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曾宪斌以“清华大学客座教授” 身份发表“房价越低城市越丢人”言论遭到一片讨伐，被高房价灼烧的公众着实进行了一次酣畅的宣泄。在一些人看来，如此的讨伐甚至用“无耻”字眼来骂街，多少越过了理性的边界，毕竟他有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而与不断扔来的“板儿砖”相比，清华大学一纸声明否认其客座教授头衔对他才是真正不妙的开始，因为“冒充”、“诈骗”可是个严肃的法律问题。

　　清华此次如此迅速地与其划清界限透着维护百年声誉的迫切，但是当年“中国资本地产之父”禹晋永顶着“如假包换”的清华客座头衔涉嫌合同诈骗被拘之时，清华只是尴尬地“沉默”。当然，有同样接受他“客座”的北大和人大作陪，它的尴尬并不孤单。

　　透过光怪陆离的“客座”现象，人们看到的既有对“名头”趋之若鹜的渴求和戴着四处招摇的高调，又有双手送上的慷慨。“你情我愿”本该是一段美好情感的基础，但不幸的是在利益的驱使下，它很容易滑向了一场对社会危害无穷的畸恋。

明星官员当“客座” 大学热衷送头衔

　　不知从何时起，娱乐明星已不满足于直通某个名校的学位，而是摇身一变戴了顶“客座教授”的帽子，引起学界强烈批评和社会舆论的广泛讨论。来自香港的周星驰、成龙、曾志伟等无疑是客座教授的先驱。2004年，无厘头大师周星驰在主演影片《功夫》足球杀青之时，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的宣传活动上，就收到顶该大学送上的客座教授的帽子，此前他已经有了西南民族大学艺术学院客座教授的头衔。成龙虽然受聘于在北京大学的头衔被更正为“特座教授”，但其曾 “客座”民航飞行学院一事该是没有异议的；曾志伟则受聘于海南师范大学客座教授、艺术学院名誉院长。小品王赵本山早在2001年就摘得国防科技大学客座教授头衔，而任教的专业则是“思想教育”。演员唐国强于2004年受聘南京理工大学客座教授；韩国艺人张娜拉于3年前被北京一所学院聘为客座教授。

　　官员任客座教授的报道时常进入公众视野，而在近些年东窗事发的官员中，有相当一部分就顶着这个头衔，而其中最负“盛名”的该是原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在他拥有的20多个与学术有关的头衔中，其中一些就是客座教授。另一个知名度也很高的是被称为“小官大贪典范”的原广东佛山禅城区祖庙街道原党工委书记郑年胜，他把自己打扮成“学者型官员”的手段之一就是“客座”复旦大学。

各取所需心照不宣 双方得利一拍即合

　　目前，关于客座教授这个词没有统一的严格的定义，大体的描述是它是要一种经过授予单位审批的“有义务的荣誉称号”，其目的是高等院校或科研所扩大师资，共享学术资源。然而，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指出，从日常生活中充斥于耳的相关新闻来看，客座教授制度早已严重背离了初衷，甚至与学术资源整合共享风马牛不相及。

　　一个巴掌拍不响，当事的双方无论是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还是明星、官员都能从“客座教授”头衔的授予和接受中获得现实的好处，可谓各取所需、一拍即合。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周孝正指出，学校请明星“客座”，觉得增加了自己的无形资产，提高了知名度，扩大了影响力，吸引更多生源。而授予官员客座教授资格，在一些情况下已经成为大学管理者拉拢行政权力，获得更多资源的手段。明星和官员当然也从中收获不菲。他们只要用自己的知名度或者潜在的行政权力就轻而易举地获得颇具学术和专业色彩的“客座教授”荣誉称号，几乎零成本地向“学者型”迈进了一步，对提高自身形象获得了用金钱也买不到的效果。

　　有了充足动力，在技术层面的操作就水到渠成了。由于大学和科研院所制定的授予标准较低，程序相对简单。在实践中，标准的把握存在很大自由裁量空间，简单的程序也很容易被突破，“客座教授”满天飞就不奇怪了。

　　熊丙奇介绍说，造成客座教授满天飞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大学管理方面存在漏洞。比如，有些研究所挂靠在某个大学和科研机构的下面，它们往往绕过学校，直接聘请数量较多的所谓“客座教授”，而被聘者对外常常使用这个“非法”头衔。

深化大学制度改革 严格授予标准程序

　　授受双方都盘算自己从中受益匪浅，那么学生收获几何呢？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孝正指出，绝大部分明星一般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进行真正的教学活动，只是讲讲自己阅历和经验之类的。那与其说是课堂，还不如说是明星粉丝见面会，满足了一些学生追星的冲动而已。没有客座教授头衔，这样的交流活动一样进行。大学用明星给自己罩上光环，提高了知名度，增加了生源，却不能给他们提供应有的知识，这是不负责任的。

