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日本围绕着修改宪法,朝野议论纷纷,也牵动着相关国家的神经,特别是曾经为日本制定战后和平宪法的美国和饱受日本侵略的中国等亚洲国家。二战以来,世界风云万变,日美中关系更是变化重重。
日本曾在上世纪30年代打着“同文同种”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旗号出兵中国;也曾在40年代以赶走“美英鬼畜”解放东南亚的借口出兵东南亚。曾几何时,“同文同种”成了中国威胁论;“美英鬼畜”成了日本的保护神。这是何等的讽刺!如何把日本近期关于修宪、与中国的领土冲突、安倍晋三首相近期关于历史问题以及东京审判的“新思维”式发言等动态放在日中美新三国演义中来理解,是一个被广泛关注的课题。
日美关系可简单地概括为战败者与战胜者之间的利益取舍。太平洋战争时期,美国吃了日本偷袭珍珠港的亏之后,以雄厚的工业力量迅速恢复了空海军势力并准备反攻日本。在反攻前夕的1942年6月,美国总统罗斯福下令成立战时情报局,邀请著名人类文化学家潘乃德(Ruth Benedict)主持研究和探讨有关日本的国民性。两年后,她提出了一份关于探讨日本人的行为模式及如何处理天皇的研究报告。美国《财富》杂志编辑部也同期推出了关于日本帝国的研究特集。这两件事反映了当时在关于日本问题的处理上,美国秉承了其一贯的务实处事风格。战后,潘乃德依据其报告改写出版了日后成为著名经典著作的《菊花与剑》。该书不仅风靡世界,在日本也一直是畅销书,创下了迄今为止200多万册的销售量。美国政府也采用潘乃德的建议,没把天皇列入战犯并保留了天皇制。潘乃德在比较日本人与西方人的行为之后,认为日本人的行为多基于羞耻感,而美国人则是罪恶感。所谓的羞耻感,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好面子。
美国占领军解散了财阀
战后,美军进驻日本,在战胜者和正义感的思维架构下,认为日本走上军国主义是由于财阀牢牢控制军工业和土地,神道教育是战争引擎。为了避免日本再度走上军国主义的道路,美国占领军解散了财阀,实行政教分离以及言论自由的民主制度,解雇了几十万名公教人员,对战犯进行了审判——即判决14名甲级战犯死刑或终身监禁的东京审判。接着公布了和平宪法,在第9条中明文规定日本放弃武装、第20条和第89条中规定政教分离、第96条中规定高门槛修宪。在民主教育制度下废止了学生向皇宫方向鞠躬呼万岁,开始推行言论自由。很多有良知的史学家出版了不少有关揭露侵略战争的罪行和反省战争责任的著作。可是,这些学者被逐渐得势的鹰派国粹主义冠以自虐史观学者。而大部分日本人也因其特有的护短、不质疑的愚 忠,为了不自讨没趣和在以和为贵的无形压力下逐渐地接受皇国史观。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促使美国改变对日本的态度。时任日本首相的吉田茂(麻生太郎副首相的外祖父)大呼天赐良机,在美国的默认下成立了警察预备队(现自卫队前身),并在同年签订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东西两阵营掀开了冷战序幕,被姑息的鹰派国粹主义者在迅速的经济复苏中逐渐登上了政治舞台。被无罪释放的甲级嫌疑犯岸信介(安倍晋三的外祖父)也在1957年登上了首相的宝座。日本开始重整企业集团,并逐渐使政教貌合神结。不是军队的自卫队越来越强大,共有22万5000人和庞大的国防开支,装备越来越精良。和平宪法被鹰派国粹主义者像蚕食般逐渐地被去了骨。同时,美国在冷战的大环境中被推上了守护神神坛成了日本名副其实的保护神。
在后冷战的今天,除了朝鲜及古巴,共产主义已名存实亡。曾经打着反共旗帜的美国已将正义感搁置一边,与世界上众多国家一样希望在世界和平环境中追求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成长。然而,重登日本政治舞台的日本鹰派国粹主义者仍然天真地希望美国继续当其保护神,以便可以悄悄恢复神道国家的意图。安倍晋三近来的言论便是显著例证。
