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对外援助

卡内基动态

东南亚 美国与东南亚的经济合作 罗伯特·多纳（Robert Dohner），亚图·克夏（Atul Keshap），沃尔特·洛曼（Walter Lohman），维克拉姆·尼赫鲁（Vikram Nehru），华盛顿特区 2013年5月23日 | 专家学者们认为，在美国内遇财政压力、外临经济挑战之时，与东南亚经济交往的可靠性和持续性将是其亚洲再平衡战略成功的关键。其中，洛曼强调，私营经济已经并将在美国与东南亚的经济合作中发挥核心作用。除此之外，专家们普遍认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将是推动贸易公开、公平和透明发展的必经之路，也是美国支持全球贸易自由化的重要平台。因此奥巴马政府已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视为对接亚洲的核心纽带。另外，洛曼建议,应战略性地实施“美国--东盟扩大经济合作倡议”，从而为其他东盟国家最终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奠定基础。

日本核电 福岛后遗症：对日本核困境的分析 查尔斯·弗格森（Charles Ferguson），黑川智子（Tomoko Kurokawa），詹姆斯·M·阿克顿（James M. Acton），华盛顿特区 2013年6月3日 | 2013年下半年对于日本的核未来至关重要。地震和海啸所导致的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已过去两年，除被关闭的两座动力反应堆外，日本的核政策仍飘忽不定。今年7月，日本上院将举行选举，新的核安全标准也将届时出台，这让核电厂看到了一缕曙光。但是，问题的症结并不会因此消散。更值得关注的是，日本将在10月份重启核燃料商业回收处理计划，但对大量回收到的钚作何处置，却一直未明确表态。由詹姆斯·M·阿克顿（James M. Acton）主持，美国科学家联合会的查尔斯·弗格森（Charles Ferguson）与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访问学者黑川智子（Tomoko Kurokawa）就日本核政策在未来6个月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交换了各自的意见。

中美关系 美中峰会-缔造历史的时刻 包道格（Douglas H. Paal），《政策展望》（Policy Outlook） 2013年 6月4日 | 美国总统奥巴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六月举行一次非正式的高峰会谈——这是四十多年以来，两个举足轻重却迥然不同的大国首脑首次展望“蓝图”。他们应对指导两国未来合作的原则进行申明，并为两国务实而富有远见的关系发展奠定基础。包道格指出，美中两国应相互沟通处理重大争端与挑战的原则。其中包括：承诺将通过国际法和国际机制解决分歧与地区危机；保证不单方面改变亚洲现状；将朝鲜半岛无核化与最终统一问题作为首要问题；并承诺在未来十年内达成全球自由贸易协定。除此之外，包道格还建议，双方应建立由内阁以下官员组成的 每种战略与经济对话小组，着力于讨论经济、军事、非传统安全问题及的确安全等议题。

中印关系 与中国须打开天窗说亮话 C·拉贾·莫汉（C. Raja Mohan），《印度快报》（India Express） 2013年5月20日 | 莫汉认为，在浪漫主义思想和政治怯场心理的影响下，印度与中国外交在政府的第二届任期之时，已偏离了正常航线。而中国总理李克强5月到访印度可谓天赐良机，可使新德里的对华政策回归现实。莫汉指出，要让新德里回归现实，必须先校正中印关系中的四个失衡点：边境的军事失衡问题，印度与他国（比如美国，日本，越南，巴基斯坦）的关系，西藏和克什米尔的问题，以及经济关系。为了解决这些不平衡，新德里必须改变目前对中国所采取的外交风格。莫汉呼吁，在与李克强的会谈中，辛格应避开一贯的空话，聚焦于两国之间的重大分歧，坦诚相见，从而探索出中印两国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中国经济 改革将决定中国经济走向 黄育川（Yukon Huang），主题评论，《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 2013年5月20日 | 黄育川认为，中国政府能否实施必要的以提高生产力为目的的结构性改革将决定中国经济的走向。有效的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措施包括：1.加快城市化进程并提高效率，放开户籍制度并为转移到城市的工人提供服务；2.改革财政体系，以鼓励居民增加消费，并使公共投资的融资具备更加可持续的基础；3.增加地方政府收入，以提供规定的各项社会服务；4.继续推进金融业改革，包括让资本流动自由化，同时为私营部门扩张提供更多激励；5.出售没有战略意义的国企，让民企和国企在进入公共服务领域时面对相同的门槛和成本。黄育川指出，如果中国新领导层能够这样贯彻近期公开声明中的事项，未来数年中国有望保持8%的增长率，而不是下降到6%到7%的范围。

