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委员会是对中国制度的“模仿”，和中国更为类似的是行政机构欧盟委员会的主席、立法机构欧洲议会的议长、欧盟理事会的主席也都是欧洲委员会的成员。不过和中国不同的是，没有人会指责欧盟的这套制度设计。或许这就是话语权在谁手里的区别。

　　中共中央党校《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3年第六期发表了本人文章《中国制度优势化解未来挑战》一文后，在海外引发了不同立场人士的关注。这其中又以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为代表。

　　夏明教授是海外知名的自由派学者，曾多次入选美国博讯网评选的《中国百大公共知识分子》。其对中国模式的批判性、否定性立场众所周知（如夏明教授认为中国的就业问题极为棘手几乎无法解决，因为美国人的事业不过是经济危机的周期性问题，而中国则是结构性的）。不过根据他个人网页上的介绍，他还兼任复旦大学访问教授（2007），湖南吉首大学院外教授, 复旦大学选举与人大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上海社科院当代中国政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这至少说明，中国并没有把他的学术才能与政治立场划上等号（类似的还有陈丹青、余英时等。尽管他们对中共完全是敌视的态度，但却丝毫不影响他们的专业成果飘香大陆）。

　　所以当夏明教授接受澳大利亚电台（ABC）采访时，不出意外的站在了本人观点的对立面。

　　拙文《中国制度优势化解未来挑战》的第一部分是谈中国的制度优势。认为十八大中共成功地、制度性地进行了第二次权力和平交接，而且国家领导人胡锦涛作到了“祼退”，从而有力地回应了西方两个质疑：中国无法解决权力的和平交接、无法避免政治强人和个人独裁的出现。

　　夏明教授并不认同这个结论。他的理由是十八大之前发生了震动中国社会的薄熙来事件以及种种风波，证明这次权力交接依然血雨腥风。不过，如果这样的理由成立的话，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西方的制度模式到现在也没有解决权力的和平交接？

　　以本人所在的法国为例。

　　2007年大选，当时的总理德维尔潘为了打击同党的竞争对手萨科奇，而令其亲信炮制了“清泉案”，即把萨科奇列入一份伪造的洗钱犯罪名单，妄图置萨科奇政治上于死地。最后反被时任内政部长的萨科奇识破和利用，将德维尔潘淘汰出局，并在法国上演了总统将总理告上法庭的闹剧，而审判结果更是荒唐：德维尔潘的亲信统统有罪，他本人却无罪释放。这大概是法国的刑不上国家领导人的传统所致。

　　2012年大选，社会党最具声望的候选人、时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的卡恩在美国纽约一所法国宾馆爆发“强奸门”，虽然最后无罪释放，但却身败名裂，政治生命终结。这起丑闻发生后，民调和卡恩本人都认为是政治陷害，利用了他的弱点设局。

　　相比较而言，薄熙来是由于他自己人而且是最亲密的两个人——最得力的助手王立军以及太太的因素而下台。这和法国不同政党之间、同一政党内部处心积虑的阴险陷害不可同日而语。从这个角度讲，哪个国家的政治博弈更残酷？

　　不仅法国，美国上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接连发生总统候选人被暗杀、总统被暗杀、总统窃听竞选对手的丑闻和悲剧。如果薄熙来事件就可以证明中国无法解决权力的和平交接，那么西方岂不更是如此？

　　至于是否能够避免个人独裁，夏明教授表示现在下这个结论还早，那我们不妨都拭目以待。

　　《中国制度优势化解未来挑战》一文另一个主要的观点是指出中国人才选拔制度优于西方的全民普选方式。原因之一在于东西方虽然都是从全国选拔人才，但由于制度原因，西方却不能从全国的层面使用人才。西方整个国家的政治人才被政党切割成几个部分，并随政党共进退。一党获胜，哪怕原来的政务官再有能力，也统统大换血。这一方面造成人才的短缺，另一方面则又造成人才的浪费，更造成政策的非连续性。毕竟政治精英也是稀缺资源，一个杰出政治人才的产生也是多种因素合成的，而政治精英也有其自然寿命。一个政党连任八年，也就意味着另一个政党的政治精英闲置八年。

