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刚过去的7月11日是“世界人口日”，作为世界人口大国，中国的人口问题持续引发海内外舆论关注。中国的老龄化问题有多严重，中国的人口红利是否正在消失，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是否到了该调整的时候……

　　上述问题，不同学派有不同的答案。本报特邀两位人口学领域的专家，中国人民大学的侯东民教授和威斯康辛大学的易富贤先生，分别代表停止计划生育政策的正反两派，就上述问题进行解答、辩论。

北京学者：计划生育政策当前绝不能放弃

　　当前一些学者的人口政策研究，忽视国情差异，依据年龄结构变化而渲染的老龄化危机严重言过其实。随着低成本优势渐失，经济进入减速、升级阶段，从环境、 资源，经济、就业诸角度分析，中国人口效应表现方式正发生较明显转折，人口的滞重仍是长远、重大的发展障碍，会逐步摆在政府面前。本世纪老龄化效应微弱 （就业、养老等），是低代价缩减人口的历史机遇期。本世纪下半叶才是较大幅度调整生育政策的适当时机 。

侯东民，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近年学者模仿海外研究将经济不发达劳动力必廉价的现象，与中国出生高峰人口进入劳动大军时间上的吻合，以错误的计算方法耦联，将中国人口激增后果误认为是“红利”，余下的似乎只是“红利消失”问题。

　　老龄化速度较快也被认为问题严重，而忽略了其诱因是中国人口增长曾比发达国家快得多。正因如此，中国人口问题不会因老龄化消失，二者长期并存必会降低老 龄化效应，人口负增长较长期内将有对冲人口问题（就业、经济、资源压力等）的积极作用。此外，那些学者也没认识到，西方老龄化问题很大程度上与过度福利相 联系。不考察国情差异，只基本依据年龄结构变化势会放大老龄化危机，极可能加重中国的人口问题。

中国还有大量剩余劳力

　　发达国家正陆续推行69岁退休政策。至今中国以65、60岁讨论远期负担，致计算时分子减而分母增，影响估值达10～20个年龄组。

　　如果将北大曾毅教授（力主即刻调整生育政策）相关预测之2050年、2080年老人定义合理调为69岁、71岁，政策不变之下， 2010年中国约 4.9人赡养1位老人，2080年变为2.1人，虽也较明显，但换算为劳均赡养（每个劳动人口赡养的老人数）看，分别为0.2与0.48人，即未来70年 中国劳均赡养老人仅增加0.28人。上述两个年份总赡养（加小孩）分别为1.9、1.5人赡养1人，到2080年仅增加0.14人。而按照各个二胎政策调 整方案，到2080年人口增多3～４亿，仅能减低劳均赡养老人0.12人、总赡养不足0.05人。2050年以前人口负增长本可减低就业压力约7000万 的作用完全消失，额外增加赡养人口约1亿，增加赡养负担近10%，势必是“慕虚名而处实祸”。

　　发展中国家不同于西方，剩余劳力（即便其 中部分为潜在形式）是另一大类被赡养人口。中共建政后，中国耕地最多的1957年，农业劳力仅1.9亿。迄今耕地减少，机械、化肥、农药大量使用，第六次 人口普查却显示第一产业劳力高于3.4亿，另归入二三产业的农民工，许多人的工作也不稳定，仅农村剩余劳力远超1亿；城市40、50岁下岗以及因退休年龄 过低本可利用的也各几千万。假设剩余劳力仅6000万（约为城市65岁以下可利用劳力数），随其消失，到2080年中国总赡养与今天基本持平。

　　近年所谓的“民工荒”，实际是企业只用年轻人而随时弃用城乡40、50岁人口引发的。40、50岁人口占中国劳力资源40%以上，这一“年轻人荒”刚刚 为企业转变短期用工行为、与城乡40、50岁人口进行就业磨合创造机会（40、50岁人口再重新上岗受很大局限。与各国一样，合理模式是长期相对稳定的工作）。

