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登藏身香港一个月，最后选择离开香港远赴俄罗斯。最新消息是他已决定在莫斯科定居。但香港这个“爆料基地”的角色并没有因斯诺登事件的平息而消失。

　　譬如，最早实名举报中国国企华润集团的《山西晚报》前记者李建军，上周一就特地由山西来到香港，以小股东的身份跑到香港廉政公署总部，向廉署披露更多资料，以举报华润集团董事长宋林贪污。

　　据李建军说，华润是香港上市公司，受到香港法律规范，加上其部分受贿行为是在香港发生，所以这一次他向香港廉署递送了所有材料，希望一举将宋林拉下马。

　　巧合的是，在中国大陆从事防治爱之病宣传，并致力于保障爱之病患者权益的北京爱知行研究所创办人万延海，时隔四天后，也来到香港召开记者会，大爆近年中国爱之病儿童的惨况。

　　万延海指出，根据中国政府的数据，截至2011年底，中国大约有78万爱之病患者，但真实人数却是官方公布数字的10倍以上。他特别以最多爱之病患者的省份河南为例说，根据官方统计，2010年河南有2153名感染爱之病的儿童，但数字远远不止这个。万延海呼吁北京当局提高对爱之病的关注。

　　李建军和万延海不约而同地来到香港爆料，或者准确地说，是控诉——显然不是个别现象。随意在网络上查找一下，就可以发现许多类似的新闻。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情况近年似乎有增加的趋势。

　　日前，我就亲身接触了一名来自广东省的“爆料人”。这位人士在一位大陆媒体朋友的介绍下向我求助，去年上半年，他在广东大亚湾买了一套房子，交了首付之后，到房管局备案，便满怀期待地等待房子交付。

　　“没想到半年后，新闻突然说楼盘出事了，房子被法院查封，开发商由于欠太多钱，不知去向了。”

　　这位申冤者质疑，当时地方政府颁发了售楼许可证，而且相关审批手续也十分齐全，过程中可能涉及到包庇。于是他向当地政府提出申诉，但多个部门都不理不睬，口口声声说不是他们的责任。

　　无奈之下，这位“爆料人”只好跑到香港求助，希望“出口转内销”，通过香港传媒的报道，以引起中国政府和国际社会的关注，讨回公道。在他的眼中，香港已成为最后一个“伸冤基地”。

　　的确，近年中国经济持续发展，但不公不义事件却屡有发生，许多民众伸冤无门，以致各地群体性抗争事件此起彼伏。

　　相比之下，虽然近年一些调查均反映香港的言论自由有下降趋势．但同其它亚洲地区相比，香港的言论自由度仍然名列前面位置，起码爆料不会面对生命危险。更重要的是，只要消息通过香港发布，就会立时引起传媒关注，令消息无法掩盖，马上成为全球热点话题。

　　因此，过去几年不少大陆民众趁着自由行的便利，纷纷到香港爆料申冤。与此同时，过去几年香港的“七一”大游行，也吸引了不少大陆旅客参加，高举“血状”申冤。

　　说来真讽刺，当年邓小平多番强调香港不能成为“反共基地”。岂料回归十六年后，香港却变成了中国“爆料／伸冤基地”。许多中国大陆民众受到地方政府打压后，选择到香港伸冤求助。

　　对香港来说，“爆料／伸冤基地”的角色恰恰突显了在一国两制之下，香港比大陆优越的地方，显示香港是个可以合法合理表达诉求的自由空间；但对中国大陆而言，香港这个角色反映的却是那些权利受到侵害的中国民众的悲哀，也是大陆政府的耻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