中美关系 中美峰会将打破照本宣科 韩磊（Paul Haenle），问答专访 2013年06年06日 | 奥巴马与习近平6月在加州的非正式会晤备受瞩目。韩磊认为，真诚的个人外交可以为习近平呼吁建立的“新型大国关系”奠定基础。但是，成功依赖于奥巴马与习近平超越照本宣科的谈话要点并且以开放的态度讨论所有问题及关注事项，寻求具有实质性进展可能的共同利益领域。韩磊建议，美国应正确理解中国提出“新型大国关系”的目的，并在尊重双方的观点和国内政治约束条件的基础上讨论双方存在分歧的领域。中美双方应努力发掘可合作的领域（如贸易与投资），同时努力寻找可缓解网络安全及地域安全紧张局势的方法，这样才能真正实现良好的新型大国关系，收获双赢合作的成果。

中国环境污染 跨国公司-从中国环境的污染者到保护者 马军，问答专访 2013年5月13日 | 环境学家、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解释了为何这些跨国公司既是造成中国环境污染的原因又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他认为，由于缺乏经济动力，跨国公司以及与其合作的本地制造商通过利用中国环境法律监管的漏洞，为压缩成本而避开额外承担控制污染开销，从而造成了环境的恶化。跨国公司需要迈出至关重要的第一步，为其供应商制定环境保护标准。马军指出，提高污染经济成本，以及折损企业品牌形象的代价是最直接的解决方法。同时，在国际层面，统一行业标准是实现跨国污染管理的一个方法，而这也有益于跨国公司的利益。他呼吁，社会需要帮助跨国公司树立企业责任感。

学者文摘

日本的回归：访安倍晋三录 Japan is Back：A Conversation with Shinzo Abe 安倍晋三（Shinzo Abe），2013年5月16日 《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 自2006到2007年的短暂执政后，安倍晋三在去年12月再次登顶日本首相之席。安倍上台之后立即推出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计划，以重振日本经济。但同时，安倍的外交政策也引发了日本与周边邻国关系的紧张。文章整理了对安倍晋三的采访，谈及日本未来的经济、外交政策。 安倍谈到，在其辞职后的六年中，他了解到居高不下的就业率、通货紧缩和日元升值严重困扰着日本。因此，此次上台后，他将这些领域视为优先选项，希望能够使日本摆脱通缩，实现经济的振兴。安倍的这些经济议程也为他赢得了高支持率。上台后，安倍推出了三大经济恢复计划，即“安倍三箭”： 10万亿日元的财政刺激、通胀目标和结构性改革。当下，伴随着前两箭已经射出，安倍的“第三箭”备受关注。安倍指出，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基于三大关键概念：挑战、开放和创新。日本应该着力于其擅长之处，例如医疗保健，通过医疗行业的创新来重振经济，并向全世界输出福利。安倍还强调，日本的医疗产业会在俄罗斯和中东地区有很大发展空间。总之，为了促进创新，日本必须保持开放。 在农业方面，安倍没有明确回应是否会减少农业的高补贴。但他表示，日本将调整对农业的过度管制，减少繁文缛节，希望将日本农业打造成出口导向型产业。同时，尽管面临农业协会的反对，安倍坚持表示日本将加入TPP谈判，实现安倍所承诺的“开放”。 在国内财政方面，安倍指出，由于日本出生率的下降，未来财政税收收入可能会大幅度减少。政府可能将面临非常困难的财政状况。而安倍计划通过债券回购和控制政府开支来实现平衡。他承诺在2015年将日本的主要收支逆差减少一半；到2020年，实现收支平衡。为了实现这一承诺，日本将增加税收（例如提高消费税税率）和提高政府支出的效率，还将尽力结束通缩，实现经济增长。 在外交方面，安倍对自己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解释为“祭奠战争死难者”，并认为这不是一个外交问题，不应该将之政治化。在钓鱼岛问题上，安倍表示日本不会承认这些岛屿存在领土主权争议。但他也表示，将保持同中国的经贸往来，并敞开大门保持对话。除此之外，安倍还对美日同盟信心十足，明确表示支持美国在亚洲的再平衡战略。

