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个世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有关中国是否会崩溃的问题便一直绵延不绝。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中国（也包括新加坡）的威权体制相对于民主国家，展现了良好的危机应对能力，以至于当时网络上便流传着“只有中国才能救资本主义”的玩笑。
 
2012年至2013年间，中国新的国家领导人再一次在没有多少悬念的情况下产生，因此社会普遍认为，中国最高领导层的更替已经相当制度化，这对中国未来的稳定无疑是一个重大利好。但是威权体制是否从此就将不会遭遇接班危机？对新加坡来说，这也是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黎安友曾经在2003年提出过所谓“韧性威权”理论，即认为中国从1989年以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将公共生活中的许多方面制度化了。黎认为，威权政体的成败兴亡取决于领导阶级。他指出，威权主义的一个致命弱点，便是经常遭遇继承危机，而中国共产党在江泽民后成功实现了政权的平顺交接，打破了1949年以来每一次政权交替时期所带来的巨大动荡，由此建立起来的制度化的继承与集体领导，的确是一个不小的成就。
 
同样重要的是，中共的威权政权并不是高高在上，目空一切，长期以来不断推行的改革，其实恰好表明了他们是认识到了自己在治理中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并着力去采取步骤纠正失误。黎安友后来的文章也坚持西方政治学的思维，而不顾及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现实，认为韧性威权最大的缺陷，在于无法解决政权合法性的问题。
 
相比之下，新加坡国立大学的郑永年教授更注重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去解释中国的现实政治，尽管他也同意黎安友对于中国威权体制优点的解读。在《作为组织化王者的中国共产党》一书中，郑永年教授认为，西方政治学中的所谓民族国家（nation-state）与党国体制（party-state），并未准确描述中国政体的特征。他进而提出中国的威权政制，实质上是对中华文明中传统帝国体制的一种延续和改造，并将当前的集体领导体制，看成是“组织化的皇帝”（organizational emperor）。这种组织化正是中国共产党在过去应对各种内外部挑战所带来的一种结果。
 
无独有偶，新加坡东亚研究所前所长黄朝翰教授也曾援引新加坡某位领导人的看法，而对中国古代的帝国体制赞赏有加，其基本的逻辑是不用既有成见去看待这一体制，而从其绵延数千年的历史生命力，去发现制度的优缺点。
纵观历史，帝国体制的最大缺陷依旧在于接班人问题。传统的嫡长子制度虽有较大的稳定性，但是以血亲为基础的这种继承，却无法总是保证接班人的素质。中国历史上也曾有过金匮之盟与秘密立储之类的尝试，但终究还是输给了人的私欲，以及对于最高权力的激烈争夺。
 
回归现实，威权体制中最高领导人遴选的制度化问题，仍旧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此处所谓制度化，强调的是接班人选定的办法，成为一种党内认同和全社会认可的文化性规范。这种办法必需完备考虑所有可能的情况并妥善解决每一次接班的稳定性，以及接班人的素质问题，才称得上是成功的制度化。
 
以此观之，不仅在中国，也未曾在其它威权政体中看到过有这样的制度出现，而且即便这样的制度初露端倪，其稳定性以及成为一种文化性的规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任何威权体制国家，如果仅仅只是满足于两三代人的平稳过渡，而不去认真研究并系统性地解决这一问题，将会始终面临由于“立储”和领导层更替所带来的种种巨大风险，使得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无从得到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