中国的老龄化效应远弱于西方

　　1970年至今，发达国家人均GDP从约5000美元达到了4万左右，老龄福利在不断提高。提高赡养力更应是人口大国的根本对策。随着缴费人数减少，未来社保基金有缺口不奇怪，不会改变赡养力提高远快于赡养增加的趋势。1978年以来中国劳均创造财富超过10倍，无疑也有能力应对到上述的 2080年劳均赡养增加和总赡养增加。

　　目前热议的养老金2万亿元空帐其实不是大问题。迄今社保滚存结余即将超4万亿，GDP逾50万亿，政府一次拿过４万亿刺激经济。政府如果不改变现收现付制，为减低因此产生的虚惊，应提出明确的如10年补齐规划等。

　　发达国家担忧老龄化，一是人口有限而将不断萎缩，二是从生到死整体社会福利过重，一些国家社会保障已占GDP30％。中国社保目前占8％左右，且 GDP增速相对快。所以，只要吸取过度福利教训，今后中国福利具备均衡发展条件。西方担心人口缩减，而中国人口长期注定是世界前二，仍长期面对与人口过多相关的多种风险。联合国预测本世纪末中国人口减至11亿。国内有的预测偏低，原因可能与认为目前生育水平已低于1.4有关（目前政策允许的生育水平约 1.5，还有大量超生）。

转型时期，就业问题更需要担心

　　1970年以来西方各国老龄化发展中，科技与经济调整（升级、降速），使西欧失业率长期徘徊在8%至10%；日本失业人数也由70万增至300多万。中国经济当前也进入了调整阶段，然而中西国情有若干不同：

　　首先，仍存在大量剩余劳力。其次，从国际产业转移规律看，进入升级、降速，即渐入以往日、韩等抛弃纺织、制鞋等低附加值产业阶段。但目前中国高端产业尚 乏核心技术，因低附加值产业势必持续受到挤压，必须警惕今后对就业的影响。只举一个例子就够了，中国产的棉布可供世界人均7米，成衣人均8件，今后产能及 就业萎缩是必然的。目前中国经济规模与日本大致相当，用工7.2亿，日本6000万，美国1亿多。显然，随着技术进步、产业升级、资本输出、经济减速，与 西方比，中国老龄化伴随更显著的不依赖及排斥劳力特点是必然的，就业将是长期问题。当前大学生就业及民众对提高退休年龄的反感已是反映。

资源安全勿忽视，人口过多将致巨量缺口

　　据美国地质调查局数据，目前作为工业基础的世界矿山铁储量寿命仅60多年，潜在储量150年左右。本世纪初，有国际机构已经发出警告。

　　铁矿等资源无疑可以再发现，但工业社会仅300多年，发展中国家工业化仅几十年，只是人类今后生存世代的瞬间而已。在不分富裕程度、政府与民众绑在一起似乎只能无止境追求更高消费（即发展）的工业文明机制下，一个资源更吃紧的时代必然缓慢地来临。

　　大陆矿业协会早就预测，中国2020年大宗矿产基本面对类似日本的全面进口形势。本世纪随着中、印崛起，资源价格成倍上扬，各国对资源地的竞争刚刚拉开序幕（日本崛起时资源价格在下滑。笔者早年研究已经指出，如果日本的人口数有中国那么大，其起飞对世界资源形势的扰动巨大）。

　　当前，中国仅进口的石油、铁矿、煤炭，每年就达十几亿吨。过多人口，巨量缺口，对民族持续发展的不利不容小觑。

　　联合国环境发展署称"可持续发展还只是一个假定"。联合国等国际多机构对气候变化及"千年生态评估"等等，均不断对世界人口增长及经济发展的压力提出警告，这与近年中国学者无视人口问题的有关识见，相去甚远。

放开二胎根本无法缓解"出生性别比"

　　如上所述，本世纪中国劳力及养老并没有大问题。养老如出现问题，将主要是福利处置的问题（在当前经济形势下某些方面已应有所警惕）。这类问题类似于希腊等国，只要减低不当福利，经短期痛苦易于克服。

　　至于所谓老龄化导致社会活力减退，则没有根据。社会活力来自创新，发达国家目前仍是主要创新力量、主要诺贝尔奖得者。以往日本的创新主要是老龄化阶段取得的。快速老龄化的韩国近年令人瞩目。

