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在過去也出台過很多有關改進工作作風、改善同人民群眾聯繫的規定和制度，但很難走出在作風問題上的“改進—回歸—再改進—再回歸”的循環怪圈，接受這種教訓，十八大後，中央出台了八項新規，非常具體，針對性、操作性非常強，並且強調領導人要率先垂範，做好榜樣，此外，還有督察和檢查。這都是過去類似規定沒有的。儘管如此，從目前暴露的情況看，不少幹部存在著觀望心態、僥幸心態和變通心態，認為改作風是“上面的事”，在落實要求上“慢三拍”，甚至以“文件沒到”為由頂風作案；又或者心存“偶爾違規無所謂”、“不被查到就沒事”等想法，照舊我行我素；要不就表面上做足文章，暗地里各類改頭換面的違規行為大行其道。這也說明，改作風僅僅依靠八項新規的轟動效應和激勵效應遠遠不夠，領導人的表率只能在一段時間內有些效果，要想改作風的效應長期化，就必須靠科學化、制度化和規範化，使之成為國家政治生活的常態。

　　一項規定或要求的制度化過程一般包括三個環節，即形成共同的價值觀念和一致的價值趨向，再根據共同的價值需要制定規範，並建立起保證規範實施的組織機構和體制。就轉作風而言，在第一個環節實際上需要領導幹部形成這樣一種價值觀念，即轉作風是對領導幹部特權的限制和糾正，領導幹部和人民群眾一樣，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沒有絲毫特權。未有這種認識自覺，轉作風就不會主動進行，而是處於一種被動地催著走的地步。這樣的轉作風就不可能徹底。

　　從制度建設來說，幹部作風的轉變根本有賴於社會形成一個民主的體制，最低限度，決定官員升降的一部分權力掌握在民眾手上。但在一個對上負責而不對下負責的體制里，要使高層倡導的轉作風確實發生實效，除了上面採取專項檢查、隨機抽查、暗訪等多種方式外，更主要的是構建規範化的日常管理機制，引入監督、評判機制。這就需要對現有作風建設方面的制度規範進行清理，沒有的要盡快制定出台，不完善的要盡快予以完善。作風建設的制度規範必須盡可能具體、明確、客觀，增強針對性和可操作性，讓幹部明確應該怎麼做，不能怎麼做，違反了如何承擔責任和後果，以減少在執行過程中“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空間。

　　有了制度幹部作風的制度建設後，還需要加強執行力度，強化制度執行剛性。此外，也要發揮媒體和輿論的監督功能，使媒體和公眾能夠比較好地行使監督權。因為幹部的作風好不好，公眾和輿論最有評判權，所以他們也最有積極性去監督官員。這就需要有限度地開放媒體和輿論，使他們敢於去行使監督權利。

　　上述這些措施，是這次整風運動中需要創新的地方，目的是為群眾路線建立長效機制，以確保整風運動不走過場，並在整風結束後黨和群眾的關係能有一個新的發展。

中国经济升级版与“李克强经济学”