中国新任驻美大使：访崔天凯录 Beijing's Brand Ambassador：A Conversation with Cui Tiankai 崔天凯，2013年5月15日 《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 文章对中国新任的驻美大使崔天凯的采访做了整理。崔天凯在采访中指出，在过去四年中，中美关系一直稳步向前发展，两国领导人进行过12次会晤，这在两国的外交中都是罕见的。当下，随着中国新一届领导班子上任，中美关系需要经历一段过渡。但他相信，通过“习奥会”，两国领导人已经建立关系，将尽一切努力推动双边合作伙伴关系。作为大使，崔天凯表示自己将确保两国领导人的持续接触。 崔天凯强调，中美之间的关系应是一种建设性的稳定的新型关系，而不是零和关系。历史上，一国的崛起往往导致冲突，甚至战争。当下，中美都有决心不让历史重演，并找到一种新的发展方式。他同时指出，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科技和军事领域都与美国有差距。因此，过于简单化地把中国和美国视为同一级别的权力并不恰当。 崔天凯表示，中国并不打算改变当下的全球秩序，相反，已经准备好遵守国际规则，并融入到全球体系中。但半个世纪前适用的规则在今天却不一定实用。中国支持对国际体系进行必要的改革，但无意推翻或者重新设立一个新体系。崔天凯特别肯定了G20这一新机制，因为G20囊括了印度、巴西、南非、俄罗斯等金砖国家，不同与往日的七国集团或八国集团。这些国家可以平等相待，共同协商和讨论国际经济和金融问题。中国希望更多此类新机制的存在。 在叙利亚问题上，美国怀疑中国不肯合作。崔天凯回答，中国不希望叙利亚处于战乱，但也坚持不干涉他国内政。他认为，中美要互相谅解、互相理解、互相帮助，也需要尊重他国人民主宰本国事务的权利。在朝鲜问题上，中美有许多共同利益，只是方法途径不同。中国对朝鲜半岛有三大基本点：首先，稳定是第一要素；第二，中国主张朝鲜半岛无核化；第三，主张通过和平手段实现。这三点是相互关联的，不能牺牲其一。同时，一方面中国不会疏远朝鲜，另一方面中国虽对朝鲜有一定影响力，但朝鲜可以选择拒绝中方的建议。中国会采用更有力的措施来实现无核化的目标，但会避免导致局势升级的做法。

中国的钓鱼岛立场 Chinese Views Regarding the Senkaku/Diaoyu Islands Dispute 史文（Michael Swaine），2013年6月4日 《中国领导箴言》（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文章指出，中日之间存在的冲突渊源已久，但最近的一次危机在于日本东京政府的购岛计划。这一事件引发了中国的大规模示威，中日两国空军和海军船只频繁驶入钓鱼岛海域，使得冲突有升级的危险。文章认为，为了评估潜在的危机以及未来可能的解决办法，了解中国的意图非常重要，包括官方和非官方的态度。文章分析了三个问题：第一，中国领导人和境外精英人士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看法是否有所不同；第二，民间和军方对钓鱼岛问题及其他纷争有何意见；第三，习近平等新一届中国领导人是否会对钓鱼岛问题采取不同方法。 在钓鱼岛问题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官方媒体频繁地将钓鱼岛归咎于日本“法西斯主义”或军国主义，将这场争端称为“闹剧”。更加频繁的是将这场争执与日本“右翼”分子联系在一起。这表明，中国看待钓鱼岛问题已经不是简单的纸上声明，钓鱼岛争端涉及到一个不可兼容的、零和的领土主权争端。新任总理李克强指出，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不可动摇。中国的一些权威观察家则认为解决问题需要日本“正视事实、纠正错误”，这样两国关系才能回归正常——也就是将化解危机的责任全归于日本。军方则表态称中国军队管辖中国海域是合理的，无需其他国家说三道四。 作者认为，东京政府购买钓鱼岛的行为之所以被中国视为“完全不可接受”，原因有五。首先，这违反了两国此前达成的谅解，违反了搁置主权争议的协议；其次，东京声明决定购买这些岛屿的时间点恰好在九一八事变81周年纪念日的前一周，这在许多中国人看来是故意挑衅；第三，除了购岛决议，日本还做出其他“挑衅性”行动，令中国不满；第四，日本扣留中国渔船船长并企图以国内法进行判决，违反了两国之间事先达成的协议，中国不能接受；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购岛的决策让许多中国人意识到日本政坛正在向“右翼”观点和政策靠拢，这一情形使中国担忧。 总之，中国官方将钓鱼岛主权与中国的“核心利益”挂钩，但同时也强调中国和平发展的承诺，希望以谈判方式解决领土争端。换言之，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北京方面已经放弃了政策限制和谈判解决这一双管齐下的长期策略，另一方面，中国也努力通过合作解决问题。