　　至于近年频繁宣称的放开二胎会缓解出生性别比说，不过是学者们另一乌龙而已。现行农村是1.5孩政策，放二胎是放开“独男孩户”二胎，严重影响出生性别 比的“纯女户”（常住且生育一女孩并已办理《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城镇居民；农村符合政策生育二女，自觉落实绝育措施的家庭；农村符合政策生育一女，自 愿不再生育的家庭。以上三种家庭统称“纯女户”家庭。）生育行为，不受影响。而近期俄罗斯鼓励生育初露成效，表明今后中国适时鼓励生育并非不能奏效。

本世纪下半叶才是大幅放开生育的时机

　　中国人口的作用历来是双刃剑。人均收入列80多位，GDP已位居世界第二。在存在大量剩余劳力、城市化实际水平不到50%时，中国制造已遍布世界各个角落，频遭国外市场保护壁垒；温室气体排放正冲向高位，面临日益增大的压力。而随着经济减速、升级，在核心技术仍为短板的情况下，这种双刃剑主导表现方式势必变化。

　　当前世界制造业核心技术及研发能力主要掌控在发达国家手中。新兴经济体频入“中等收入陷阱”，说明告别低成本后，如何使核心技 术、高端产业与人口规模匹配，竞争难度大大增加。中国13亿人向今日发达经济看齐（人均约4万美元，还在增长），约需当今全球GDP，尽揽今日全球高端产 业还不够，仅人口因素就使竞争格外艰巨。韩、日人口不到中国4%、10%，竞争难度不可同日而语。

　　综合考虑环境、资源、就业、经济问题，告别低成本优势后，中国人口乘数眩目作用渐弱，长远看，众多人口仍是经济、就业及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障碍，会逐步摆在政府面前。如不实行过度福利，中国 的老龄化效应本世纪远弱于西方，人口滞重作用势必更明显，渲染老龄化而看不到这点极为短视。减低人口是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远离中等收入陷阱、实现辉煌中国梦的长期任务之一。本世纪是低代价减低人口历史机遇期，政府应避免以往的牺牲（随着独生子女可生二胎及补偿政策加强，民众牺牲已大大减低）大打折扣。本 世纪下半叶才是中国较大幅度调整生育政策的适当时机。

　　如果近期调整人口政策，因城市户籍人口的约50%已为1978年后来自农村相对年轻的人口，未来20年还将有2.9亿农民进城，因此在手段温和的城市地区，宜继续只允许独生子女二胎。

旅美学者：中国终结计划生育政策刻不容缓

　　中国已经提前进入老年化社会，今后一段时期，将是社会养老和家庭养老都靠不住的时期，4亿老人将老无所养。中国由于实行计划生育，导致儿童抚养比和总抚养比太低，内需不足，就业压力大。如果继续实行计划生育，那么中国的就业将越来越难。真正的“人口红利”应该是年轻的人口结构。中国需要的不是计划生育，而是鼓励生育。

社会养老、家庭养老都靠不住

　　1980年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控制人口增长问题致 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标志着中国独生子女政策全面实行。《公开信》认为，“老化现象最快也得在四十年以后才会出现。……将来生产发展了，人民生活改善了，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险一定会不断增加和改善，可以逐步做到老有所养，使老年人的生活有保障。”但事实上，中国在20世纪末就进入了老年化社会。

　　在发达国家正在为老年化而忧心忡忡，并提出鼓励生育的时候，中国一些专家学者（如李小平、彭希哲、马赢通、程恩富等）得出结论：老年化不但不可怕，而且是中国的福音，中国计划生育是“为富先老”，是开创“未富先老"到“先老后富”的捷径。

　　老年化真的有那么美好吗？以人口结构最好的美国为例，美国在1930年代的“大萧条”后建立社保制度。但是2005年布什总统说：“2018年，社保将会出现入不敷出的情况。自那以后，社保缺口将逐年递增。到2042年，整个社保系统将被消耗殆尽，全面破产。”

