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想说一下我个人的做学问的基本立场。我敬畏一切学问，不崇拜、不迷信任何学问，对各种学说或者宗教，我也是敬畏。敬畏一切正式的宗教，但我从不加入任何宗教，也不加入任何党派，是纯粹的自由思想者。我们中国有儒释道三教或者叫儒释道三学，三学所有的经典，我只读能够找到的原生经典，不读次生经典。对儒释道三教的理解，个人的认识与观点严格地建立在文本之上，文本之外不谈任何东西。这是我基本的立场。
我为什么要先说一下立场呢？因为立场决定我的思维方式，决定我的言说风格、行为选择。实际上，这种活动，我已经将近20年不参加了，以推介某部新书为目的的所有的学术活动、所有的研讨会，我基本上都不参加。因为参加这些活动，我有时候觉得无话可说。来参加今天的这个会，应该说有多种因素。我个人读书读的很杂，我也不知道我是研究什么专业的，都不清楚。十多年以前，研究文化、文学，包括文艺理论等等，也搞文学创作，最近十年主要是研究哲学和教育学这些东西。越研究越困惑，越困惑越不敢说话，所以不参加这些活动，有的时候是无话可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但是今天我来了还是要说几点吧。
第一点，从这本书到王赞本人再到教育，我个人觉得49年以后的中国教育是彻底失败的。因为我们太注重培养人才而不注重培养人，从家庭教育到学校教育，首先追求的是才，从小就有一套什么一岁方案，长大一点就有多少岁多少岁方案，着意把孩子们培养成才，而不太注重把孩子们培养成人。或者说，教育现在是在制器，而不是在育心，而教育应该是育心的。才是可以自己成长的，不需要学校来培养，也不需要老师来培养。孟子讲“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教育英才成人，是君子三乐之一啊。有很多人到学校之前就是很好的才了，老师再来教他们成才，实际上经常是毁了才。我特别讨厌把教师比喻成园丁，我每次看到园丁剪枝的时候我就想哭，为什么呢？树是本来长得各式各样的，教师干了什么呢？干了一个伟大的阉割礼。按照自己的尺寸，把原本可以长得各有特色的小树顶上、左右一通剪裁，剪裁成一个个圆包或一个个方块。这就是我们的教育。其实，如果他们进校之前已经是才，我们还想把他们培训成才，这就恰恰把这些才给毁了。但是西方国家的教育，美国的教育、英国的教育，着眼点都是培养人的，而不是培养才的，才不是主要目的。培养人的教育很注重一些基本的问题，我不说得太复杂了，只说两个基本认识。一个认识是，人是会自己思考的，所有的学问和知识，都不能盲目地接受;任何的科学理论，如果自己不能验证、自己不能思考清楚的话，对学生而言都是迷信，和迷信是一样的。他们强调的是培养有健全思维能力的人，美国的教育是典型的探索型的，我们的教育是灌输型的。我们把一切的理论体系或者学说体系都看成知识强塞给学生，美国人、英国人把一切的理论体系或者学说体系都看成信息让学生了解。这些理论或者学说只是信息。某某说过什么东西，你去了解，信不信由你。甚至一个文本中间说了什么，都让学生自己去查找。我有时候跟学生开玩笑说，如果我们把经典错接一下，说老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孔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对你们来讲是一样的信息，你不能说老师说错了，也不能说老师说的是对的。你不能说老师说错了，也不能说老师说对了，应该怎么说呢？可以这样说：“老师，我把《老子》读完了，老子没说这句话。我把《论语》读完了，孔子没说这句话。我发现《论语》中间的记载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会这样说，你才开始读书，你才自己开始思考。