无核化的朝鲜 The Elusive Vision of a Non-nuclear North Korea 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 R. Hill），2013年5月3日 《华盛顿季刊》（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朝鲜核武器问题一直是威胁和平和稳定的一个不稳定因素。倘若朝鲜拥有核武器，不仅直接对东亚的稳定局势产生影响，同时也是对来之不易的核不扩散条约的挑衅，可能导致地区的军备竞赛。文章指出，尽管2013年朝鲜第三次核试验后联合国安理会已经采取行动，奥巴马政府对牵头解决朝鲜核问题似乎兴趣不大。当下的情形可能给朝鲜形成一个错觉：那就是只要继续周旋和一意孤行，便有可能拥有核武器，成为第二个巴基斯坦。如果奥巴马政府有意在朝核问题上取得进展，则必须首先了解该区域的利益整合，尤其应格外关注两个国家——韩国和中国。 作者指出，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最好的做法是与韩国和中国紧密合作。一方面，奥巴马政府必须妥善处理与韩国的关系，避免任何公开裂痕，因为一旦美韩关系生出间隙，这将可能立刻被韩国媒体渲染放大，致使双边合作难以进行。作者建议美国可以通过自由贸易协定等方式来促进与韩国的友好关系。另一方面，中国越来越多地着眼于本国的内部问题，不愿对朝鲜的行为和复杂的局势付诸过多精力。奥巴马政府应该给予中美关系更高的优先级，同中国新任领导人建立个人关系。除此之外，奥巴马政府也应该妥善利用导弹防御系统这张牌，实施对朝鲜的战略威慑。 作者认为，要遏制朝鲜的核野心，三个要素缺一不可：首先，需要让中国克服对美国的不信任，并且认定朝鲜的核野心是对中国崛起和亚洲平衡不利的一大因素；其次，需要与韩国密切协调，防止再度出现反美活动；最后，美国需要同其盟友韩国和日本合作，部署导弹防御合作计划。总之，美国不应放弃努力，寻求与中国和韩国的长期合作，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

中国在拉美的军事手段：尚未使用的大棒 China’s Use of the Military Instrument in Latin America：Not yet the Biggest Stick 辛西娅·沃森（Cynthia Watson），2013年春夏季 《国际事务杂志》（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第66卷，第2期 | 当下，中国在拉美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在政治文化上，拉美国家和中国有着一些相似的历史渊源——共产主义；经贸上，中国在拉美寻求开采资源和开拓商品市场，反过来也给拉美国家提供了一个广阔的中国市场；在外交和跨文化交流上，中国和拉美也往来颇多。然而，中国在拉美的野心是否仅仅止步于资源和贸易还未得而知。文章指出，目前，中国似乎并没有在拉美追求扩大其军事存在，这与美国越来越依赖同拉美的军事关系形成鲜明对比。文章对中拉之间的往来关系做了分析，探讨了中国为何选择不在拉丁美洲介入军事力量。 文章指出，北京和拉美的关系日渐变暖。中国已经成为这一区域主要的投资者，尤其是在采矿、能源开发、食品生产和银行部门等领域。中国政府将大量资源投入对拉外交，保持与大多数拉美国家的双边关系。但军方一直没有成为中国走入拉丁美洲的主要工具，作者认为，北京的谨慎有几点原因：首先，美国历来敏感其他国家参与拉美事务，在拉丁美洲的军事部署可能引发美国的剧烈反应；其次，寻求在拉美建立军事存在可能会引发拉美国家的敌意，使其提防恐惧中国崛起；第三，担心中国的军队不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指示，而反过来向北京施压；第四，中国对外主张“不干涉”，表示尊重拉美国家的主权和需求。 尽管如此，作者认为，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对拉丁美洲没有野心。近年来，由于美国的军备价格对于并不富裕的拉美国家太过高昂，中国的军事设备和武器在拉美越来越受欢迎。尽管军售规模一直较小，销量却不断增加。未来几年，中国军备的销售份额很可能继续增加，挤压美国的市场。除此之外，在拉美地区，中国军队在提供救援领域的参与度逐渐增加，中国医疗队在牙买加、古巴、哥斯达黎加等地区都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中国国家安全决策：过程与挑战 Chinese National Security Decision-Making：Processes and Challenges 孙韵，2013年5月 布鲁金斯学会（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文章指出，准确地理解中国的国家安全政策非常重要，但由于信息的缺失，目前关于中国国家安全决策过程的研究较为缺乏。文章对中国国家安全决策的制定（尤其是对外安全决策）进行了剖析，并集中对国家安全决策的三个过程——高层决策、通过国家安全领导小组进行政策协调，和信息处理过程——逐一进行探讨。 高层决策 从以江泽民为首的第三代领导人开始，最高领导人的个人权威已经远不如前。在毛泽东和邓小平时期，关键国家安全决策仅仅由最高领导人来拍板，往往反映迅速、较少出现内部纠纷。但江以后的领导人权力大不如前，因而党和政府内部各派别之间的权力平衡就显得更为重要。一般而言，最高决策权力掌握在政治局常委手里，实行集体领导。虽然国家主席享有军事、外交指挥和决策的特权，国家安全决策往往需要常委达成统一意见。同外界的猜测相反，在国家安全问题上，政治局常委一级很少有个人私下协商，因为在中国精英政治里，个人关系被看作是及其敏感的。任何常委间的私人会议都可能引发怀疑和猜测。 国家安全领导小组? 虽然私下会晤极其罕见，但高层领导人之间的协调是存在的。国家安全领导小组往往由中央高层人士组成，负责协商现有安全政策和国家安全问题，进行机构间的磋商和研讨。这一设置减轻了高层领导人的决策负担，并增加了一个系统协调和仲裁的层级。 信息决策? 事关国家安全决策的信息通过标准的筛选过程后，经过组织和传播，流入中央高层。同时，决策系统也依赖于官方和半官方的智囊团进行国家安全事务研究和分析。一般来说，智囊团负责拟定两种类型的内部报告：一是定期报告，是一种“自下而上”的信息流动模式；二是委托报告，是“自上而下”的分析研究。 作者也指出，中国的国家安全决策系统也有不足之处。首先，决策权分散——国家安全决策需要权力集中，才能高效处理信息和做出机构间协调；其次，国家安全领导小组没有一个固定的会议时间表与参与者名单，在体制上缺乏必要的固定机制，更不用说危机预防机制；第三，解放军有多种渠道参与和影响国家安全决策；第四，缺乏完整的国家安全决策立法，缺乏制度化的管理和明确责任分配。

