面临战略不互信，似乎正在应验进攻性现实主义“一山不容二虎”的假设。因此，建立中美之间的相互理解非常关键，双方应该通过积极而循序渐进的步骤，推动中美关系向新型的避免冲突的战略关系发展。
对此，作者提出五条建议：第一，中美双方应努力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为对方在本国的直接投资扫清障碍，或进行共同投资；第二，两国应重新思考如何建立中美双边对话机制，并任命一个高层官员明确和负责双边关系的管理；第三，双方应将战略沟通制度化，扩大军方之间交流与合作，并深化各级战略讨论；第四，提高各自对第三方国家的管理能力；第五，重视和发展民间友好往来，避免公民间的疏远。
除此之外，作者还建议华盛顿和北京从地方级别的交流入手，建立新型双边关系。作者认为，如果让地方领导人及其代表更加直观地了解友好双边对就业和当地经济带来的巨大好处，将有助于国会议员和地方代表对中美关系转向温和的态度，而不是强硬政策。

 

克莱尔·托帕尔（Claire Topal），桑德拉·沃德（Sandra Ward），2013年5月1日

国家亚洲研究局（NBR） |  近月来，中国爆发新型流感病毒，被称为H7N9。2013年3月31日，中国上海发现两例人感染新型禽流感病毒死亡案例。到4月20日，据新华社报道，共有126起人感染禽流感病例，其中24起具有致命性。自2003年人感染禽流感病毒在亚洲爆发以来，此类变种流感病毒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NBR在此背景下，对维康信托基金会的流感专家杰里米·法拉进行了采访。
杰里米·法拉指出，近年爆发的H7N9型禽流感相比此前的H5N1型爆发周期更短，感染后甚至只需要四周便会爆发。同时，相比H5N1，这种病毒更容易从家禽传播到人类，表明其跨物种传染能力更加令人担忧。除此之外，此类病毒的隐藏性也更强：受感染的家禽看上去很健康，很难判定感染了疾病。而现在虽然疾病监测技术进步，但仍有许多不确定性。作者认为，做好风险管理和增加公众参与都至关重要。杰里米·法拉同时认为，亚洲—尤其是中国—发流行疾病与亚洲人口众多、家禽密集有关系，因此流感爆发的几率更高，而不是因为外界猜测的其他原因。
谈及中国的疾病预防，杰里米·法拉称赞了中国在这次H7N9变种流感中的进步。相比“非典”初期中国政府信息不公开，中国当下已经持积极开放的态度，尤其是在信息透明与病毒库的建立上成效显著。这些都帮助医疗机构有效控制疾病的蔓延。除了中国的进步值得称赞外，杰里米·法拉也对美国和墨西哥在流行病控制方面的成效也颇为肯定。他认为，美国和墨西哥在共享资源，提供信息和公众沟通中都表现出色。

 

伊利·拉特纳（Ely Ratner），2013年5月3日

《华盛顿季刊》（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  奥巴马进入其总统的第二个任期，在外交政策上也继续转向亚太地区。虽然亚太地区多数国家都欢迎美国将亚太视为外交政策的有限选项，但这一转向也加剧了中国对美国意图的担忧。美国在亚洲扩大军事力量，加强与盟国的合作伙伴关系，这些行动被北京视为制约中国崛起的举动。作者认为，在未来几年中，中国的不安全感可能会随着美国深化其与亚洲的经济、外交、军事接触而加强。这将限制美国在地缘政治问题上与中国合作和对其施加压力的能力，同时也不利于维持稳定的双边关系。
文章指出，中国国内目前普遍认为美国在亚洲的行动旨在限制中国崛起和维护美国霸权地位。这一观点在学界、官员、军方和公众之中都占主导地位。他们认为，美国用心恶毒，一方面主动挑起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包括菲律宾、越南和日本）之间的冲突，“炒作”分歧；另一方面，为这些国家挑衅中国的行为撑腰。
作者认为，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中国则有可能加深与美国抗衡的意图，这会损害美国的利益：美国将很难受益于一个排斥美国而同时经济军事现代化的中国。除此之外，如果中国通过其在亚洲的影响力搞“恶作剧”，与美国较劲，那将不利于美国。即便是中国不刻意兴风作浪，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分歧加深，也会恶化美国与其盟国之间的伙伴关系：韩国、泰国、甚至澳大利益都已经变得更加谨慎，而越南、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也不断缩减与美国的军事关系。因此，文章认为无论何时，美国的决策者都需要竭尽全力保持与北京的关系，通过持续的政治参与稳定中美关系，并推动双边关系的发展。
作者认为，在外交转向“新平衡”的努力下，美国也需要通过不断的承诺和密集高层对话来稳住中国，以应付不可避免的危机。此外，从更广的角度来看，保持与中国的持续接触，也更有利于确保美国在亚洲的利益，实现新的战略平衡。美国的转向亚洲战略将会继续，但也必须考虑中国的情绪。