　　美国养老金制度建立了70多年了，并且1988年之后生育率一直稳定在2.1附近，人口结构远远比中国好。中国1996年至2010年平均生育率只有1.4左右了，根本不可能建立起美国那种社保制。

　　2010年中国60岁及以上、65岁及以上老人分别为1.78亿、1.19亿，只有城市4000多万老人享受社保，依靠全国8亿劳动力来支撑目前的养老体系。即便如此，养老金也开始出现危机。到2037年，上述人口将分别超过4亿、3亿；到2050年，分别达到4.5亿、3.4亿。而劳动人口却不断减少。15至64岁劳动年龄人口与65岁及以上老人之比将从2010年的8.4比1，上升到2035年的3比1，以及2050年的2比1。

　　现在离《公开信》发表仅30多年，如何实现全社会的“老有所养”已成了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之一。2012年全国老龄委办公室副主任吴玉韶说： “现在媒体 和社会的舆论给老年人一种误导，就是养老的很多责任推给政府”，“必须积极调整社会政策，强化家庭养老功能”。2013年7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更是规定“不常回家看看将属违法”。今后一段时期，将是社会养老和家庭养老都靠不住的时期，4亿老人将老无所养！

继续计划生育，就业将越来越难

　　蔡昉等主流人口学家将计划生育降低生育率所引起的总抚养比降低称为“人口红利”。笔者并不认同他们关于人口红利的定义。总抚养比并不是越低越好，稳定在50%至60%最有利于经济发展、就业和社会稳定。总抚养比太高，“不堪重负”的人多；太低，“游手好闲”的人多，失业压力大。

　　中国由于实行计划生育，导致儿童抚养比和总抚养比太低，内需不足，就业压力大。如果继续实行计划生育，那么中国的就业将越来越难。

　　真正的人口红利是年轻的人口结构。中国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与世界打交道主要依靠的不是资金，不是技术，不是资源，实际上是充沛的年轻劳动力资源。就是仗着如此大量的劳动大军，中国成了"世界工厂"，成了世界生产基地。但是中国20至39岁年轻劳动力在2003年开始负增长，同时出现用工荒。 2012年20至39岁人口只比2002年下降5%，对经济的影响已经如此之大；而到2032年，该年龄组人口将比2002年减少1/3，对经济的影响的可想而知。

　　15至64岁总劳动力是国家的核心竞争力。日本和欧盟都是在15至64岁人口负增长前夕就出现了经济危机。中国15至64岁总劳动力在2014年开始快速下降，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即将减速。

　　中国的社会发展水平比欧盟落后近百年，比韩国和台湾地区落后20年；但是总劳动力下降时间只比欧盟晚4年，比韩、台还要早2年。中国不但面临劳动力短缺，也面临人口结构老化，中位年龄将从2010年的35岁提高到2030年的44岁，产业升级的能力将越来越难。

　　劳动力负增长并不意味着充分就业，相反，失业率会更高。年轻人能胜任的工作，老年人并一定能胜任，这是一个结构性失衡的问题。欧洲各国的经验表明，老年化不但导致劳动力短缺，也增加就业压力。日本劳动力短缺后，失业率反而从1980-1989年的2.5%升高到2000-2009年的 4.65%。 中国与日本还不同，中国有庞大的“过剩”中老年劳动力，“用工荒”和“就业难”将长期并存。

中国人口降至5亿并非难事，但国家将极端贫弱

　　“人口太多”、“人均资源不够”是中国实行计划生育的重要理由。国家计生委副主任潘贵玉认为：“要是中国只有两三亿人口，现在一定是很神气。”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程恩富希望将中国人口降低到5亿，以使生活水平在一百年内赶上发达国家。

　　现在城市人感到“人口太多”，主要是中国的城市规划不合理。中国以“耕地不足”、“保护十八亿亩耕地红线”为由对城市用地实行严厉的限制，中国城市基本都是以超过1万人/平方公里的密度进行规划的，2013年占全国53%人口的城市所占土地只相对于0.7%的国土面积、5%的耕地面积，导致高房价、交通拥挤、环境污染。但是另一方面，中国撂荒的耕地已经超过了城市总面积。