而我们的教师恰恰是这样对学生的：我说了这是老子说的，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你不用查了。就剥夺了学生的思维权利与思维过程。所以，我们培养的是没有思维能力的人。在这种体制下，往往有思维能力的人就在学校呆?下去。我上学时在学校就有些呆不去的，但是，我和王赞有不同之处。不同点在哪里呢？我学会了妥协。我当时的老师中间有很多高人，都不是体制培养出来的，都是体制外自己成长的，有位高人悄悄地告诉我说，“少雄，其实要忽悠一下是很容易的，体制之内忽悠，你可以接着在这里思想，在这里读书，那些东西你不听就行了，考试的时候拿同学的笔记看看就可以了。”所以我就学会了所有的课都不听，考试之前借笔记看一下，结果我考得比借给我笔记的同学都好。我自己的老师，应该说我的恩师彭燕郊先生，他是体制外的人，虽然在大学担任教授，但是从头到尾都是体制外的人。这是说培养人。从这点上讲，我觉得，可以不管王赞的思想对不对，但是，王赞在思考，有健全的思维能力，这是非常难得的。我刚才说了我和他的不同，我比较中庸，他比较极端，这个是个人的风格问题。培养人的第二个基本认识，就是培养文化人。很有意思，西方国家的教育家，比如德国的雅斯贝尔，都是主张培养人。这个人必须是有文化属性的，在中国是中国人，在美国是美国人，如果把美国人培养成中国人，美国教育失败了，把中国人培养成美国人，中国教育失败了。在中国只有一个思想家始终秉持培养中国人的教育理念，是新亚书院的创办者钱宾四先生,他创办新亚书院的目的就是要培养中国人，在中国思想被西方思想碾得粉碎的那种思维状态下培养中国人。很有意思，钱穆先生后来到了台湾，老蒋给了安置，给了很好的条件。我到他的故居参观过。我刚才讲中国的教育失败了，大陆的教育失败了，台湾的教育也基本上没有成功。所以，李远哲先生得诺贝尔奖以后，人家问他有什么感想，他说，我最大的感想是，没在中国，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在台湾，接受基础教育。王赞想做一些传统文化的研究，这应该说意味着他想真正地成人，成为有思想的人，成为有文化属性的人。应该说，我们现在很多教育工作者或受教育的人还没有成人。我经常问学生，“你们认为自己是健全的人吗，等我讲过一些条件之后，你们还敢举手，就理直气壮地举手。”结果没有一个理直气壮地举手。他们都说：“按这个定义，我还真的不能算是健全的人。”有了这两个东西，有思想，有文化属性，这个人就可能有灵魂。但是我们现在，因为要追求成才，而不追求成人，我们国家的教育机构居然还在培养卓越工程师。美国的哈佛大学的校长、教授们早就在反思，反思美国一部分学校教育的问题。有一本书叫《没有灵魂的卓越》，我想这本书应该是找得到的，应该是翻译成汉语了的。还有一本书，一本讲大学是怎么样毁坏孩子们的书。人家早就反思了，要有卓越，也要有灵魂。这是第一点，说的远了点，不好意思。说这两个意思，就是想说，王赞想成人，不管最后能不能成人，这种追求是值得的。
第二点，体制内和体制外的种种差别。刚才讲了教育的问题，成不成人的问题，其实与体制有关。很有意思，说到中国的教育体制，好像自古到今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真正的大学者、大思想家都不是体制之内的，都是体制之外的。孔子就不是体制之内的，老子也不是体制之内的，全是体制之外的。老子，应该说，他在体制之内做过事，说老子做过图书馆长，是吗？对。这是体制之内的，但是，他的学问是在体制之外做的。正因为有天子失官，才有学在四夷，或者反过来讲，学在四夷，才可能天子失官。就是说，民间的学问太大了，天子管不住了，官学管不住了。中国的官学基本上没有成就，成就全在私学。尽管后来官方购买了私学的成果，像儒家的成果被官方强行购买了，垄断了解释权。学问在民间可以，我没办法忍受了，现在我把它抢过来，我抢解释权，不准你解释，这样就把孔子的学问，其实不只是孔子的学问，后来传进来的佛家的，道家的，都把它抢在手上，使对它们的解释的那一部分变成官学。