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脚步已经进入了21世纪第二个十年。回顾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国际社会所面临的风险挑战日益多样化、扩散化。在此期间，中美关系却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取得了丰硕的发展成果。目前，中美关系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富活力、最具影响、最有内容的双边关系之一。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如何把握好、维护好、发展好中美关系，让中美两国人民放心，让世界各国人民安心，这是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战略性课题。中国在这方面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推动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显然，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是这一战略构想中的应有之义与重中之重。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新”在何处？这首先体现在行为主体是新的，即中国不是历史意义上的传统崛起国，而美国也非传统意义上的守成国。中国不寻求挑战当前国际秩序，而是成为国际体系建设与完善的参与者与贡献者；美国不寻求遏制中国的发展，而是创造更具包容性、开放性，更有代表性、合法性，更富公正性、权威性的国际体系。

　　其次体现在当前国际新形势上。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中美之间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高度依赖关系。中美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2012年，中美贸易额创历史新高，达到近5000亿美元。美国成为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同时也是中国外资最大的来源地之一；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持续推进，中美之间深层次、多领域交流明显强化；国际安全面临着复杂的多样性挑战，这使得中美两国既无法独自应对，也不能独善其身。因此，中美两国之间不仅因为紧密的共同利益而捆绑在一起，而且因为不可推卸的共同责任而结合在一起。

　　正因为中美两国树立了利益共同体意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才具备了基础条件。然而，“知易行难”。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需要两国做出持久不懈的巨大努力：

　　一是超越历史宿命魔咒，树立和谐相处典范。从历史上看，传统大国崛起模式意味着战争。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关系永远是紧张的、猜忌的，“大国政治的悲剧”困扰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但是，如果沉溺于历史经验，人类将陷入循环怪圈而无法前行。就如奥巴马总统2009年在开罗大学的演讲中指出的，“如果选择被过去束缚，我们将永远无法向前迈进。”有幸的是，中美两国领导人拒绝做历史的重复者，而愿意成为历史的创造人。

　　2011年初，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访美期间表示，中美两国应该探索并建立一种“前无古人，但后启来者”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奥巴马总统也表示，“美中两国可以向世界证明，美中关系的未来不会重蹈覆辙。”除了领导人的战略远见之外，残酷的事实也迫使人类不得不对于传统“权力转移”模式进行深入思考。当今世界，战争不仅无法成为获益工具，甚至已经沦为自我毁灭的利器。

　　二是超越零和博弈思维，探求互利共赢之路。“你赢我输”的零和博弈思维曾是传统权力转移的不二法则。然而，在高度相互依赖的国际环境中，只有让别人生活得更好，自己才能生活得更好。寻求零和博弈式的完全收益不仅难以达成目的，反而会祸及自身；

　　三是超越意识形态分歧，拓展共有知识领域。意识形态的形成具有历史性，是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意识形态也具有国别性，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固定范式。以意识形态划线的传统思维已经完全无法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相反，拓展国家间的共有知识却有助于消除误会，化解矛盾，实现最大化国家利益；

　　四是超越发展道路异见，谋划人类进步前景。道路选择主要依据的是本国国情与历史元素。各国发展道路因国情不同、历史各样、发展阶段相异、文化传统有别而具有特殊性。“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国家间关系理应摒弃发展道路争议，从各自国家的国情与人类共同进步的角度来谋划与应对。

　　“美国梦”和“中国梦”可共同铸就“世界梦”　 利益是国家间关系的黏合剂。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有利于中美两国及两国人民的利益。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中国的持续稳步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是中国有序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中国人实现自我梦想的重要保障。

　　事实上，锻造当下“美国梦”也需要构建一个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大国关系。美国是当今世界上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最重要大国，然而近些年国际环境的复杂性也展现出美国在全球治理、经济发展、维护国际安全方面的能力有限性。正如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莉在2012年的一次演讲中指出的：“一个兴旺的中国对美国有利，一个兴旺的美国也对中国有利。”美国大西洋理事会（The Atlantic Council）在2012年发布的一份题为《展望2030：后西方世界中的美国战略》（Envisioning 2030：US Strategy for a Post-Western World）的研究报告中也指出：“在包括多边机构、全球金融体系、核未来、网络安全、外太空、气候变化、全球资源紧缺和亚洲安全等广泛的国际事务中，美中关系都将成为成败的关键。”可见，美国国内对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也具有广泛的共识。

　　不仅如此，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还有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中两国如果因循历史老路，世界将经历不可承受之重。实际上，机会均等，崇尚个人奋斗的“美国梦”与人人参与，追求美好生活的“中国梦”共同铸就了和平共处、繁荣共享的“世界梦”。

