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务之急，是设法缩减繁杂的权力运作程序

　　在中国全国“两会”上，建议扩省的声音又传出来了。

　　与937万平方公里的美国分50个州管理3亿人口比起来，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13亿人口，却只有34个省市级单位（算上台湾），管理难度的确不小。因而扩省与否近几年一直是大陆学术界争论的焦点。此番全国政协委员黄书元再发呼吁，有海南、重庆建省的已有发展经验作为支撑，更将其赋予了加强城市化进程及解决就业难的现实意义。

　　倘有新区划，必将带来基建热。以现有地方政府对依靠土地、房地产提高财政的热情，笔者不怀疑黄委员的提议能推动城市化进程。至于从就业角度来讲，扩省能惠及多少民众，则尚不可知。而扩省能否如预期解决现有行政效率低下难题，更让笔者担心。

　　中国现行行政区划建制一般为四个层级：省→市地州→县→乡镇，管理层次多，隶属关系复杂，管理半径过长，从而导致行政成本庞大。只缩小每个省市级单位管辖范围，不可能撼动现行行政区划建制之根本，无从改变目前机构重叠、冗员充斥的局面。

　　借行政机构改革之际大肆增官扩权的案例，不断见诸公开报道，表明中国当下尚未找到有效精政手段。若再按黄委员所说，将中国现有省市级单位增至六十个，极有可能在实际操作中背离改革初衷，加剧冗员问题，在职行政官员只多不少，民众反而会因纳税养官压力增大。

　　何况，大规模调整行政区划，并非大笔一挥，在一张地图上随意划上几条分隔线那么简单。中国幅员辽阔，各地情况参差不齐，省份划分依据了历史、经济、文化、政治等多重因素，运行数十年后在民间已形成很深认同感。任何新的激烈调整，都牵涉甚广，其“手术成本”太高，还容易影响社会稳定的大局。

　　显然，调整行政区划，只能对提高行政效率起到辅助作用，治标不治本；而按中国社会现状，重新大规模扩省更不现实。当务之急，还应该是设法减少管理层次，精简机构，缩减繁杂的权力运作程序，节约行政费用。比如针对市地州一级政府占用资源多，发挥作用小，已有的“省管县”尝试就不乏成功之处，大可推动其可取之处，增强行政机构活力。

　　相比之下，这种从政府职能等根本性制度作出的变革，更有利于解决行政区经济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