这是说古代，那么到现在呢？现代的教育体制完善以后，应该说，体制之内还是没有培养出杰出人才。49年以前的大学教授们，很多都没上过学。我经常问学生，一个专业的第一个博导生有什么学位，学生们望着我。当然没有博士学位，这简单的逻辑想不通吗？一个专业的第一个博士生导师有博士学位吗？没有，他可能连学士学位都没有。很多的大师都不是体制培养出来的，当然，在体制中间，或者在与体制有接触的人中间，有大师，这个是不可否认的。其中最典型的应该是章太炎先生。章太炎的弟子，章氏王国，没有上过学，很多是优秀的教授，最后，他居然给弟子们封王，学太平天国的样，封什么什么王。我在我的博客首页上置顶挂了一个开玩笑的帖子，想试探年轻人们的理解力，就是《接收及门弟子》。及门弟子，我特意提到了章太炎的一些看法，就是私学怎么怎么样，公学怎么怎么样。有不少学生打电话说，张老师，我想做你的及门弟子。我说，那恐怕做不到，你根本就不了解及门弟子是怎么回事儿。问了半天，弄明白了，他是要考研究生。我说，你搞错了，研究生不算及门弟子，我在帖子都说了，我带的研究生不算我的及门弟子，那是体制之内的，是要获取学位的，他混我也混。招及门弟子是想招些体制外的、潜心向学的、真正能够做纯粹的学问的人。我暗示的章太炎的故事，你都没去查一下，及门弟子应该怎么做，他是不是要有学?？首先的考核就没通过，怎么当及门弟子？说这个意思，就是说，王赞在体制之外。阎真教授说这是一种很勇敢的选择或者很艰难的选择。我现在不管勇敢不勇敢。我觉得，因为从古到今，学问都在体制外，好像现在要真正向学的话，要真正做点纯粹的学问，也不能走体制内的路径。因此，王赞的这种路径，是必须要走的，也是必然要走的。因为很多人不敢走这个路，所以我们的学问没有进展，很多人是这样。
我前两三天在我的博客中发了一个小帖子。我在一个乡村小院里发现一条狗，绑了链子呆在那儿，我就拍了两张照片。前两天突然想起来这个话题了，我把照片拿出来，写了几行字，在上面加了标题《被豢养，以自由换恩宠》，发在中国网上。没想到推到首页去了，这事儿大大地出乎我的意料，我以为它会沉在海底。如果想做学问，想真真正正地做学问，就必须是这样的。王国维先生的墓碑上刻写的那种“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体制之内是不可能有的，在体制内也不可能做出真正的大学问。刚才有几位已经讲了，我们现在出的好多书是垃圾。体制之内的书，我可以非常理直气壮地讲，有95%以上的是垃圾。体制之外的书有多少是垃圾，我没有统计过，我只关注过体制之内的书，反正应该是，垃圾的比例要低一些，甚至要低的多。95%以上，这个数字还比较保守。很多人写的书只有5个人看，写的文章也只有5个人看，最初就是一个编辑或两个编辑看，或审稿人看，最后就是职称代表作评审人看，不超过10个吧。我家里有很多人家送给我的书，上面还写了字，我也不好卖掉，就放在那里。印刷这些书，那是浪费纸张。著作是垃圾，论文也是垃圾。在学校，研究生读书期间要发表论文，花点钱交个版面费，然后就发了文章，我问他们相不相信论文中说的，他们说自己都不相信，反正忽悠的。这是我们中国的状况。所以又要说一句题外话，现在高校的老师天天在讲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其实中国的香港有好多大学已经进入世界一流了，只有十多所就有五所进入世界一流了，但是，我们大陆的学校中那些比它们历史悠久得多的，排名遥遥在后，要拿放大镜在各种世界大学排行榜上仔细查找。原因在哪里呢？其实，香港的大学很多不在体制之内，而在体制之外，只有经费是官方提供的。据我香港高校的朋友说，上一届的董特首就栽在一位年轻教师手里。香港大学或香港中文大学一位教师搞民调，调一次他的声誉就往下掉一次，董特首还不好干预，他手下一个人跑去请校长吃饭，说：能不能请您让您的教师不再搞我们的民调了，我们实在太难受了，再搞民调我们就撑不下去了，我们也没办法向北京交待啊。校长说，这事也不好办啊，校长没有办法干扰年轻人研究的权利，学术自由，不过，我还是去找他说一说吧。