　　由于世界资源分布很不均匀，低于“世界平均”并不意味资源不够。 比如，美国、加拿大、苏联、大洋洲、南美洲人口占全球15.4%，但却拥有全球41.5%的耕地。中国人均耕地面积只有印度的67.7%，但由于亩产是印度的2.2倍，人均粮食产量却是印度的1.56倍。中国粮食亩产由1949年的68.6公斤增加到2009年的364公斤，如果今后亩产能够达到美国和德 国现在的水平，那么粮食将增加30%；如果亩产能够达到荷兰和比利时现在的水平，那么粮食将增产70%。如果中国城市全部像美国芝加哥那样以4000人/ 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进行规划，也是有足够的土地的，民众也不会再感觉“人口太多”了。也就是说，中国城市规划根本不必要像现在这样缩手缩脚，既可以吃的 好，也可以住的舒坦。

　　牛能健康地从100公斤长到400公斤，但大象从5吨降低到1吨肯定会死亡。客观上中国的人口已经很多了，不可能像切蛋糕一样把现有的13亿在保持年龄结构不变的情况降下来。计划生育降低生育率，减少新生人口，这意味着社会持续老化。

　　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2010年总人口13.4亿，27岁及以下的人口有5亿，37岁以下的人口有7亿。即便2010年之后一个孩子都不生，也要在 2053年后人口才会降低到7亿，到2064年降到5亿（没有58岁以下人口了，由于没有了育龄妇女，意味着民族灭绝！），到2075年后降到3亿。

　　如果继续2010年人口普查所示的1.18的生育率，那么中国人口将分别在2078年、2096年降低到7亿、5亿（只占全球的5%左右，而 1820年 占全球的37%）。2010年中国中位年龄是35岁（发达国家是39.7岁），而到2078年将是58岁；2010年是8.4个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 对应1个65岁及以上老人（发达国家2010年是4.2个），而到2078年将是1.24个劳动人口对应1个老人。也就是说，中国人口很容易在100年以 内降低到5亿左右，但国家将是极端老弱而贫穷。

　　俄罗斯地广人稀，人口从1992年就负增长，中小城市丧失活力，人口往莫斯科集中；莫斯科房价全球最高，人均住房面积远低于北京，交通拥堵程度全球第三。如果中国人口负增长，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会更加拥挤。

中国需鼓励生育，而非计划生育

　　人口可持续发展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要保证人口相对于上一代不增加也不减少（世代更替），发达国家总和生育率（妇女平均生孩子数）需要达到2.1；由于婴幼儿死亡率和出生性别比都比发达国家要高，中国目前的世代更替水平生育率应在2.3左右。

　　由于有不生育人群的存在，一个正常的社会应当是主流家庭生育三个孩子，部分家庭生育一两个孩子，部分家庭生育四五个孩子。要是主流家庭不让生、不愿生、 养不起三个孩子，就表明这个国家已经丧失了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人口与森林、草原一样是可更新资源，必须合理利用，保持更新能力。低于世代更替水平的生育率 相当于掠夺性利用人口资源。

　　中国的生育率在1990年后就低于更替水平，1995年后只有1.5，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只有 1.22，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证实只有1.33，2010年人口普查再次证实只有1.18，《中国统计年鉴-2012》显示2011年总和生育率 、仅为1.04。就是说，中国早就应该停止计划生育。

　　社会经济越发达，生育率越低。中国大陆目前的人类发展指数（联合国反映社会发展水平 的综合指标）与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韩国、台湾地区相当，当时这两个地区的生育率只有1.7。现在泰国、伊朗的社会发展指数与中国相当，2010年两国 生育率分别只有1.58、1.67。就是说，假如大陆停止计划生育并如台湾、韩国那样鼓励生育，三五年的补偿性出生高峰之后，生育率将跌落到1.7、 1.6，然后还会沿着台湾、韩国的老路下降；这两个地区社会发展水平超前大陆20年，在鼓励生育的情况下，2010年的生育率分别只有1.22、 0.895。中国需要的不是计划生育，而是鼓励生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