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大陆官媒发表了一篇意味深长的文章，题目是《德国也拼爹美国白手起家者凤毛麟角》；文章引述德国经济研究所的一份报告显示，德国的“拼爹”现象远比一般人预想的严重。美国也是“拼爹”现象严重的发达国家之一，白手起家者凤毛麟角。看起来，中国式“拼爹”可以成为宇宙真理了，而且连美帝德修都“讲究拼爹”，这是时代潮流啊。德国人的研究依据是什么不清楚，但说美国人白手起家者凤毛麟角，即使再不了解美国的人，看到这样的结论也会笑掉大牙。

　　美国是世界上白手起家成为富人最多的国家，有三个数据可以大致看出美国人发家致富不是在“拼爹”。在福布斯400个最富有美国人排行榜中，70%的富人是白手起家，30%的富人是靠继承财产来形成富人的地位。对富人的调查显示，在美国超过1000万美元资产的富人中，只有10%的人是借老爸老妈的光有了这些家底，余下的人是靠自己打拼积攒下财富江山。2012年美国芬迪提投资公司对美国百万富翁的调查显示，86%的百万富翁是白手起家致富的，14%的人是靠继承财产成为百万富翁的。当然这里所说的白手起家，不是指一分钱没有的穷光蛋，而是指财富的获得和积累是靠个人努力获得的，而不是生长在富人家里，靠祖荫或者是有个好爸爸留下个金山银山。

　　如果不“拼爹”，那么美国人是如何白手起家成为富人的呢？美国专门研究富人的机构通过对这个群体的调查，发现美国大多数白手起家成为富人所具备的一些共性特点。

辛勤工作是致富的基本之路

　　在对美国富人群体的调查中，当问到什么是成为富人的主要因素时，富人给出的第一个因素是辛勤工作。辛勤工作如果简单地用每周工作时间来衡量，拥有更多财富的人工作时间显然比拥有较少财富的人工作时间要长得多。在净资产10万至100万美元的家庭，只有3%的人每周工作时间超过60个小时。而在净资产100万至500万美元的家庭，有7%的人每周工作时间超过60个小时。在净资产500万至2500万美元的家庭，每周工作时间超过60个小时的人数比例为 13%。每周工作51至60个小时的人群，按家庭财富划分，净资产10万至100万美元的家庭，只有8%的人每周工作时间在51至60小时之间。而在净资产超过100万美元的家庭，每周工作在51至60个小时之间的人数比例为22%。

　　按理说越有钱的人越应该少工作，享福吗。越没钱的人越应当更加拼命工作，否则怎么养家户口。而在美国，情形却相反，越有钱的人干的越辛苦。越没钱的人，反而是可以享享“清福”。美国家庭净资产超过100万美元的富人每周工作超过40个小时的人数比例在60%以上，而净资产10万至100万美元的人群每周工作超过40个小时的人数比例仅五成多一点。

接受教育是成为富人的阶梯

　　辛勤劳动既是美德也是致富的基础，但在现代社会，仅靠体力是难以发家致富的。因此接受高等教育被视为进入富有家庭的基础和阶梯，而且职业性学位最容易让那些打工族迅速改变命运，由中产阶级跨进富人的行列。在美国净资产100至500万美元的家庭，85%的家庭将接受良好的高等教育视为他们能够成为富人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在净资产500至2500万美元的家庭，有90%的家庭将接受良好的高等教育视为他们能够成为富人的一个重要因素。

　　根据统计数据，在家庭净资产100万至500万美元的人群中，拥有大学本科学历的人数比例为90%，而在家庭净资产500万至2500万的人群中，拥有大学本科学历的人数比例高达95%。相反，在家庭净资产10万至100万美元的人群中，拥有大学本科学历的人数比例只有66%。

　　如果观察45岁以下富有家庭和中产阶级家庭，可以发现教育程度对人们早期生涯财富积累的影响更大。在35至40岁家庭净资产100万美元以上人群中，有 54%以上的人拥有硕士以上学位，7%的人拥有工商管理硕士学位，18%的人拥有医学博士学位。而在35至40岁家庭净资产10万至100万美元人群中，只有30%以上的人拥有硕士以上学位，3%的人拥有工商管理硕士学位，5%的人拥有医学博士学位。