　　“高处不胜寒”。随着中美关系的深入发展，两国之间存在的老问题、新矛盾也日益凸显。但是，这些问题的存在不应被视为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障碍，而应被视为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动力。

　　首先，中美结构性矛盾导致中美战略互信不足。“互信赤字”已经成为制约中美关系深层次发展的重要因素。关于这一点，中美学者已形成了一定的共识。例如，2012年美国著名中国问题学者李侃如与中国著名美国问题学者王缉思合著的研究报告——《中美战略互疑：解析与应对》，在中美两国学术界、战略界产生了较大影响，这突出体现了两国专业人士对中美互信问题的重视与担忧。不过，笔者认为，在“自助”的国际体系中，完全意义上的“互信”是一种稀缺产品。从这个角度来说，促进中美间的深度相互理解可作为今后一个有益的发展方向。

　　其次，中美认知性差异导致中美战略性误解的固化。中美之间在历史传统、发展阶段、文化价值、政治制度等方面存在着不小的差异。这种差异势必影响到中美两国的思维方式与认知方式。以笔者浅见，中国将自己定位为一个正在迅速上升的发展中国家；一个遵守国际规则、承担国际义务、改善国际关系的国家；一个走和平发展道路，建设和谐世界的国家；一个愿意与国际社会交流互动、共同进步、共享成果的国家。

　　中国的历史传统、文化内涵、发展现状与人民诉求决定了当下和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的战略意愿与主要任务是专注于国内经济社会的现代化发展，具体而言就是要实现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到中国建国100年，即2049年时建成现代化国家的目标。在国际战略上，中国一直强调，中国不挑战美国的国际利益，不挑战当前国际秩序。中国寻求的不是体系更迭，而是体系更新。这一点与美国的战略意愿非但没有冲突，而且存在互补。

　　现实利益矛盾导致中美关系复杂化

　　中国希望美国能够全面地看待中国。中国既希望美国能看到中国有承担国际义务的强烈意愿与实际行动，也希望美国能够理解中国在承担国际责任中的能力限度。中国是一个快速发展中的大国，创造了很不平凡的成绩。但中国也面临着让超过一亿多人脱离贫困的重担，承受着国际社会对中国履行更大国际责任这一期望的压力；中国希望美国在看到中国量的增大的同时，也看到中国质的薄弱。中国目前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这仅能说明中国量的增加。对于一个拥有960万平方公里国土，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这样的成绩虽来之不易，但也并非尽善尽美。

　　中国面临着地区发展不平衡、经济结构不完善、发展方式不可持续等诸多问题，这决定了中国必须要转变思路、更新理念，在提高总量的基础上更加注重质的提高，并将之作为衡量中国现代化之路成功与否的更重要标准；中国希望美国不仅要看到中国的历史，也要看到中国的现实。从历史上看，中国曾经是一个有着辉煌成就的大国，也曾是一个遭受深重苦难的大国。

　　有些人将中国古代的光荣与近代的屈辱联系在一起，认为在历史悲情主义的作用下，壮大的中国会强烈反弹，对国际社会造成冲击。这些人可能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知之不详。“多难兴邦”，曾经的辉煌将化为不断进取的精神力量，过往的悲苦将变成努力向前的昂扬志气。中国人珍视历史的赐予，更重视当下的所有，更向往未来的创造。中国人不会为历史所羁绊，而是将历史作为镜鉴，走好当下的每一步。

　　最后，中美现实利益矛盾导致中美关系复杂化。国家间存在利益之争乃是国际关系中的常态现象。然而，中美之间存在的现实利益问题不仅体现在中美两国之间，还间接存在于第三方。甚至，第三方的干扰因素成为影响中美关系发展的关键性变量。鉴于此，中美两国需要以诚相待的坦率态度，以和为贵的竞合精神，以礼相交的处事原则，以信立身的自我修养来筹划与发展未来关系。双方不需要回避问题，掩饰矛盾，但也不应夸大分歧，而需要正视分歧、管控分歧、化解分歧。因为有矛盾分歧，中美需要加强沟通；因为有利益契合，中美需要拓展合作；因为有共同挑战，中美需合力应对。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并非意味着中美全部利益的重合，不存在矛盾，而是指中美之间共同利益大于彼此矛盾。中美双方应通过互利共赢的合作来做大、做实中美共同利益的“蛋糕”，并以此来弱化相互矛盾的消极效应，最终实现双方利益最大化，世界利益最大化。

　　诚然，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是一条没有先前经验可循的新路，需要中美两国有着“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精神与“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坚定意志，需要中美两国有着高超的政治智慧与海纳百川的大国胸怀。这虽是一条充满坎坷、布满荆棘的“长征”，但中美已踏步前行。

　　作者任职于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