炙手可热的李克强经济学(likonomics),有三大支柱:不出台刺激措施、去杠杆化,以及结构性改革。
笔者窃以为最重要的是后两大支柱,但媒体和市场最为关注的还是“不出台刺激措施”这一条。
一直以来,中国经济的繁荣,都和疯狂的信贷增长和财政刺激息息相关,特别是2009年那震撼人心的4万亿,把彼时行将破灭的大宗商品泡沫硬生生地吹大了,股市大涨,楼市大涨,直让人忘了中国以外的全世界,正在遭遇罕见的金融危机。如今不出台刺激措施,习惯了在货币宽松的大海中游泳的中国经济,还能徜徉吗?
中国经济产能严重过剩人尽皆知,外加全球经济复苏萎靡,未来中国通货紧缩的风险会很大,这个时候完全放弃扩张性政策是否明智,值得商催。
李克强经济学是巴克莱杜撰,媒体炒热的,但极有可能李克强经济学和李克强本人的想法有所偏差,毕竟新政伊始,还得摸着石头过河。从最近国务院出台的光伏业救市国策,和住建部棚户区改造等举措中看得出,北京并没有放弃刺激,以前的刺激是“广撒网多捞鱼”,今后则是“精确打击,有的放矢”。
“精准打击”第一波是全力加速“中国制造”向中西部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依然是全球人口第一大国的就业根本。近几年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上升迅猛,越南、印度尼西亚、印度等周边国家正在蚕食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抗战初期,日军来势汹汹,国军节节败退,蒋介石提出过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姑且不论其对错,窃以为“空间换时间”的战略,很适用于中国制造业的生死存亡之战。
中国幅员辽阔,制造业主要集中于沿海和东部城市,中国的中西部依然是一片有待深挖的处女地:中国中西部地区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只有沿海城市的一半,沿海地区工资水平比中部地区高57%,比西部地区高23%。中西部地区是中国制造业劳动力的最重要来源。中西部人口平均消费水平远低于远海地区,是一个潜力无穷的巨大市场;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化、工业化程度依然很低,投资拉动增长的旧模式依然有巨大发挥空间;把沿海发展制造业的辉煌搬到中西部,至少可以为中国争取10年的时间。争取到了干嘛呢?用于东部和沿海地区的产业链升级。
产业链升级离不开国家的精准的刺激举措。比如长期以来,光伏产业严重依赖国外市场,出口比率高达90%,所以欧美一竖起贸易壁垒,就可以置中国光伏业于死地。中国要搞产业升级,光伏产业本来是个很好的开始,可是没有国内市场的支持,这样的产业升级何其脆弱。以出口为导向的补贴政策,为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立下了汗马功劳,如今为了振兴消费经济和产业链升级,中国的补贴政策必须以内需为导向。
这方面欧美已经走在了前头,在欧美许多地方,政府的补贴和退税几乎使家庭可以零成本地安装光伏设备,发的电用不完可以通过智能电网出售,这使得安装光伏设备成了一个回报率极高的投资。
其中一个最极端的例子就是在加利福尼亚,如果没有政府的补贴和退税,现有光伏设备的85%都不会被安装。
过去10年中国通过出口释放出了巨大的当量,极大地促进了全球贸易的繁荣,现如今全球深陷超级去杠杆化泥沼,这股巨大的当量必须转向内需,制造业大转移和产业链升级上,本着“精确打击,有的放矢”的原则,扩张性政策依然大有可为。需要防微杜渐的是,要避免中西部地区陷入地产狂热和资产泡沫,因为这些经济泡沫会严重增加实业的经营成本和融资难度,从而使中国错失产业大转移和产业链升级的良机。出口降温正是中西部、东部和沿海地区之间国内贸易升温的大好时机。
去杠杆化以及结构性改革的关键和检验标准之一,就在于中国消费经济能否成功崛起。千头万绪中最提纲挈领者,非“放开存款利率管制,压缩存贷利差”莫属。中国的存款总量已超过人民币40万亿元(约8.28万亿新元),但是中国的储户依然无法获得高于基准利率1.1倍的收益率,这在世界主要经济大国当中都是鲜有的。
利率管制成为普通储户、政府和企业之间进行债务和财富转移的系统性工具。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中国经济发展最大补贴的来源并非政府,而是普通储户。国民收入的分配过度向国家和企业倾斜,是中国内需不振的根源。
与中国相反,美国的普通老百姓属于食利阶层,其利息和分红收入高达工薪收入的25%,而这一切乃通过债券基金、货币市场基金、ETF基金、指数基金、401(K)养老基金,和像pimco这样杰出的固定收益投资经理等资本市场工具得以实现。这样的资本市场工具在中国的发展依然严重滞后,因为利率管制,国有四大行对金融产品分销渠道的垄断,和资本账户的僵化管制,扼杀了创新。
李克强经济学的理想国并非是固化的,并非弃刺激政策如敝帚,而要“精确打击,有的放矢”的去刺激,要颠覆普通储户、政府和企业之间进行债务和财富转移的系统性基础,要在金融市场中打造出可以为国民输送利益的金融工具,把利益分配公平化、市场化。
如果李克强经济学能够在以上方面大有作为,则内需发动,经济再平衡指日可待。而且这次的超级去杠杆化也不会以大规模的经济危机的形式爆发,这是以往西方数次超级去杠杆化所未有的成就,不啻为中国经济、为全球经济治理所做的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