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公交车起火共造成47人死亡、34人受伤，初步认定系严重刑事案。厦门市发布：厦门公交车起火共造成47人死亡、34人受伤。经厦门警方全力侦查，目前“6·7”案件已锁定犯罪嫌疑人，案件取得突破性进展。据悉，嫌疑人叫陈水总，男，170-175cm，最初报道的年龄35-40岁，后有媒体披露，其年龄约为59岁。

　　第一时间，有人发现网上有一个“陈水总”的微博，短短12篇博文，大致可以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陈水总早年下过乡，回城没有房，做小生意两次被取缔，到退休年龄办理社保又遭遇踢皮球……新仇旧怨，让他失去了理性，点燃了心中那把邪恶之火，最终将凶狠毒辣的罪恶之手，伸向公交车上的无辜平民？

　　如果这个微博的内容属实的话，它道出了这个悲痛事件的发生根源，一个绝望者，用尖锐的方式，向这个社会发出了极端的表达。这样的场景，实在令人熟悉。

　　往回数，几年之内，类似的熟悉场景我们见得太多了：2009年，成都“65”公交车燃烧案事件，犯罪嫌疑人张云良因个人生活不如意，无法应对，转而向社会宣泄愤怒，放火烧车，导致二十多人死亡。

　　2010年7月30日，湖南长沙市芙蓉区国税局东屯渡税务分局三楼办公室发生爆炸，造成4人死亡、19人受伤，伤者已送往附近医院救治。嫌犯是51岁的残疾人刘某，因生计无着做生意遭遇一些麻烦，积小烦为大愤，走向极端。

　　2012年，河北丰宁满族自治县一男子驾驶小轿车在中学门口连续撞倒23名学生。据媒体报道，驾车男子殷铁军，现年48岁，离异，无固定职业。因其对女儿殷晓雪被害一案一审判决结果不服，产生寻机滋事念头。

　　还有包括2010年3月23日杀死8名小学生的张民生；因儿子患再生障碍性贫血无钱救治而劫持“小天使基金”女工作人员的河北省河间市村民孙文辉等等等等……

　　这些造成群死群伤惨烈悲剧的事件，是不折不扣的恐怖事件。但与国外某些政治意味很浓重且有着强大宗教背景的恐怖活动不同，我们社会面临的恐怖活动，体现着一种独特的“中国式”特色，其特征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嫌犯大多没有政治背景和诉求，大多有具体的民生类或诉讼类的直接利益诉求；其身份多为底层的弱势者；或多或少地与政府机构有着交接并受到消极回应；在求助未成时偏狭地往窄处想；他们向社会实施报复的目标，是把暴力施向比他们更弱的人群……

　　说“绝望阶层是社会恐怖活动的温床”，一点都不为过。我们虽不能确定这个社会是否有这样一个“绝望阶层”，但散落在社会各处的，心怀着各种压力和失落的人们，应该是有一定数量的。我们在极端事件中认识的，只是极少数。他们因各自不同的原因，而陷入到各种失落和悲伤之中，最终导致心理失去平衡。我们每漠视一个这样的人，就为社会埋下了一个不安定因素，而最终引发恐怖的悲剧，这个道理，必须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和反思。

　　不要让冷漠和推诿，成为积聚怨气的原因；不要让绝望者，用暴力来诉说他们的无助。不要让无辜者，成为一个个无端愤怒的牺牲品；不要让我们的社会，陷入到各种意想不到的灾难中去。基于此，请善待你身边每一个弱势者，请耐心倾听并真诚地为他们解决燃眉之急。请在他们成为凶手之前，用你的责任感和爱心，为社会筑一道安全的墙。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无数次验证过的事实。

于泽远：陈水总与贪官

造成47人死亡的厦门公交车纵火案震动中国社会。《厦门日报》一篇题为“陈水总丧心病狂，全社会必须共诛之”的评论，更让这起惨案的肇事者陈水总和体制、贪官成为许多网民“吐槽”的热点。
从当地官方公布的人证、物证看，这起后果严重的纵火案事实基本清楚。年近花甲的陈水总自认受到权力部门不公对待，加上生活潦倒，遂挑选人员密集的公交车纵火行凶，不仅自己丧命，更让一众无辜百姓横遭大祸。
陈水总为什么走上反社会道路成为网络舆论热议的话题?尽管陈水总只有初中文化且经济拮据，但他有自己微博并发布过不少个人信息，让外界对他的动机有所了解。按照陈水总的说法，他维持生活的摊子被城管取缔，派出所把他年龄搞错并拒绝纠正，有关部门不给他办理社保，一个姓董的科长还多次忽悠他。
于是，一些网民将陈水总的暴行归咎于他投诉无门，贪官当道。某家网站在首页文章中谴责陈水总提到的“董科长”，认为“这所有的理由让一个最底层的人产生强烈报复社会的源由,而正是这些ZF（政府）部门的人和制度才是这场惨剧最大的罪魁祸首!”“逼他走向不归路的是体制，而体制是个无法具体到人的东西。既然武警看守的政府大院进不去，坐公交的平民便成为体制的牺牲品。”
《厦门日报》6月11日发表评论，将同情陈水总的言论概括为“杂音”，指这些“杂音”忽略了放火行为带来的严重社会伤害，转移了法律问题的定性，掩盖了社会矛盾的本质，更误导人们对这种极端方式施以同情。评论强调，这种滥同情，说到底，本质上是一种恶，是对法律尊严、公众情感、社会心理的“杀戮”。
不料这篇评论又引来不少网民对体制和贪官的反弹，评论的“文革式标题”也受到一些人的质疑。有网民在凤凰网留言说：“一看这标题就足见缺乏理性，陈水总固然该杀，可是仅仅诛之就可以解决问题吗?如果不能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那么今天是陈水总，明天就可能是李水总，我们为什么不进行深层次思考呢?是什么原因导致他如此穷凶极恶呢?这才是我们重点关注的，也是我们要着力解决的。死人是可悲的，但如果不知其所以然，不从本源上去预防，那悲剧还会上演，这才是最可悲的。”
不少网民将陈水总与贪官进行比较，认为陈水总固然可恶，贪官更该杀。甚至有人对陈水总的极端行为表示理解，认为这是官逼民反。一个名为“湖北末班车”的网民在凤凰网留言说：“宋江不在了，不然陈水总会上梁山的。粱山人都是被逼当好汉的，流芳百世。”
网络舆论将陈水总和体制、贪官揉在一起，甚至因吏治腐败而同情陈水总，反映出当下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复杂和迷惘。陈水总自述的不公对待和艰难生活或许值得同情，也可作为犯罪心理学者分析他走上不归路的重要原因。但是，无论陈水总个人际遇和生存状态如何，他以如此残暴的手段报复社会、伤害无辜，都不应得到任何同情和宽宥。
的确，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矛盾丛丛，问题成堆，不公平、不公正的现象比比皆是。官方必须正视这些矛盾的尖锐性，在改革体制、打击腐败、改善民生等重大问题上迈出更大的步伐，才能让公众看到对未来的希望，同时减少产生陈水总这类极端人物的土壤。但任何社会，都难免有部分人在底层艰难谋生，或遭受不公正对待。同样在任何社会，个人遭遇和制度缺陷绝不能成为任何人伤害无辜的借口——这也是普世价值。否则，法治以及民主都会沦入空谈。
部分网民从陈水总犯罪痛斥贪官横行的社会现象，这可以理解，也有助于官方更深刻地了解社情民意。但需要指出的是，体制和贪官不能成为陈水总反社会的理由，更不能成为给这种残暴行为开脱的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