 

黎楠（Nan Li），2013年4月30日

《世界政治评论》（World Politics Review） |  文章分析，中国军政关系的传统是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共生关系发展而来，而不是基于功能或技术的专业体质分界。然而，这种共生关系难以长期维持文职官员和军方领导人的意见高度一致，从而衍生出政治竞争和对抗。这些竞争的特点是在军队的分化中贯穿着政治人物的拉帮结派：即解放军参与国内政治，参与政党领导人的权利斗争。
作者指出，这种军政体系在毛泽东逝世后有所改变。邓小平上台后，解放军终于回归军营，出现了功能分化和技术专业化。党和军队的边界也变得更加的清晰。这使得军队可以享受更多的军队自主权，发展其技术专长。这也使得党的领袖难以挑动解放军来进行内部权力斗争，因为军队的功能已经由于个人和派系。但在邓小平时期，政党高层领导人个人对军队的影响力依然很大。
邓小平之后的领导人，包括江泽民和胡锦涛都不再依仗解放军直接压制国内社会动荡，也没有用它来干预内部领导层权力斗争。相反，他们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军政关系，使解放军获得更多自主权。江泽民上台后，实施了两大政策。首先是增强了党和国家的治理，增强共产党的统治合法性，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但这同时也减弱了解放军国内政治动员的作用。第二项政策是解放军功能和技术的集中化。这两项政策都有助于巩固军政分界，使解放军都更专注于其专职。
胡锦涛上台后在国内采用软硬兼施的措施，以维护社会稳定。在国际事务中，他特别要求解放军维护中国的海上利益和海洋通道，以及涉及领土主权的空域和海域。同时，胡锦涛还要求解放军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和国际人道主义援助。
至此，解放军在军政关系中的体制界限也更加清晰。但另一方面，这种转变也带来了一大新挑战：即是外交和国家安全政策的跨部门协调。一种模式是，新一届领导人为巩固权力而讨好解放军，这使得军方可以获得更大的政策影响力。另一种模式是国内政治治理为主，而专业化的解放军则专注于外部任务。无论哪种方式，都将对中国经济政治，以及外交和安全政策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蒂姆·萨默斯（Tim Summers），2013年4月

《亚洲计划》（Asia Programme） |  中国经济发展引人瞩目：在过去几十年间，中国已经成长为最大的贸易国和最大的外汇储备持有者，以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外交上，中国在联合国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因此，中国国际化之路值得探讨和研究。文章分析了中国领导人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以及相关战略背景和体制所带来的局限。
2008年经济危机以后，中国出现了一个值得关注的思维趋势。首先，随着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相对衰退，认为权力正在从西方转向东方的观点开始流行。虽然这一观点存在争议：美国和其他经济体依然保有强大的实力，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在国际经济中做出贡献的决心日益增强。其次，金融危机动摇了西方国家主导的“华盛顿共识”，“中国模式”愈发成为它的替代品。第三，在全球治理方面（尤其是经济领域），金砖四国异军突起，而G8也扩展到G20。中国增加了在许多国际组织和机制中的参与，中国企业也逐渐“走出去”，在全球探索投资和贸易机会。
在新一届的高层权力交接中，习近平接替胡锦涛成为党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令人惊讶的是，习近平还立刻接受了中央军事委员会，而胡锦涛当年则是在上任两年之后才得以接任此职位。习近平军方的背景使得为党和军队良好合作关系奠定了基础。作者认为，习近平的三个职位——党的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和国家主席——中，前两者最为重要，将有助于其巩固领导，确保党的发展方向。但是，这也有局限性：在政治协商的体制下，习近平需要在党内建立共识，才能确保政策的实现。习近平过去福建和浙江的工作经历可以看出其对国际贸易和投资的重视，而李克强也颇具国际视野。新任领导人的这些经历对中国的国际化将发挥不可忽视的作用。
党的十八大报告表明，中国越来越重视以全球视角来应对中国内部外部面临的变化和挑战，并且这一思维可能会在接下来二十年中加以延续。报告强调了经济互动，谋求双赢，尽管提出建立军队现代化，但也强调需要加强合作和互信。作者分析，十八大报告体现出中国在其国际化的过程中将遵循和平发展的道路，但也不可能放弃其应有的利益。同时，随着中国不断强大，如何处理与邻国的关系将是中国领导人在国际领域中面临的主要挑战。