　　夏明教授则提出不同看法。首先他认为中国的一党执政导致这个执政的梯队没有动力去改变其执政的质量和效率。它垄断了中国各种政治、社会和经济资源来进行治理的时候，这种资源的使用是非常浪费的。这就出现了中国军费年年无限增加，维稳费用超过了军费，另外贪腐盛行，公务员的工资永远控制不住，行政经费，政府税收超过了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这都是一党执政下，行政效率无法得到提高的一个根本表现。

　　应该说看到夏明教授这样的观点时，我还是感到十分惊讶。这既和事实相差甚远，也缺乏历史观。而且推理的逻辑也不严密。更为重要的是，我谈的是虽然东西方都是全国性选拔人才，但西方却不能全国性的使用人才。而夏明教授正反两方面谈的却是执政效率。本人也不明白夏明教授为何出现答非所问的现象。不过既然夏明教授是针对本人文章发表不同的看法，还是从他的角度进行回应。

　　中共的执政质量和效率确实有可提高的空间，但从中共执政六十多年的历史过程来看，它执政的质量和效率一直处于提升当中——而且是迅速的提升当中。仅以这十年为例。2003年非典发生，中共初期的应对受到了海内外广泛的批评。2013年发生H7N9禽流感，中国政府的表现无懈可击：公开透明，在最短时间内主动公开了境内发生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信息、第一时间通知世界卫生组织，并及时更新疫情。国家计卫委和农业部按照各自职责，调动各种资源应对；果断关闭活禽市场，同时展开了紧密的国际合作。

　　由于应对措施得力及时，这场突如其来的禽流感迅速得到有效控制。为此，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蓝睿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此次疫情防控方面，中国政府展现了解决问题的超强能力： “我们对中国实验室的速度印象深刻。中国流感中心的工作非常优秀，我们很满意。我想他们一定会尽可能快地找出病毒源头。中国政府展现除了解决问题的超强能力，调查迅速，信息发布及时。”英国权威科学杂志《自然》4月底发表的一篇社论说，中国此次对H7N9禽流感疫情反应迅速、措施得当，“改变了过去应对疫情的负面形象”。

　　另一个例子就是2013年的雅安地震。2008年汶川地震，中国政府就向全世界高效地展现了超强的大规模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五年过后，这次中国政府的表现更加成熟，其改善和进步幅度之大令人瞩目。以下枯燥的数据展现的却是鲜活的现实：8点02分，雅安地震发生。8点40分四川省启动应急响应（可资对比的是，汶川地震七小时后四川省才启动应急响应）。10点12分，空军11252机组到达震源地上空……10点20分，海军航空兵4101机组到达作业高度开始作业……10点26分，陆军航空兵编队开始起飞并于11点06分开始在灾区降落。

　　进步最为明显的是救灾的指挥，中国政府此次救灾的统筹性与科学性在增强。国际间一致认为“李克强在这次危机处理分寸把握好得出乎意料”。媒体举例称：“他奔赴灾区仅24小时有余，甚至在返京之时明确救灾等工作由四川省全面接棒，中央政府予以配合。这些行为都让外界大呼意外与过瘾，立即明白这是最佳的决策”。 李克强透过此次快速、务实、高效、信心强的救灾指挥行动，向世界透露中国力求建立以科学发展为指引的现代型政府的信念。

　　中国政府的治理能力以及持续提升，从国际与比较视角观察则更为突出。我们不妨看看被认为是世界一流民主国家的日本。同样是地震，日本政府反应迟钝、指挥失误，而且信息封闭、混乱——特别是针对危及安全的核电站。当时的首相菅直人在下台后就由于指挥失误而被起诉。灾后数月，灾民得不到有效安置。地震两年后，汶川新城已经昂然矗立，而日本地震两年后仍然一片狼藉，灾区3县（宫城、岩手、福岛）仅有56户灾民入住了灾害公营住宅，全国尚有30万灾民无家可归。

　　中国的表现如此优异，以至阿根廷外交部甚至在雅安地震后发布公告说：“中国是全世界勇气和进步的榜样。”

