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街头竖起的种种巨型标语，不能不让人想起鲁迅的“沉滓的泛起”：“恰如用棍子搅了一下停滞多年的池塘，各种古的沉滓，新的沉滓，就都翻着筋斗漂了上来，在水面上转了一个身，来趁势显示自己的存在了”。
薄熙来唱红歌、分蛋糕、禁电视广告，令人恍如隔世，以为文革“七、八年又来一次”。另立一条有别于改革开放的路线，目的不外乎争权夺位，这是中国人再熟悉不过的政治斗争的老例，自然是一种沉滓。不过这种沉滓因为披了一层淤腻的污泥，在它泛上来见着阳光的一刹那，竟还有点反光闪亮，但终究还是重新沉下去了：薄熙来终于上了法庭。不过追究他的并不是路线问题，而是国人耳朵已听出茧子的贪腐、受贿、滥权，也许是因为这种政治沉滓，有时还要废物利用。
熟悉乡村生活的人都知道，烂泥塘里的淤泥，有别于大地上的泥土，既黏又臭。但它却是某些人的最爱，因为可以当作暗器，忽而甩出一把，让人洗净不易，而且臭味难除。“被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就是这些淤泥最典型的一种，几十年前我们几乎天天听到。消停了一阵，最近忽又频繁起来：两年前广东乌坎改选村书记时听到一回；年初南方那份报纸的什么献词又招来几块黏糊糊臭烘烘的淤泥；最近听到的是来自上海高等法院的党委书记，他说他辖下的高院法官集体嫖娼事件会被“境外敌对势力攻击中国所利用”。
有一种沉滓，因为自身质量的缘故，总是沉浮不定，有时候池底的臭水一冒泡，它就轻飘飘地浮起来，而其质量，因为太轻，所以一定要借助钦定或官许的力量，才能在淤泥里占一席之地，并时不时随着臭气熏天的水泡，冒一下头，形式千遍一律，作用呢，不外乎放屁的时候，还露一下屁股，使人恶心不止，直至呕吐。
京城的几家所谓媒体，像极了这种沉滓。几天前，那家擅长于开专栏的媒体，在它一个叫“望海楼”的栏目里冲着“宪政”连冒了三个水泡，泛起了一片淤泥。其实，这些臭淤泥本该填在它那个更有名的“无德无信美国人”栏目里面，因为三个水泡中有一个就是冲着美国宪政放的，叫做“美国宪政名不副实”。但有一个水泡批了“社会主义宪政”，而且提醒“中国的宪政思潮，也是在美国情报机构扶植的各种基金会的资助下产生壮大的”（小心：这是叛国罪），所以，“望海楼”就填满了臭淤泥；又因为臭气熏天，自然就招来痛骂，认为这种“阶级分析的套路早就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其实岂止进垃圾堆，早已沉入池底，化为渣滓了，只是有人要用，就是“用棍子搅一下”，就又泛了上来。
标语也是如此。中国人擅长喊口号、刷标语，世人皆知，而至文革为甚。但文革以来，这一陋习，或者叫沉滓，总在沉浮。街道墙壁上，斗大的标语比比皆是：跟着华主席进行新长征！该流不流，扒房牵牛！强行起尸火化，需交执行费4000元！实践三个代表，稳定低生育水平！…………然后就到了眼下的北京标语。
鲁迅对沉滓的结论是：“但因为泛起来的是沉滓，沉滓又究竟不过是沉滓，所以因此一泛，他们的本相倒越加分明，而最后的运命，也还是仍旧沉下去”。但我的想法还不大一样，中国乡村的池子，死水一潭，池壁和池底，满是淤泥，而且越来越厚，如果不把它改造成游泳池，壁底清亮，活水循环，则“沉滓的泛起”的文章，永远也写不完。因为喜欢别人用棍子来搅一下，让自己在放屁的同时，还能露一下屁股的沉滓，中国有的是。
[望海楼]在中国搞所谓宪政只能是缘木求鱼（马钟成）
在马克思生前，今日所流行的宪政概念和宪政实体就已经出现。而在当下中国社会盛行的“宪政”概念体系，本质上是一种信息心理战武器，就像当年为瓦解苏联而力推“民主社会主义”理论一般。
与自由主义宪政不同，“社会主义宪政”理论有更大的迷惑性：
第一，“社会主义宪政”理论曲解中国宪法，将“公民基本权利保障条款”看做是最紧要、最核心的内容，并把这些内容解读成“全世界所有立宪国家公认的宪理”。
事实上，中国宪法的最核心内容在宪法的序言和总纲里，其对中国国家性质及基本的政治经济制度进行了规定。中国宪法认为，只有巩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只有保障劳动阶级的阶级利益，才有每个个体的利益。
所谓西方“立宪国家公认的宪理”及“宪法的公民基本权利保障条款”，其核心内容就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但在资本主义雇佣制度下，劳动者的劳动成果每时每刻都在被垄断生产资料的资本家阶级侵犯。
第二，“社会主义宪政”理论主张“消除或者淡化阶级斗争学说给现行《宪法》打下的深刻烙印”，他们污蔑宪法中规定的“人民民主专政”条款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思想的体现，因此要将“人民民主专政”条款删除。
上述主张，其实质就是要按照美国宪法来修改中国宪法，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打着“民主”的旗号恢复资产阶级专政。
第三，“社会主义宪政”理论主张借鉴欧美，用“自然权利的学说”解决“个人权利的本源和地位问题”，他们认为从马克思到邓小平都没有解决此问题。
其实，资产阶级所享有的统治权利，并非与生俱来、上天赋予，而是资产阶级垄断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必然产物。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意志和利益制定了宪法和法律，却认为他们的宪法体现了自然法。这无疑是资产阶级的自我神化。