　　实际上，客座教授对大学或者科研院所来说是把双刃剑，当被授予者因某种行为特别是顶着客座教授头衔谋取不当利益时，必然会给授予者自身名誉带来损害。更为重要的是，客座教授满天飞及其背后隐藏的利益关系严重破坏了当下的学术氛围，成为大学精神迷失的重要原因和表现之一。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行之有效的治理。

　　“如果大学里最严格按照学术规范选聘的教授都丑闻不断，那么又如何指望客座教授制度的运行规范有序呢？”熊丙奇认为，治理客座教授满天飞绝不能就事论事、头痛医头，必须进行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学制度改革。《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已经为此指明了改革方向，现在要做的是真抓实干取得实效。

　　只有做到大学的管理者不再看官员的脸色行事，就不再会用客座教授之类的头衔献媚权力；只要坚守学术本位理念，就无需也不屑用明星光环照亮自己。这样把客座教授头衔授受双方纠缠在一起的利益链条就会被斩断。一旦大学回归学术本位，包括客座教授选聘在内的各项制度都会执行最严格的标准和最规范的程序。在此基础上，客座教授头衔授予明星或者官员当然不再是问题。而对任何冒充客座教授的行为，大学都会有零容忍的“洁癖”。这是由乱而治的根本之道。

时评：大学“傍官”“傍星”要不得（朱四倍）

　　时下，大学与官员“联姻”在升温，在为他们中的某些送上各类学位之后，又在赠送“教授”、“博导”头衔。“醉翁之意不在酒。”授受之间“权学交易”体面成交。与此辉映的是大学而与明星“联姻”同步发展，而且为娱乐新闻提供了更多素材，当然背后的利益交换逻辑一脉相承——学校知名度提升和明星“知识形象”的媾和。

　　如此种种，让笔者想起了一个例子：基辛格出任美国国务卿之前就是哈佛大学教授，但当他卸任想回哈佛当教授时，却被哈佛拒绝，原因是他提出了不上课的要求。那么，在哈佛拒绝基辛格面前，我们这些追星、傍星的大学恐怕是精神极度“虚脱”。

　　大学是人类最先进思想的集散地，但是，我们正在把它们弄成“明星云集”名利场。美国高等教育家弗莱克斯纳指出：“大学不是风向标，不能什么流行就迎合什么。大学必须经常给予社会一些东西，这些东西不是社会所想要的，而是社会所需要的。”也就是说，继承传统而不保守，与时俱进而不猎奇，视野开阔而不媚外，精神独立而不追星才是大学之道所在。但是，当大学与明星“联姻”已成不少大学的下意识选择时，该反思的除了大学自身之外，还有我们的教育体制和全社会？

　　大学决不能成为名利交换的利益平台。哈佛拒绝了基辛格，而我们在“傍星”！这样的尴尬的对比但愿不要持续太久？

有多少虚名“教授”还在走江湖？！（王石川）

　　自称清华大学客座教授的曾宪斌“房价低很丢人”的言论引发批评。6日晚，清华大学官微称教师中没有名为“曾宪斌”的人，聘任的客座教授中也没有此人（8月6日《京华时报》）。

　　曾宪斌不是第一次以清华客座教授的身份招摇于世。记者调查发现，他名片上印有“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房地产总裁班教授”；在媒体上发表文章时，则被介绍为“清华大学教授”……如此频繁地使用（或冒充）清华大学教授或客座教授，却一直安然无恙，何其怪哉？如果不是这次因“房价越低，城市越丢人”的观点过于耸动人心，以至于被媒体质疑、清华大学证伪，曾宪斌也许仍然头顶清华大学教授或客座教授的虚帽行走江湖，八面风光，装腔作势。

　　清华证明这人是假教授，但一些大学把兼职教授、客座教授的头衔随便抛送也是事实，有时甚至成了一种灰色交易。正如有学者称，一些大学拿兼职教授头衔随意送人，进行权学交易和钱学交易，可获得某种资源，而兼职教授普遍不兼职，仅仅是挂名而已。其根源是大学缺乏严谨的学术管理制度。

　　有多少所谓的教授在消费名校，实在不可知；又有多少客座教授含水分，是大学随意馈赠的，亦不可知。为了防止那些所谓的教授消费学校，学校对冒名者不应纵容，同时也应该束紧制度篱笆，别把客座教授、兼职教授的头衔当工具。此外，世人也别太迷信所谓的客座教授和名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