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期望改革来获得保护，又担心在改革中失去保护而卷入危险

　　商业的“巨人”与公共价值观上的“侏儒”，常并行不悖。亨利·福特缔造了现代汽车工业，把T型车开进了普通美国人的家，被称作“人民的巨头”，却也是积极的反犹主义者，甚至买了一份地方报纸来宣扬他的“犹太阴谋论”。托马斯·沃森时代的IBM，则是希特勒的第三帝国的合作者，它提供的信息分类与组合技术，为区分少数族裔与接下来的大屠杀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技术支持。

　　48岁的马云是此刻中国最耀眼的商业人物。他创办的阿里巴巴不仅是中国电子商务的领先者，也是世界级的企业。它去年总交易额比eBay与Amazon加在一起还大，它很可能成为第一个交易额超过1兆美元的电子商务平台。这家公司在中国的意义不止于商业，它把无数中小企业拉进了国际市场，又让无数个人开设自己的店铺，改变了中国的商业结构与就业市场，它创造的支付宝像是对信任体系的某种重建……

　　马云个人则成为了一个超级偶像。他的形象与言论出现在电视画面、杂志封面、网络世界、商务会议与人们的餐桌上。他像是商业领袖、预言家、摇滚明星与人生导师的结合体。他也是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中国经济奇迹的缩影。在邓小平南巡的1992年，他创建了一家小小的英语翻译机构，1994年，他第一次听到互联网这个名词，当他在1999年创办名为“阿里巴巴”的网上交易平台时，没人严肃地对待他——阿里巴巴，你以为自己真的懂“芝麻开门”？

　　不过，芝麻真的开门了。他先是抓住了中国融入世界经济的浪潮——成为世界工厂的中国需要新的渠道来出售它的产品，而他为这些小企业搭建了这个平台。接着，他又捕捉到国内迅速兴起的消费力量，淘宝与天猫创造了销售奇迹。巨额的交易额与资金流动，使他又以一种方式进入了金融业，为了构建更有效的交易，他又进入了流通业，并顺势进入地产业。在某种意义上，他遭遇了19世纪镀金年代的资本家们的历史性机遇，他不仅可能改变一个国家的商业组织，也可能塑造它的社会。那些“强盗资本家”们缔造也象征了美国在世界经济舞台的崛起，而马云则代表了中国在21世纪全球经济的新角色。

　　在镀金时代，Horatio Alger的小说人物激励了无数想发财致富的美国人，而此刻的中国，还有谁的故事比马云更能代表这种成功学？这是一个充斥着小商小贩的国度，而马云为这股小商贩精神赋予了一个最耀眼的光环。

　　马云的故事不仅如此，正如他代表的中国经济奇迹也有另一面。中国的商人历来面临两种挑战。一种来自于意识形态，在漫长的岁月里，商人在社会阶层中占据最底层，被社会歧视为有着天然的道德缺陷，这种情况一直到1980年代都顽固地存在，“投机倒把”、“个体户”都是对创业者的蔑视，推动中国改革的第一批商人大多是社会边缘人；另一种挑战来自于制度，不管是传统中国，还是现代中国，私有产权经常得不到有效保护，在那极端的三十年里，它更被赤裸裸地侵占。

　　过去20年的中国，意识形态的阻碍已消失。人们不仅不再蔑视商业行为，更因为巨大的价值真空导致的金钱至上论，成功的商人成为了新的大众偶像。即使是严肃的观察者，也开始把商人阶层当作推动中国进步的关键力量。倘若市场力量能制衡政治权力，自由交易带来一个市民空间，这些创造财富、带来交易的人，也应是重要人物。

　　但对产权与个人权利的制度性保障从未建立。商人阶层分享到财富，也发现自己在国家权力面前仍旧脆弱。他们需要与官僚们达成一种小心翼翼的平衡，很多时候需要通过行贿、腐败的方式，来完成自己的商业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并未建立起独立意志，必须依附于国家权力。当国家权力做出一些开明姿态时，他们就拼命挤入其中，争当“红顶资本家”。

　　不仅如此，他们还目睹着一个两极分化的社会的到来，他们夹在贪婪的官僚与愤怒的民众中。他们期望制度改革来获得保护，又担心在改革中失去原有的保护而卷入新的危险。

　　国家权力再度扩张，市场经济停滞，这是整个社会一直希望避免的。最近几年“国进民退”的说法流行一时，这情况在过去几个月中变得更为尖锐，沉寂一些时日的意识形态宣传再度泛滥。从“公私合营”、“割资本主义尾巴”到随时可能入狱的首富们，面对掠夺性权力，他们束手无策，强烈的不安全感容易再度袭来，只有选择寻求保护或干脆逃离。

　　他们的成长背景与内在的品格，似乎也很难让他们做出更鼓舞人心的决定。他们大多经历过“文化大革命”，那个年代的风格都曾烙在心头，一种对权力的迷恋，与相应的公共价值虚无主义或多或少影响了他们。当他们获得了这些财富与权力，则着迷于保持它，而不是把它转变成更广泛的社会进步力量。

　　马云的言论可能是轻率之谈，在接受了排山倒海的赞歌之后，他也不禁飘飘然；也有可能是某种表态，他宁可冒着如此争议而表达出某种姿态，以寻求认同；它还有可能是内心的流露，他或许真的相信铁腕的重要性，而对道德争议不屑一顾……更大的可能性是，这三种感受溷杂在一起，内化成他的认知的一部分。阿里巴巴声明也表达了自己的困惑：“对某些话题无意触及亦无应对经验……阿里巴巴深感无力……”

　　他的言论也发生在一个微妙的时刻。稍早之前，中国另一位偶像式的商业领袖柳传志刚刚表达了“在商言商，不谈政治”的姿态，以一种彻底的逃避与犬儒姿态来应对现实中国，毫不在意他本应有的社会领袖的角色。而诚如商人王瑛所言，就算面对政治，企业家同为弱势群体，不能要求太多，但至少也应有某种基本责任，而商人王功权则指出，如果柳传志所言的“商”，是指市场经济的“商”，则势必牵涉到维护法治，则不可能不谈及政治；同时，一位湖南商人刚刚沦为体制的牺牲品……这些事件令中国商人阶层的脆弱性与怯懦性暴露无遗。不管他们曾代表了多少荣耀，如今这荣耀都倍显可疑。

　　这风波可能迅速过去，阿里巴巴与联想可能仍是令人炫目的公司，马云与柳传志必然还是不可忽视的商业巨人，但他们也可能同样是公共价值上的矮人。就像中国以经济增长震撼世界，但却依然要争取赢得世界的尊敬。或许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无法苛责他们，绝大部分人往往是这种环境的合谋者。但是公众对这些已经有国际影响的企业家，跟对一个小企业主的评判标准和要求还是不一样的。退一步讲，如果他们不把基本的普世价值作为他们企业发展的核心价值之一，那也将对他们的企业发展本身造成极大的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