　　面对这样的现实，何以夏明教授居然能够得出“中国的一党执政导致这个执政的梯队没有动力去改变其执政的质量和效率”的结论？

　　当然，中国政府也不是万能的，还有许多问题包括民众强烈不满的问题没有得到有效有效解决。比如高房价和腐败。

　　然而，如果放到全球和历史坐标中，我们会发现，面对这些问题，中国政府的表现仍然可圈可点。

　　我们知道美国、英国和日本都算的上世界一流国家。然而，它们都发生了房地产泡沫破裂和崩盘，进而导致全面的经济危机。中国作为一个后起的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的经验固然无法和上述国家相比，其综合实力也同样还有差距。中国的房地产虽然价格并没有降下来，但整体上仍然属于可控范围，没有出现上述国家崩盘的后果。相比较而言，中国的治理能力还是要高于上述国家。

　　至于腐败，更是一个历史现象。所有的发达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时，都发生了长期的全面腐败。以美国为例，从1820年代到1880年代，长达六十年间，都是其历史上腐败最为严重的时期。哪个时候，几乎所有的官职都是明码拍卖的，所有的重大工程都是暗箱操作的。1872年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给了国会议员大量股票以阻止国会调查该公司在修建铁路中的严重腐败。甚至决定国家命运的南北战争都无法阻止战争部和合同商把上百亿美元花在伪劣产品上。

　　只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法律的完善，腐败才在美国得到有效遏制。中国在人口规模远大于美国的情况下，在独特人情社会和文化的影响下，在社会转型、经济转轨远快于西方的情况下——西方用了两百年才达到的城市化水平，中国三十年就达到了，出现腐败是再正常不过的历史现象。更重要的是，如果和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的国家——不管人口多少——相比，如印度、俄罗斯、南非、印尼、泰国等，中国对腐败的打击和遏制水平远高于上述国家。

　　我们相信，上述历史和现实的客观存在，任何严谨的学者都不可能视而不见。夏明教授却何以以此来证明中国行政效率无法得到提高呢？

　　这里需要多说一点的是，一般理论上都认为，腐败必然阻挠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但中国似乎是一个例外。改革开放以来，腐败沉渣泛起。但中国依然保持长达三十多年的两位数增长。为此美国学者布拉斯加---林肯大学政治学教授安德鲁.魏德曼在其专著《双重悖论：中国的高速增长与腐败加剧》加以分析。他的主要结论是：一是中国市场被低估的资产从国家流向新兴民营经济体，这一过程创造了大量意外的财富。而腐败很大程度是这一过程的副产品。二是中国的反腐败虽然仍有缺陷，但还是有效地防止了腐败问题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这里本人不妨再加上两个原因。一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当时的制度安排多有不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之处。于是便以腐败的形式寻求制度突破，绕开需要改变的体制。二是中国的腐败隐含一种契约精神：拿钱则必然办事，必然成事。印度和中国都算的上腐败严重的国家，但在印度钱照收，事却未必。在对于印度广为流行的看法是：修一条高速公路，投下100块，前95块被各级官僚侵占，最后剩下5块，拿这5块钱，透过“民主”的程序，把项目给搞“黄”了，最后什么都没有了。像印度这种腐败，则必然拖累经济的发展。

　　夏明教授最令人无法理解的是，中国军费的增加也成了中国执政没有效率的理由。难道身在美国的夏明教授不知道美国的军费是多少吗？不知道美国一国就超过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吗？自由派很喜欢讲人均，哪么他也应该知道中国的人均军费和美国是多么大的悬殊？

　　同样的，夏明教授所提到的公务员工资、行政经费、税收增长都无法用来证明中国政府执政能力和效率的低下。

　　在批评完中国一党执政模式后，夏明教授转而为西方的两党制辩护：在两党制的情况下，任何一个反对党的资源占有都是比执政党要少的多。如果反对党要把执政党推翻，以便取而代之的话，它一定会在资源更少的情况下向选民推销它的一套新的政治决策和方略。而这种政治决策和方略不仅在质量上和吸引力上会超出政府的，而且在资源使用的效率上也会超过现在的执政党。

　　既然如此，何以解释不管西方政府和领导人如何更替，其债务却增长的越来越快？何以小布什政府上台后，八年间就把美国从冷战后的高峰带到低谷？

　　在《中国制度优势化解未来挑战》一文中，我提出未来十年中国将跨过中等收入陷阱，人均GDP超过一万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成为发达国家俱乐部的成员，并历史性的再度跃居全球第一大经济体。