校长做了一个痛苦的选择，晚上，写好了辞职信说要辞去校长职务，放在自己办公桌上，再去找那个年轻教师谈话，说，你不能再做这种民调研究了，这个研究太影响董特首的声誉了，这个学术研究也不能太自由了，不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能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你在这个体制之内，拿了特区政府的钱，还是要为特首说说话。年轻人说，校长，我没想到您说出这种话来。他说，你现在想到了，我说出这种话来了，我要说的我说了，你听不听是你的事情，你觉得学术研究是你的自由，你就去做你的自由研究。第二天早晨，这个年轻人准备发帖子，说校长昨天找他谈话干涉他的自由研究了。但是，帖子没发出来，就有人告诉他说，校长走人了，辞职信放在桌上，辞职信说，谈了这个话没有资格再做大学校长，愧对学校的教授，我辞职。这事儿很有意思的，不过，真实性我没办法核实。我们现在很多人就想往体制中间钻。一方面是想获取一些食物，一方面是没这个勇气，还有一方面可能根本找不到路在哪里。我不管王赞走这个路子是有意还是无意的，钻到体制之外来做学问，这是必要的，而且因为在体制之外，有可能学问最后能够做成。这是第二点。不好意思，我说多了。
第三点，说说王赞这本书。王赞这本书，出版之前的那稿我看了，后来的也看了。看了以后，我个人的感觉是，也许正因为没有完成我刚才说的那种成才的教育，也许正因为在体制之外，这本书的写作思路和写作的方法，我个人是比较赞成的。首先，他这本书的写作，从文笔到构思，比较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特色和表达特色。刚才有位先生讲了逻辑问题，其实中国的逻辑和西方的逻辑是很不同的，西方是强调分析，其思维方式，一切思维的方式建立在解剖学的基础之上。顺便说一下，我也学西方语言，英语、法语，多种语言我都学，能够比较自由地去运用英语，西方的作品，英语类的书籍，无论是科学著作还是人文著作，汉语翻译我是不看一本的。当然是看原版。西方的很多东西是基于解剖学基础之上的，乃至画画都是基于解剖学基础之上的，所以他们把人体的器官和世界都分得很清楚。我们讲我用眼睛看，西方人不会有这个说法的，他们会说用两只眼睛看。我说我拿耳朵听，他们说我拿两只耳朵听。西方人看一条裤子都是看不出整体来的，他们不知道这是一条裤子，只知道是两只裤管。稍微学过英语的就知道，西方人的思维是很零散的、很分析的思维，因此必须借助于很多限制词或者限制语，把思维组织起来。而中国的思维是比较混沌?，或者说是太极型的，是比较注重直觉的。
在哲学的高度和深度上，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似乎没多大差别。我个人详细读过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一些著作，像《理想国》，我是反复批注、时间用得很长的。在这两个人之前，苏格拉底的著作我也读得很仔细；后世的一些哲学家的书，有的我也是读得蛮细的。就是说，中国在哲学的高度和深度上，我不认为中国的哲学比西方的哲学差，不认为混沌思维状态下表达出来的或者直觉思想状态下表达出来的要比西方人低，相反，还要比西方人高，高得多。西方的哲学是把握在少数人手上，中国的哲学已经混到我们的语言表达中间去了。我们的汉语是哲学型语言，只要把汉语弄好了，想通了自己的思想，说准了自己的思想，中间就蕴含着哲学体系。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举几个简单的例子。比如我们在路上走，看人家的车开过去了，心里头想，你开车有什么，我就走路，这叫“安步当车”。再如，齐白石讲，“寒夜客来茶当酒”。“安步当车”，“寒夜客来茶当酒”都是哲学，如果让西方哲学家来讲话的话，讲出来的话一定会把大家绕晕。