日本有“安倍经济学”（Abenomics），中国有“李克强经济学”（Likonomics）——在中国总理李克强执政百日后，国际资本界开始用这个术语来描述中国政府在这百日中采取的政策及倾向。
李克强在成为中国经济的“总管”后，虽然相对于其他大型经济体，中国经济还显示出较高的增长率，但已显示出“强弩之末”景象，经济增速出现了预期之外的加速下滑，地方债务危机也隐现，贸易壁垒增加、热钱出逃。近年来，国际投资界一直有声音唱衰中国，认为下一个危机源将是中国，而进入6月中旬以来，中国银行间的隔夜拆解借利率全线上涨，尤其是6月20日，竟飙升到13.44%，大涨300多个基点，此后，在央行的干预下，虽然有所回落，但亦处于高位，似乎正印证中国式“次贷”正在到来。
然而，面对这个现实，李并没有选择在此种状况下惯常选择的出台大规模刺激计划，以使经济增长的数据“好看”些。按照中国政治的传统，换届之年，新政府上台后，为显示政绩，一般会掀起一轮政府大投资。何况，如上所述，今年以来中国宏观经济已陷入低谷，新政府是有理由为防经济下滑而放松银根，出台刺激措施的。很多地方政府都在这么做。但至少从李这儿来看，人们没有见到其“雄心勃勃”的投资计划。其在这百日中，对经济似乎实行无为而治。
李之所以对经济增速下滑“无动于衷”，可能是因为他明白，如果为了使自己的短期政绩资本好看而出台刺激措施，则长期中国经济必危矣，那个时候想救都不可能，而现在还有刮骨疗毒的机会。至于这个“长期”是多长，极可能是在其10年任期内。当然，这也可能是源于李对市场的信念。北京有政治评论人员就称，从李的教育背景说，其是个市场原教旨主义者。
不管怎么样，中国经济在经过30余年的高增长后，已经形成了一个依赖高投资、低成本和高流动性的增长惯性或路径，但是，一方面，在经济总量做大后，要维持相同或相似的增长，需要更多的财政投入和货币扩张，否则，经济增长就难以为继；另一方面，即使同比增加投资，由于缺乏有效监督，其对经济的刺激效应只会递减。不仅如此，刺激政策也会带来资产价格的暴涨，催高生产成本，致使企业利润越来越薄，逐渐丧失价格竞争力，中国外需这些年的萎缩，不仅有外部金融危机的因素，内部成本的增长也是一重要原因。在这种状况下，李就必须权衡，是要央行开闸放水促增长，还是紧缩财政和货币挤泡沫？
现在看来，李选择了后者，他要通过改革红利的释放和制度升级来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李不仅在一个场合强调，“推动经济转型，把改革的红利、内需的潜力、创新的活力叠加起来，形成新动力，并且使质量和效益、就业和收入、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有新提升，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同时，推动民营资本进入金融、能源、铁路等领域，推进社会领域的相关改革，促进社会的纵向流动。换言之，李要探索一条没有财政主导的大投资，没有宽松货币和高流动性的中国经济增长之路。
对此，李主政后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操刀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换；二是处理银行“钱荒”事宜。对前者，李用的是“减法”。在3月份答记者问时，李承诺新政府要削减三分之一以上的行政审批，目前已进行了两轮。李还明确本届政府改革的核心是简政放权。“就是市场能办的，多放给市场。社会可以做好的，就交给社会。政府管住、管好它应该管的事。” 李同时表示要削减政府开支，并约法三章。对后者，李则显示了一种异乎寻常的冷静，在一段时间里没有施于援手。
流动性都进入了投资和投机领域
中国的经济转型和结构改革，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金融改革。因为现代经济运行越来越依赖于央行的货币政策和金融资源。当然，此次爆发的银行流动性困难，并非是说中国已经发生了流动性危机，在中国各类存款余额高达百万亿元人民币的情况下，全面发生流动性危机的可能性不大，但由于银行没有把资金投放实体经济而在中间环节进行套利，期限错配，造成短期流动性困难是非常可能的。这凸显了中国金融的结构错位。
具体来说，在过去几年，中国政府为应对金融危机而实行的宽松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导致的流动性都进入了投资和投机领域，致使金融系统内部杠杆率不断放大，大量资金在金融机构的操作下通过杠杆投资和期限错配套取利差，资金在各个金融机构间循环往复获取利润，这使“影子银行”大行其道的同时，也使风险不断积聚。
此外，过度膨胀的银行信贷体系也易形成风险。因此，如果不把银行的资金驱赶到实体经济，而任由银行在创新名义进行套利，过度杠杆化，李所期待的中国经济升级版就无可能。这就是央行对于此次银行“钱荒”，一开始“袖手旁观”的原因。因为央行明白，若放水支持银行渡过“钱荒”，虽然能解银行燃眉之急，但可能会使银行不长“记性”，今后继续“杠杆化”；另一方面，随着美国经济的复苏，资金回流美国的速度加快，央行投放的资金最终会流向美国，后者涉及到中美的货币战问题。
事实上，“影子银行”活跃本身，说明中国现有金融体系效率之低。要提高效率，就必须对金融体系进行改革，包括利率的市场化、人民币的国际化、金融结构的多层次化，以及改善央行和银监会的治理机制，提高监管水平等。中国金融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紧货币，松市场”，也即控制央行的发钞冲动，放开对金融机构的过度管制。作为金融行业的主观部门，央行对宏观调控负有重要责任，能否管住央行放松货币，解除其对市场不必要的管制，让资金通过市场调节流向最该去的地方，恢复经济结构平衡，用改革红利替代货币幻觉，非常重要。
所以，对于银行短期流动性困难，央行必须顶住压力，将在中间环节的套利资金和期限错配的金融资源驱赶到实体经济。除非银行的危机波及面很大，否则，央行必须管住自己干预银行的冲动。强调这点，还因为中国的央行独立性很差。
总结来说，“李克强经济学”有三个重要“支柱”：不出台刺激措施、去杠杆化以及结构性改革。它的要旨，是放松市场、管住政府，也就是依靠市场机制，而非政策刺激和政府直接投资，去实现经济发展的预期目标。从这一角度看，“李克强经济学”代表着用短痛换取长期益处的那类，这恰好与“安倍经济学”相反，后者意图通过量化宽松政策，要在日本扭转通货紧缩局面并重启经济增长，但由于它破坏了日本央行的独立性，并影响到日本经济的结构改革，实际很可能变成短期收益换取长期之痛。
面对着积重难返的中国经济，李的改革要获得成功，也有一个结构改革的问题。换言之，李从解决中国金融体系的资源错配和效率低下入手，整顿放贷行为，特别是影子银行业务，以防止资产泡沫的出现，只是第一步，李要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最终也将取决于中国的结构性改革能否取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