　　夏明教授则持相反的态度。他认为从两千美元翻到五千美元会比较容易，但从五千美元到一万美元难度就非常高。这就是中等收入陷阱。并认为由于以下原因，未来十年中国不可能达到人均GDP一万美元的水平。

　　一是（西方的）金融风暴对中国的影响还没有全部结束。而美国已经稳定下来，开始恢复。而中国则开始危机了。包括银行烂账、地方政府的债务。

　　二是金融风暴迫使西方进行了变革，实现了创造性的破坏，剔除了许多无效的东西，保留了最有效的经济实体。而中国出现了国进民退，也就是取有成效的私营经济受到了重创。而最没有创造力的国有大型垄断企业得到了急剧的发展。所以中国在这场金融风暴中没有得到创造性的破坏。也就不有如同西方一样奠定下一次增长的基础。

　　三是中国的军费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中国的维稳费用也超过了军费（需要提一句：美国的债务利息已经接近军费，法国的债务利息已经相当于全国的教育经费）。再加上官僚的开支，贪腐也在恶化。把这些费用都加在一起的话，中国的这种制度是没有效率的。另外加上对信息的控制，也导致信息传播的极端的无效力。还有人口红利也在消失，老龄人口也在增加。中国不可能再有前三十年的增长速度。所以，中国未来十年不可能跨过中等收入陷阱，不可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

　　应该说，夏明教授谈的因素多多少少都存在，但是恐怕不能就由此得出结论中国将无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无法成长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因为任何一个国家既有其消极因素，但也有其积极因素。假如积极因素大于消极因素或者消极因素能够得到有效控制，如中国对腐败的有效打击，则中国仍然能够保持稳定和较高速度的增长。

　　一是中国的城市化刚刚超过50%，还有相当长的增长空间。而城市化对经济的拉动是全方面的，也自然包括房地产。

　　二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出口和消费，仍然有相当的空间。中国尽管经济总规模已跃居世界第二，基础设施方面无论高铁，还是高速公路，中国增长的幅度都是世界最前列，但却远远没有达到西方今天的水准和规模。投资这驾马车也还应该有三十年的用武之地。至于海外投资，虽然会由于成本迅速提高而出现外移现象，但收入越来越高的消费者也将吸引更多的外资进入。

　　消费的情况颇类似于投资。三十年来，消费不振一直是中国发展的隐忧。而且一直是通过全球化的贸易也就是外需来解决。目前中国的消费比重仅占GDP的35%，甚至都低于亚洲的50%和发达国家的60%至70%。但从另一方面看，也同样表明内需的空间极为庞大。中国只要出台合适的刺激政策（如汽车行业下调税费，家电下乡），同时逐步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中国的消费将也会保持至少三十年以上的高速增长。

　　至于进出口贸易，现在就断言中国的出口黄金时代就宣告结束未免过早。由于中国地域广大（产业内迁，如重庆）、勤劳国民性、劳动力素质和已形成的配套生产组织 网络，就是考虑到人民币未来升值的因素，其竞争力也将长期维持。而随着中国产业升级，高新技术出口的竞争力将会更加明显。现在的高铁就是一例。融合了巨额 资金、高端技术和庞大规模人力的大型民用飞机，中国一旦技术成熟，其竞争力在世界上也是无 人能企及的。当然，中国节俭的国民性（政府和个人都有巨大储蓄）不仅可以提供庞大的投资资金，更可规避风险。

　　这里不妨提供一下最新的法国数据。

　　7月8日《世界报》刊登了一项调查，发现中国制造依然一统天下。经常性需要的法国从海外大量进口的16种产品中，中国在其中12种占压倒性优势。比如，法国市场上的中国凉鞋占 1400万双，巴西占520万双，越南占50万双；手提电脑中国占900万，越南90万，荷兰90万；手机中国占份额2230万，越南570万，韩国 300万；法国市场出售的太阳镜中国生产的占1250万付，台湾140万，意大利120万；女性游泳衣中国生产的1370万件，突尼斯550万件，斯里兰 卡90万件；照相机中国产达到370万只，日本50万只，泰国40万只。