我就仔细背诵过一段哲学理论论述，“当有限的感性形式，装载不下无限的理性内容的时候，就引起了感性形式对理性内容的歪曲与变形”。当有限的感性形式装载不下无限的理性内容的时候，这里，有限的感性形式就是一杯茶，无限的理性内容就是酒，我们要喝酒。有限的感性形式装载不下无限的理性内容的时候，那就引起了什么呢？那就引起了酒对茶的歪曲变形。我们一句简单的话，用“安步当车”和“寒夜客来茶当酒”、“情人眼里出西施”这类的话一口气说完的道理，西方的哲学家要用十几页书才能陈述得清楚。刚才讲了，有限的感性形式装载不下无限的理性内容的时候，就引起了理性内容对感性形式的歪曲变形，他们会从感性形式开始讲起，再到理性形式，再到装载不下，再到歪曲与变形，一层一层地破解，这就是他们的逻辑思维。感性形式，起码要说上十来页才说清楚；理性内容，也要说上十来页才说清楚；装载不下的时候，也要说十来页才说清楚。我现在看到的是茶，我的感性形式是茶；我想要的是酒，我的理性内容是酒，我的理性内容是好酒，是茅台，茶怎么装得下酒这么多的内容呢？接下来就有不一致，就要变形，到底变了什么？要证明的是理性内容对感性形式的歪曲变形，喝茶的时候越喝越像酒。我不知道现在的年轻人读西方哲学有这么细没有，是不是钻进去了，是不是被绕晕了？我是被绕晕过的。看原文就已经够晕了，如果是看译文，更是晕得云里雾里，根本就搞不清楚方向。
如果用这种纯逻辑式的、纯西方式的方法去宣扬中国传统文化的话，效果将会十分差，最后只会让大家都讨厌传统文化，都讨厌国学。所以，我现在个人是非常希望有人来振兴国学，或者说，国学研究、国学弘扬都是好事。但是，我特别讨厌那些动则讲宣扬国学、弘扬国学的人，尤其讨厌北京一些折腾国学的人，他们要小孩读《三字经》，每人背着大木板凳，在上面写着“人之初，性本善”，这不是坑人吗？有必要背那么一个板凳吗？那个板凳有十多斤吧，小孩读着读着就厌烦了，那是伤害国学，不是弘扬国学。我昨天往校园里走，发现有人穿古装，在那里拍什么，看了以后差点吐了，这不是恶心吗？为什么？要讲读《论语》一定要穿着汉服或者其它什么古服来讲与读吗？这些思想家基本上都是可以被现代化的思维翻新的。他们可以走到现在来，这才是进步，不是我们退回到古代去。现在很多人选择的，不是让古人走到现在，而是我们退回到古代，这是一种倒退，绝对的倒退，不可能对中国有任何好处。其实，如果说得远一点的话，儒释道三教合一，就是佛教思维促成的三教合一，佛教讲佛祖有三十二异相，诸菩萨有三十二异相，这种异相观把三教合起来。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抱着线装的《老子》在读，才知道是在读《老子》呢？也许，门口一位老太太坐在那儿，她就是老子了；道教中的老子一气化三清，可以化为多种异相，说不定这会儿就化为某种现代身相，在门外看着我们哩。这才是我们现代的逻辑。从这点上来讲，我觉得王赞的一些说法是有意义的，他的表述的方式，他想做的事情，应该说对于传统文化的弘扬是有好处的。至于行不行，红不红，暂时不好说。因为学术著作，我觉得在任何时候，如果真正要改造人们的思想，或者说要改善人们的思想，是没用的。我刚才提到博客，我开始对博客是有抵触的；后来很多人讲，张老师你要写一写，我才开始写博客。我选择在官方的网上写，没有选择商务网。写着写着才发现，博客真能够起一些实实在在的作用。我写的教育博客，经常有些搞教育的人碰到一些很现实的问题，看了以后觉得找到了答案。写后学术体的和非学术体的，更能够改善人们的思维。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好多做学术研究的人圈子越做越窄的原因；他们在那里自说自话，在那里做些没有意义的努力。
我就说这三点。这三点其实都是指向王赞和王赞这本书的，从这三方面来讲都是有意义的。我希望这本书能够起到作用，也希望王赞的研究能够取得更多的成果。耽误大家的时间了，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