 

迪利普·达斯（Dilip K. Das）

《东亚经济一体化》（Journal of East Asian Economic Integration），第17卷第1期，55-79页 |  文章探讨了中国同其周边亚洲国家的经济关系，以及亚洲经济的相互融合和互动，并对中国如何影响其亚洲邻国经济和形成以市场为主导、私营部门驱动的共生协同经济关系做了分析。
作者指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是中国在亚洲经济中角色转变的分水岭。中国在危机中保持了健康的经济发展势头和稳定的国内政策，在亚洲国家中独树一帜。而此时亚洲两大经济体——日本和东南亚国家——对危机处理不当，使得亚洲国家开始投向中国寻求经济依赖。在此机遇下，中国采取了开放的贸易政策立场：中国单方面降低关税，同时吸引投资。此阶段，中国通过有条不紊地扩大和深化与邻国的经济联系，赢得亚洲国家的信任，并不断发展区域经济内的共生关系，并逐渐成为该地区经济增长主要引擎。
这一趋势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亚洲生产和销售格局逐渐向三角贸易格局演变。日本作为新型工业化经济体，出于技术较高阶层，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中国则成为终端产品整合出口的最大市场。到2006年，中国已经成为东盟的第五大出口市场和第三大进口来源地，东盟国家的进口和出口越来越多的以中国为中心。三角贸易进一步加强了亚洲经济的区域一体化，也促成了中国重要性的发展。
但同时，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强大，亚洲国家对“中国威胁”的恐惧也由此而生。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崛起排挤其他亚洲经济体的贸易机会，尤其是在出口方面。同时担心中国不惜牺牲亚洲其他经济体利益来吸收外国直接投资。但作者认为，这些担忧并证明是有所夸大的。作者认为，中国经济的活力也会传染给亚洲经济。各种证据表明，迅速成长的中国已经同整个亚洲经济形成了共生共荣的关系。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不但不会阻碍其他国家，反而更有利于促进区域繁荣。

 

保罗·凯利（Paul Kelly），2013年5-6月

《美国利益》（The American Interest） |  在过去六十年来，澳大利亚一直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可靠同盟。澳大利亚与美国有着相似的政治制度和国民体系，是天然的忠诚盟友。然而，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澳大利亚也陷入了两难的局面。一方面，澳大利亚希望调和其与迅速崛起中的中国之间的经济合作关系；另一方面，又需要顾及深化与美国的军事同盟。作者指出，澳大利亚的未来取决于其是否有能力管理自己与这两大国的关系，实现一个统一的战略构想。
总体而言，澳大利亚是一个大赢家。随着全球经济重心加速转移到亚洲，特别是中国，澳大利亚也受益于与中国和亚洲的经济联系。然而，在同时，区域经济增长不平衡、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环境引起了不稳定因素，也意味着它需要加强与美国的传统盟友关系。这种两难的情况造成了澳大利亚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挑战。
在上一个世纪，日本成为澳大利亚的主要贸易伙伴。所幸的是，日本同美国也保持着盟友关系，因此，澳大利亚并不需要在经济利益与安全伙伴之间做出艰难选择。这也促成了澳大利亚的最重要的战略学说的形成：即澳大利亚在亚洲的参与和与美国的联盟是相辅相成的。
但是，随着中国取代日本成为澳大利亚的主要贸易伙伴，这一说法受到了挑战。
中国的崛起使许多国家受益，澳大利亚也在其中，尤其是在2008年后欧美经济发展停滞，澳大利亚与中国的经济联系进一步加深。根据澳政府的估计，未来澳大利亚将更加依赖于亚洲和中国发展。
同时，澳大利亚面临着一种新情况：其主要的经济合作伙伴已不再是其主要的战略联盟合作伙伴。面对中国崛起，澳大利亚自身也有危机感。因此，没有美国在太平洋的同盟关系作为支撑，澳的安全也可能受到威胁。
文章分析，尽管与中国的联系紧密不可分，但澳大利亚更加注重与美国的安全同盟。工党方面认为美国的衰落只是相对的，并不希望摒弃澳美同盟，但同时澳大利亚也必须保证与亚洲的友谊。保守派并不看好与中国的关系，认为其不比与美国的关系重要。因此，澳大利亚公开欢迎美国转向亚洲，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存在来平衡中国的崛起。作者认为，澳大利亚的选择并不会恶化与中国或者美国的关系，澳大利亚可以妥善处理好这一局面，兼顾双方。只要中美不会演变为零和竞争，在未来澳大利亚领导人应能成功预期和管理好这一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