白手起家创业不是稀奇事

　　如果一个人在美国开公司，那大概是最简单的事情之一。不需要有注册资本、甚至不需要有办公司，在自家车库摆个桌子就成了。很多白手起家成为富人的人最初创业时是穷嗖嗖的样子，但如果有头脑、有好的产品或者是创意，到时候就会有人来投资。美国也有很多富人是从做小生意开始，就像中国的个体户一样，坚持不懈一步步壮大生意。统计数据显示，自己创业当老板成为富人的几率大，而且在超级富人当中，企业老版所占的比例也最大。

　　如果自己不创业而甘心为别人打工，致富的机会大不大呢。获取职业性学位实际上是很多人能够成为富人的一个途径，如上面所谈到的公司总裁、经理，如果没有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仅靠大学本科毕业有时是很难爬上大公司高层管理人员之位的。而像获得法博士、医学博士这类职业性学位的人，不见得是管理人才，但却可以成为专业人才，致富之路容易越走越宽广。

赵灵敏：中国的“二代”问题

　　李双江之子李天一涉嫌轮奸的案件，其社会影响之大让人乍舌。不仅李天一被冠以“银枪小霸王”的诨名遭到口诛笔伐，连他的父母、为他辩护的律师和所有为他辩解过的人，都成了过街老鼠，遭到网民的“人肉搜索”和辱骂。显然，因为李天一“官二代”和“富二代”的双重身份和令人侧目的言行，此事成了当下中国社会“仇官”“仇富”心态的最大宣泄点，也凸显了社会阶层分化对立加剧的严酷现实。

　　李天一案的发生和其个人经历也许有其偶然性，但其所代表的“官二代”和“富二代”的种种劣迹，中国人却早已耳熟能详：要么有家族产业可以闲吃一辈子；要么依仗父辈庞大的关系网，还没毕业就开始吃空饷并能获得“火箭提拔”；再加上醉酒超速，撞飞行人，威胁记者，殴打行人，炫富斗富，口出狂言，不一而足。这些人的所作所为，一方面是家庭教育的失败，“官一代”和“富一代”为官为富不仁，满脑子特权思想和“有钱就能摆平一切”的意识，造就的必然是精神空虚、胸无大志、目中无人、冷酷无情的“二代”，这样的人是没有办法如他们的父母所愿，在未来承担更大的责任的。但另一方面，如果这些“二代”每日耳濡目染的就是托关系才能办事、有钱能使鬼推磨的社会现实，又如何能期望他们敬畏法律、 敬畏生命？

　　“官二代”和“富二代”的骄横，对应的是“穷二代”的悲催。在1980、90年代，一个农村出来的穷小子，只要上了大学，就有机会改变自己的身份和命运；但是现在，即使他的父母砸锅卖铁供他上了大学，大概只能在城里做蚁族，挣每月一、两千的工资，住在地下室，而且似乎永无出头之日。因为很多时候文凭已经不管用，人家关心的是你爸是谁？所以毫不奇怪，每年有上百万的高中生放弃高考，大学里农家子弟的比例不断减少。社会上升渠道被堵塞，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而“中产二代”的日子同样不好过，他们与父母两代人很可能都被房地产绑架了，不仅要付出全部积蓄，还要背上多年的债务才能有属于自己的栖身之所；未来并不确定，一旦没有了目前的工作，连缓冲的积蓄都可能没有。不时有媒体报道，月入万元以上的中产不敢要孩子，看似难以置信，但在一个拼爹、拼娘、拼资源、拼关系的年代里面，因病因失业沦为屌丝（中国流行网络用语，泛指穷人）的中产，并不在少数。