中国宪法序言对中国人民大众的权利来源说得十分清楚：“以毛泽东主席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从此，中国人民掌握了国家的权力，成为国家的主人。”这个判断从本质上讲，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判断，并不需要用宗教神学以及唯心主义的自然权利、自然法理来论证。
对于中国现行宪法，一些宪政学者一方面主张“最好做一次全面修改”，另一方面又主张“宪法至上”，总而言之就是主张借用唯心主义的自然法理论，使他们认同的资本主义宪法能够在中国获得至高无上的地位。
显而易见，这一点没有行得通的余地和可能。中国的宪法，当然是、也只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意志和利益的彻底体现，宪法要对人民意志唯命是从。
只要弄清楚了宪法与人民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与宪法的关系也就一清二楚了。当中国共产党全面贯彻为人民服务理念时，中国共产党就是人民大众利益和意志的代表者。将宪法与党的领导和人民意志相割裂，根本不符合马克思主义。
落实好中国的社会主义宪法，关键是要搞好党的建设，使中国共产党成为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政党，使掌握中国各级权力的官员都认同宪法里的核心原则。否则，宪法就是一纸空文。
相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社会还是一个新生儿。只要将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一个真正的为人民服务的政党，保障人民根本利益的社会主义宪法和法律就能得到彻底的贯彻和实施。而搞所谓的宪政，则只能是缘木求鱼。
（作者为海洋安全与合作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望海楼：美国宪政的名不副实（马钟成）
英美主流学者认为其宪政是这样一种政治体制：宪法作为最高权威高于一切，宪法又是自然法和全民意志的体现，于是美国就是一个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社会。
但美国的宪法本身是一个矛盾体，一方面在根本上保障资产阶级垄断生产资料、剥削人民大众的权力；另一方面又在很多地方谈人民主权、全民自由。这两者是无法同时存在的。究竟哪个方面的条款更能得到落实呢？显然是前者。
在美国，宪法的确高于美国人民大众的意志，但并不高于一切。美国宪法不是最高权威，美国垄断资本寡头的意志才是。美国宪法及法律如何解释、执行，都以美国垄断寡头的意志和利益为转移。而资产阶级能够实现这一切，从根本上看正是依靠其对生产资料的垄断。只不过为了自身的统治，资产阶级“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而已。当今美国真正的独立知识分子，如批判法学学派，并不否认这些。
可见，美国的宪政之“名”，完全不符合宪政之“实”。美国宪政学者及其中国附庸们所宣扬的那种全面民主、自由并体现天意的“宪政”，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这种宪政概念体系是美国迷惑人民大众，维护自身专制统治的神话，也是美国垄断资本寡头及其在华代理人用来颠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信息心理战武器。这种根本不存在的宪政制度，当然无法与社会主义兼容。
关于美式宪政的本质，美国国父之一汉密尔顿当年在《联邦党人文集》中相对坦白地披露过。他认为要用一切手段防止多数穷人侵犯少数资产者的利益，要做到这一点，最好的办法并非封建专制的方式，而是使“社会本身将分为如此之多的部分、利益集团和公民阶级”，“使全体中多数人的不合理联合即使不是办不到，也是极不可能”，在他看来此办法“可用美利坚联邦共和国来作范例”。
美国的政治模式稳定运转200多年，根本性的内部原因是美国资产阶级的成熟、强大以及严密的组织性，对应的则是无产阶级的相对幼稚、弱小以及一盘散沙的形态。从外部看，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些帝国主义国家一直在以新旧殖民主义的方式对第三世界进行剥削，并非其本身制度的优秀。例如，正是由于外部环境的相对宽松，使美国资产阶级和美国宪政制度艰难地度过了南北战争这样的濒死时刻。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如印度和菲律宾等）实行了美式宪政，由于其资产阶级自身的软弱性、依附性，并未有效地解决其原有的痼疾。
美国总统的权力并没有被关进宪法的笼子，而是被关进了垄断资本寡头的笼子里了。当美国官员突破宪法和法律限制，利用手中权力为资本财团牟利并获得巨额佣金时，他不会遭受阻挠——在美国，官商旋转门的现象十分普遍；但假如他突破宪法和法律的限制去动摇资产阶级的神圣财产权，他一定会遭受严惩。在美国宪法之上，还有一个凌驾其上的高级法，不过它并非上帝意志或者自然法，而是垄断财团的意志。