各种原因促成了安倍二度拜相,包括:一、民主党政权无法扭转多年来的经济停滞;二、轻率地破坏了日美关系;三、日中关系恶化;四、东日本大地震灾后处理不当;五、民心思变;六、日本近期来实行的循序渐进的提升方式,造成了在没竞争情况下晋升的领导层人才凋零(在这点上,自民党也不例外)。取代自民党当第一任首相的是官三代鸠山由纪夫(祖父是鸠山一郎 首相)。鸠山没事先在党内、国内取得共识、日美之间也没有协商的情况下,突如其来地抛出要美军移出在冲绳的普天间空军基地。普天间空军基地是《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下的最重要基地。约4万7000人驻日美军中,大概有3万7000人驻扎冲绳岛。鸠山可能确是想要满足冲绳岛居民的愿望,只是他的想法太过天真。鸠山的天真言论也吓坏了日本国民,他下台只不过是时间问题。接任鸠山的菅直人搞民主运动出身,曾参加胡耀邦提倡的中日青年交流活动。时运不济的菅直人碰上了东日本大地震及核泄漏处理不当问题。尽管美国曾在第一时间打电话给他说明核泄漏事态严重,但他最终斗不过日本官商勾结的遮遮掩掩。日本没有采取苏联的混凝土“石棺”,让含有核污染的冷却水大量透过地下土壤流入大海四处漂流。至今福岛核电站 仍然断断续续传出核泄漏,其后遗症也将继续。日本官商的遮遮掩掩和美国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的海军舰队突然掉回头的事,至今依然留给世人不少想象空间。民主党第三任首相野田佳彦是街头演说家出身,他与前任菅直人同样在超过三分之一的官二代、官三代的日本国会议员中毫无影响力,在财大势雄的商界里没有同路人,难缠的官僚不与他合作,更麻烦的是俗称第四势力的媒体对他们也没有好感。民主党内的内讧,加上笨拙的尖阁诸岛(中国称为钓鱼岛)国有化事件加速了民主党政权的短命。
美国的三个对日要求
安倍因曾在竞选活动时声称组阁后将立即出访美国,所以组阁后立即提出要在1月份出访,却碰上了软钉子。务实的美国人并不欢迎日本式的“礼貌性访问”,也不愿意回应日本希望美国在尖阁诸岛(钓鱼岛)问题上去得罪中国的期待。同时,尊重女权的美国社会也担心安倍到访时重提曾在竞选活动中表示当选后要修改河野有关慰安妇谈话的话题。基于此,美国希望在安倍到访之前能理清议程。更令日本吃惊的是,1月24日国务卿克里在众议院的3小时45分钟的听证会上只字未提到日本。这与四年前希拉莉在同样的场合说“与日本的关系是外交上的磐石”相比可谓天壤之别。日本当局感到事态严重,经过驻美大使等积极沟通,摸准了美国的三个对日要求:一、尽速恢复景气;二、不与中国发生纠纷;三、加入泛太平洋伙伴关 系协定(TPP)谈判。据说还有个小插曲,安倍希望奥巴马在见面时直呼其名Shinzo而别用Mr. Prime Minister以显示两人亲昵的关系以便向国内炫耀。然而,熟悉日本人性格的美国人对日美关系的权衡显然与里根时代已大不相同。当年里根为了拢络日本打击苏联曾直呼中曾根为Yasu而乐坏了日本国民。而今或许美国认为目前日美关系是日求美多过于美求日,故而没有使用这一招。
得知美国的对日要求,安倍只好表态吞下既难以消化,也尚未在国内达成一致的参加TPP谈判的苦果。出任首相之前,安倍由于党内农林水产派系的反对而对参加TPP犹豫不决;如果出访时不正面表态,那访美之行将会再拖延,这对他来说是弊多利少。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准备接受美国的要求,安倍指示外交部和经济产业部收集美国的情报,分析和探讨可行性对策。最终日本官僚找到了奥巴马的软肋“圣域”的汽车产业。奥巴马的政治发祥地是以汽车工业为主的伊利诺州,尤其是去年的险胜靠的是汽车产业界的支持。经过双方官员的磋商,取消了汽车和农林水产品的各自“圣域”,这样彼此都有个台阶下。