谁授权了对中国的战争准备？ Who Authorized Preparations for War with China? 阿米塔伊·埃茨奥尼（Amitai Etzioni），2013年6月12日 《耶鲁国际事务杂志》（Yal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文章指出，美国国防部提出，当下是时候开始着手准备与中国的战争和相应的应急预案，对可能出现的对抗进行评估和拟定应对措施。作者认为，国防部的这一结论事关重大，它将影响美国的防御系统、军事姿态和与中国打交道的整体战略。然而，迄今而至，军方的这一评估和准备还尚未得到政界的明确指示。而奥巴马的继任也为美国的战略调整提供了契机。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一直保持着军事力量的绝对优势。在近六十年中，西方国家和太平洋地区的海上安全一直由美国海军和空军负担。然而，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军事力量逐渐提升，以低成本获得反舰导弹、短程和中程弹道导弹、巡航导弹、隐形潜艇以及网络和空间武器，开始在中国沿海水域挑战美国的军事优势。这引起了五角大楼的警惕。相应地，美国国防部提出“空海一体战”项目来应对：即联合空中和海上力量，综合攻击，深度破坏，摧毁敌人的反介入区域封锁能力。 文章指出，通过“空海一体战”获胜很可能需要“先发制人”，因为中国的核反击能力也令美国担忧。同时，这一部署一旦实施将可能导致一系列变化。在美国国内，“空海一体战”将影响五角大楼的采购计划，还将导致海军预算比例上升，无法实现削减军费开支。其次，“空海一体战”可能导致局势发生本质上的升级，加速亚太地区的军备竞赛。第三，中国必定会对“空海一体战”有所回应，这会刺激中国加速其自身的军事集结。第四，其他亚太国家并不希望中美冲突爆发，它们希望继续同时享受美国的安全保护和中国带来的经济利益。因而，“空海一体战”并不一定是最佳选项。 作者认为，当下已经到了白宫和国会重新评估威胁和做出回应的时候。而进行评估和分析前，作者建议美国应该着重思考四个方面的事实：首先，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远低于美国，并面临一系列国内问题，尽管经济并不能完全决定军事能力，但可以限制其选择。其次，尽管中国不断增加国防开支，促进军事现代化，其军费支出和军事实力仍然远次于美国。第三，即便中国实力不可小觑，其意图更加重要——中国目前并未对管理全球表示出浓厚兴趣，而是对能源和资源的流动极为关心。美国可以在保证核心利益不受损的前提下，促进中国在全球市场的能源交易顺畅，而不是组织他们。第四，美国的核心安全依然在中东，而不是远东地区，美国必须避免两头作战。总之，如果有其他的策略，美国应该避免与中国的关系演化成零和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