为了保障资产阶级的根本权力，美国宪法必须对资产阶级专政的根基即对生产资料的垄断权进行保护；而为了对资产阶级专政的实质进行掩饰，美国宪法必然带有一定的虚伪性。比如不敢明确承认美国是资产阶级专政国家，比如那些抽象的全民自由、人民主权字眼等等。其实这两者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冲突——只要保障资产阶级对生产资料的垄断性权利，便不会存在广大美国人民的民主和自由，这也是美国宪政名不副实的重要原因。
这一点，中国宪法与其完全相反。
无产阶级治理国家的逻辑和方式与资产阶级根本不同。社会主义国家借鉴美国宪政的结果，只能给资产阶级掌握政权打开缺口。戈尔巴乔夫搞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因为以西方宪政为蓝图而彻底失败。前车之覆，殷鉴不远。
望海楼: “宪政”本质上是一种舆论战武器（马钟成）
从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随着自由主义正式浮出水面，宪政理念也开始在中国大行其道。在持续多年的宪政争论中，大体上展示了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思潮的对立。
马克思主义学者反对在中国推行宪政，他们认为，宪政以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为基础，旨在使保障资产阶级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宪法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社会主义中国要拒绝宪政。自由主义学者的立场则相反，他们认定社会主义制度只能导致“极权”、“专制”，而唯有实行“宪政”，才有民主和自由；为了实行自由、民主的宪政，只能颠覆中国的社会主义宪法和社会主义制度。
两种理论尖锐对立，但在这一点上却取得了难得的共识：宪政只属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无法兼容。
上述两种主要的观点之外，有少数学者提出了“社会主义宪政”的主张。绝大多数主张“社会主义宪政”的学者，其实认同的还是自由主义思潮，只不过要通过和平演变的方式最终达到“资本主义宪政”的目的。另外还有少数主张“社会主义宪政”的学者，他们认为，我们的宪政是社会主义宪政，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当家做主的宪政，与西方资本主义的那一套毫不相干。
可见，单单主张“宪政”的学者中，就呈现出右、中、左三种不同的倾向。所有这些宪政论述，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陷阱”：由于“资本主义宪政”一时难以被全党全民接受，于是各类“社会主义宪政”理论纷纷出现。
这种复杂而精妙的理论“陷阱”，不仅仅出现在“宪政”问题上。例如，苏联解体后，新自由主义休克疗法的大戏在俄罗斯隆重登台，但是在瓦解苏联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叶利钦等人，却是一开始以民主社会主义者的面目在苏共内部活动的。假如当年戈尔巴乔夫们直接以新自由主义者的面目出现，他们很难获得那样大的权力。
这一切恐怕不仅仅是自发形成的。站在美国实施信息舆论心理战的角度看，为了渗透并颠覆社会主义国家，仅仅依靠那些极右翼的文人或“脱党分子”等共产主义叛徒，宣传赤裸裸的资本主义，恐怕会适得其反。于是，“社会主义宪政”、“民主社会主义”等形形色色的渗透路径就被开发出来了。
早在冷战初期，美国情报机构就逐渐认识到，“民主的社会主义是抵御极权主义的最有效的堡垒”，这类人比那些共产党叛徒们更有用。美国政府智囊如亚瑟·施莱辛格、艾赛亚·柏林、乔治·凯南等人都持类似观点。重用此类人物的战略成为了“中央情报局反共政治行动的理论基础”。按照此类战略，“社会主义宪政”不正是颠覆“人民民主专政”最有效的武器吗?
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为了有效地服务于美国资本的全球化，美国情报机构以民间组织的名义开始大规模对外输出其特定的意识形态，即实现美国自由主义经济学和法学的全球化。比较典型的案例就是从1987年开始、由福特基金会资助的全球性比较宪政研究，其主要意图就是推动全球范围的宪政化进程。
当时苏联的一些著名法学家兼戈尔巴乔夫智囊积极参与了这个进程，其中有韦尼阿明·叶夫格尼耶维奇·奇尔金、弗拉基米尔·恩廷、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托波尔宁，等等。上述苏联法学家在推动苏联解体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年的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人，就是以宪政理论为武器，废除苏联宪法中的社会主义因素，取消了苏共的执政地位，并最终瓦解了苏联。强大的苏联曾经一度在军事上压倒美国，然而从80年代开始，却在“民主社会主义”与“宪政”这两大信息心理战武器的攻击下土崩瓦解。中国的宪政思潮，也是在美国情报机构扶植的各种基金会的资助下产生并发展壮大的（例如福特基金会资助的“当代世界比较宪政史研究”）。这不能不让人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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