　　此外，假如美国能如夏明教授所预测的稳定复苏，那么中国的外需环境将得到改善。中国增长的动力将更加充足。

　　三是后起国家的赶超效应仍然存在。

　　比如技术上中国的科技水平和西方国家仍有十年到二十年左右的差距。通过模仿、购买专利等方式不仅可以加速缩小两者的差距，也节省大量的开发费用和试错成本。据统计，中国整体经济在过去30年中，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50%左右，大约相当于西方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水平，尚有较大空间。还有，西方国家在社会保障方面的高福利、经济的去工业化和过度金融化等方面的教训，为中国提供了前车之鉴。另外西方民主制度对全球化的不适应，为中国的政改提供新的路径和选择。

　　当然未来中国究竟如何，还是要由历史给出答案。不过到今天为止，中国大陆已经有六个省市即北京、上海、天津、江苏、内蒙古和浙江，人均GDP超过一万美元。总人口突破两亿！相当于英国、法国、德国三国的总和。人均GDP接近一万美元（即八千美元以上）的则有辽宁、山东、广东、福建四省，合计2.7亿人口。两者相加人口总数接近欧盟。也就是说到今天，已经有近五亿的中国人已经进入了发达国家俱乐部。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十年后，整个中国都将跨过中等收入陷阱。

　　最后还是要再谈一下中国的制度模式。西方对中国的种种“非议”，除了地缘政治和国家利益的需要外，还有一个原因是中国成功的路径和它们不同。中国不但没有全盘接纳“华盛顿共识”，反而创造出对发展中国家更具吸引力的“北京共识”。

　　其实一国的制度源自其历史、文化和经济发展水平，只有适合与否，而无所谓高下。但从历史上看，任何一个国家出自本国利益的需要，都希望输出自己的制度模式。过去苏联以和平与暴力的手段向外输出共产主义，今天美国也同样以和平和暴力的手段向外输出民主，都是同样的道理。这是理解西方传播民主的核心和关键。

　　今天对中国制度模式的批评有很多，其中一条是在立法权（人民代表大会）和行政权（国务院）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决策机构中共的常委制。当然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的最高领导人也同样是常委成员。

　　从今天的世界来看，中国的制度模式确实独特。不过，制度独特非中国所独有。比如瑞士，虽然也被西方称为民主国家，但它却没有反对党，所有的党派都是执政党。每个党每年轮流担任国家领导人，重大事项均通过全民公投。

　　被称为独特的还有来自伊斯兰社会的伊朗。伊朗一方面接纳西方的多党普选制度，另一方面又在之上建立由伊斯兰教法学家担任的国家最高领袖及宪法监督委员会。最高领袖不是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但根据伊 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是伊朗在宗教上及中央政治的最高领导人及伊朗军队的最高统帅，并终生任职。这种将神权统治和民主选 举相结合的“伊斯兰共和国”迄今仍是独一无二的政治体制。不过这也是迄今为止伊斯兰世界唯一解决世俗化与伊斯兰化两者张力的制度模式。另一个被西方捧为榜样的土耳其，则一而再的发生军事政变。到今天，两派的冲突仍然在街头持续。

　　不过从一个中国人的角度出发，最为惊异的还是西方文明的发源地欧盟对中国制度模式的“模仿”。

　　欧盟的行政机构是欧盟委员会（欧盟各成员国各选派一名委员组成），立法机构是欧洲议会（下院，选举产生）和欧盟理事会（上院，由各国的部长组成）。立法机构也被称为欧盟主要的决策机构。但出人意料的是，在其之上还有一个事实上的最高决策机构，而且这个决策机构还不列入欧盟的机构序列中。这就是由欧盟各成员国首脑或元首组成的欧洲委员会。和中国更为类似的是行政机构欧盟委员会的主席、立法机构欧洲议会的议长、欧盟理事会的主席也都是欧洲委员会的成员。

　　不过和中国不同的是，没有人会指责欧盟的这套制度设计。或许这就是话语权在谁手里的区别。

　　关于制度，中国最早的自由派学者严复（晚年走向保守主义）有过精辟的论述，在这里，就以此做为本文的结语：“制无美恶，期于适时。变无迟速，要在当可”。这恐怕也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鞋子合不合适，穿了才知道”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