接下来,安倍要面对的是国内各既得利益的个人与团体,处理不当将影响7月份参议院的选情。目前参议院有242人,执政的自民党与公民党共计102人,不过半数。根据日本宪法,今年7月参议院只有半数改选,其中执政党有44人(自民党34人,公民党10人)需要改选,执政党必须争取多20席方能过半数。这是件不容易的事。尤其是靠农林水产为生的九州、静冈、东北、北海道等地区的选民的选票是不容忽视的。在有关的850个农林水产项目中被视为“圣域”的超高进口税的产品有芋类的蒟蒻(1706%)、大米(787%)、乳制品(360%)、麦类(252%)、肉类(136%)等等。
美国坐收渔翁之利
其实受TPP影响的既得利益团体不只是农林水产业,正如医师公会会长在2月27日召开记者会见时提到,如果市场开放,外资涌入将会影响国内的制药业、医疗和其他保险制度。日本制药业是出了名的垄断行业,远者如20多年前,几乎每名来新加坡的日本旅客在回国时都会购买万金油自用或送礼,可是万金油却无法在日本市场流通;近者有安倍晋三服用的舒解腹痛药Mesalazine。该药为瑞士制造,1984年开始贩卖,对缓解由肠炎引起的腹痛有显著疗效。美国于1992年批准贩卖而日本则延迟至2009年才获卫生部批准。如果让无孔不入的美国保险公司进入日本,毫无疑问制药业、保险业及医疗制度必将受到很大冲击。再加上近年来,日本高科技产业缺乏创新,中韩的急起直追使他们失去了竞争力。夏普、索尼、松下更出现了赤字。如果再 让如半导体、IT这样的美国高端技术涌入日本,想必将会使日本经济雪上加霜。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外资企业的涌入也可能刺激日本各行业,迫使企业间竞争,从而淘汰一些较无竞争力的产业,促使日本的产业结构转型,这也未必不是一桩好事。
从访美回国后安倍以下的言行和行为来看,似乎与他在美国受冷遇有关,日美关系正在出现一个新的态势:
第一,3月7日在国会提到目前大多数日本青年人不了解日本历史,为了提高日本青年的历史认知,提议每年的4月28日为主权回归日,庆祝结束美国在日本七年的统治管辖。这可谓是与每年8月6日举办的反核集会有异曲同工之处的日本式爱国教育;
第二,3月17日在防卫大学毕业典礼上大声呼吁毕业生保卫国家领土。这似乎是在与奥巴马要他冷静处理尖阁诸岛(钓鱼岛)问题唱反调;
第三,3月12日在众议院预算委会上说东京审判是战胜者的审判,显然这是明显的在指责美国一手操纵东京审判。其实,他早在第一次当首相时的2006年10月的国会时,就曾有过东京审判裁定甲级战犯有罪,但在国内法庭他们不是罪人的发言;
第四,更重要的是在4月15日会见美国国务卿克里之前,特别到离东京1200公里的硫黄岛祭拜日美激战时战死的日本士兵亡灵。
除此之外,安倍在更早的第一任期内,曾特地向在东京审判唯一主张甲级战犯无罪的印度律师的后裔表示谢意。
神通广大的美国中央情报局不可能不知道安倍的这些言行的含义,但美国却频频与日本举行包括夺岛之战的军演,同时也在加强美军在日本的基地设备。表面上,美国似乎在给日本壮胆,同时也是暗示日本“没有我点头,别轻举妄动”。大多数的日本人也认为务实的美国不会为了那几块石头与中国动武。《华盛顿邮报》刊登的美国高官的谈话中也表示了类似的意思。所以,《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可看作是美国套在日本头上的紧箍咒。日中的吵吵闹闹对美国来说是坐收渔翁之利,百利无一弊。
归根结底,日美关系不外乎是战败国与战胜国之间的斗智游戏,各有所求,各有所需,各取其利的取舍。如何下好日美中新三国这盘棋,对于中国来说则是一场智的较量。
杨丽君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赵如渊是新加坡前留日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