工业化初期的社会结构

　　中产趋向于屌丝，屌丝则不知何去何从，对这两个阶层来说，社会阶层已经不是固化的问题，而是普遍在下沉。阶层的差距产生生活的隔离和心理的不平衡以及情绪的对立，于是仇富心理蔓延，报复和泄愤事件越来越频繁。但问题是，在美国和欧洲，贫富差距同样很大，比尔·盖茨和一个纽约流浪汉之间的差距之大，可想而知，且据《人民日报》的说法，美国德国也有拼爹的现象，还有人指出盖茨与巴菲特也是“富二代”，并非白手起家。但即便如此，并没有见美国或全世界有人声讨这两个“富二代”，也很少人拿布什家父子总统的“官二代”现象说事，这是为什么？

　　首先，中国的竞争环境极度不公平，竞争还没开始，就有人已经输了，有人不战而胜。这样的环境下，富者恒为富，官者恒为官，“富二代”和“官二代”主要借助父辈的荫蔽占尽好处，获得权力提供的各种利益和机会的“特供”，并试图复制“三代”和“四代”，其上位和个人的素质关系不大，只要有背景，说你行你就不行也行；而穷者恒为穷，上升的通道堵塞，学习改变不了命运，勤奋改变不了命运，有技术也改变不了命运，花了18年甚至更多的时间，也没有办法和人家坐在一起喝咖啡。这样一来，仇富仇官就成了必然。而在美国这样的社会里，家世显赫可能让你少走一些弯路，但归根究底，你的成功是因为你个人的能力在更大的社会范围得到了检验。盖茨的母亲是IBM的董事，但没有办法命令全世界人民必须使用微 软视窗操作系统；巴菲特的父亲是国会议员，但不可能给他提供股市内部消息；小布什看起来智商不高，但毕竟是美国人民选择的结果。在这样的社会里，有“富二代”“官二代”“穷二代”，但前者不会骄纵，后者不会绝望，社会氛围也不会到如此剑拔弩张的地步。

　　其次，中国的社会保障和职业安全感严重不足。清华大学教授白重恩认为，中国五险（养老、医疗、失业、工伤、计划生育保险）缴纳社保一般占到工资的40%，高的达到50%。“全世界没有其它国家比中国更高，社保缴费负担非常重。”但就是这么高的缴费比例，最近有多家媒体报道称：“连续缴费15年，60岁后每月最低只能领取73元养老金，即便按照最高标准缴费，最多也只能获得每月129元的养老金”，中国人享有的社会保障负担之重，水平之低，由此可见一斑。

　　从职业的安全感上看，早年的终身雇佣制被妖魔化为“大锅饭”和国企效率不高的罪魁祸首，在1990年代初的“砸三铁”（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中基本被废除。中国企业的民主化程度普遍很低，几乎每个机构，无论是民营还是国有，都是一个个专制的堡垒，老板说一不二，员工低头哈腰。这样的社会和工作环境，让大多数人都处于莫名的焦虑和不安之中，人们对不公不义的容忍程度自然降低了很多，某些时候的情绪化难以避免。

　　最后，中国的经济结构已经进入了工业化的中期阶段，有些指标已经达到了工业化后期阶段的水平，但是中国的社会结构还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还遗留大量封建化和人身依附成分，个体的独立和尊严，在大多数人的价值位阶中，是远远低于升官发财的，这种情况不仅体现在“富二代”“官二代”身上，表现为他们依赖父母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表现为他们的“衙内”做派；也体现在“穷二代”和“中产二代”身上。这些人往往憎恨腐败和寻租，但一旦获得机会上升为“官一代”和“富一代”，却又毫不犹豫地加入到这一行列中，去制造他们之前痛恨的“官二代”和“富二代”。

　　显然，“富二代”“官二代”“中产二代”“穷二代”哪里都有，但前两者和后两者之间隔离和对立的程度之深，恐怕以中国为甚。这背后，是社会优质资源日益被少数人垄断、大部分人失去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的残酷现实，也是权力不受约束的必然结果。要改变现状，既不是渲染富人的不仁，也不是指责穷人偏执，而是让富人得到约束，让穷人得到关怀。而驯服权力，是其中的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