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军方以暴力清除了穆斯林兄弟会支持者的两处营地，这是自埃及革命以来最大规模的暴力镇压，埃及政局正面临着从广场到战场的转换。穆尔西上台一年没有带领埃及走出经济社会的困局，而罢免穆尔西的军方也没有办法撬动埃及的经济增长，过去几十年的糟糕成绩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经济不振、民生艰难似乎成了埃及政治持续动荡的根源，无论是谁上台都难以启动经济发展的机器，经济就这样决定了政治。但是单纯的经济决定论只能让埃及的局势更加悲观，而历史的关节点上，政治才是最重要的因素，没有政治的共识，任何改革都难以推进，经济增长就无从谈起了。埃及的困局根源与其说是经济停滞，莫不如说是领导危机。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曾经有句竞选名言：最重要的是经济，傻瓜！而挟海湾战争胜利余威而来的老布什不谙此道，输掉了选战。今天的埃及面临着严重的经济问题，通胀和失业让很多埃及人从家庭走向了广场，甚至战场，在很多人看来，埃及若能解决经济增长和民生的问题，政局自然就会稳定下来。

　　这种经济决定论的思维还是深植于经济学的小胡同之中，假定经济具有第一性的地位，同时经济可以“被”增长。在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中，经济确实可以通过货币、财政政策进行干预，而埃及面临的是政治经济学的问题，经济增长缺少政治的制度框架。

　　在过去几十年中埃及经济一直处于管制之中，能源和食品补贴已经内嵌到埃及的经济生活之中了。而埃及的汽油、小麦却严重依赖进口，外汇储备寥寥无几，在穆尔西上台之后，埃及不得不向中东产油国借款维持生计。巨额的补贴已经不是一个经济问题了，而是政治问题，无论政府还是普通民众都成为其中的获益者，如果取消补贴，油价和粮价马上飙升，普通民众肯定要抗议，但是如果不对补贴制度进行改革，埃及经济就难以有活力。然而，要取消价格补贴无异于政治自杀，这似乎是一个死局。

　　埃及广场上的示威民众用18天便终结了穆巴拉克对埃及近40年的统治，埃及军方的清场行动，意味着革命两年之后的埃及政治权力结构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动。军人依然是这个国家权力的深层结构，换言之，军方依然是埃及国家权力的化身，无论穆巴拉克下台还是穆尔西被废黜都没有改变这一状况。

　　清场行动之后，过渡政府的副总统巴拉迪宣布辞职，过渡政府连“遮羞布”都算不上了，军人在此冲到了权力的前沿。埃及自独立之后形成的权力结构已经产生了强大的惯性，军人不仅仅是国防军，也是政治经济资源的操控者，埃及军方已经成为一个封闭的排他性利益集团，这是共识稀缺的根源所在。

　　穆兄会依靠选票获得了执政地位，但是尚无执政经验的穆尔西及其同僚并没有平衡好各方的权力关系，而是急于将宗教的理想带入政治活动之中。任何改革都需要各方的妥协，但穆兄会和军方都在极力保持自己的权力。军方握有暴力工具，而穆兄会有强大的政治动员能力，双方互不让步，埃及的革命成了换汤不换药的把戏。权力结构依旧，剧情依旧，只是演员换了，带着墨镜演讲的塞西将军让人似曾相识。

谁是领导者？

　　废黜穆尔西、逮捕同僚，对穆兄会的支持者进行暴力镇压，穆兄会的中央协调与领导机构遭受重创。但这并非埃及的福音，政治不是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清场之后穆兄会号召上百万人上街示威，暴力冲突螺旋上升。军方的镇压只能让穆兄会中激进派领导人胜出，这是个双输的结果。

　　塞西将军一度被外界认为是“爱国者”，但是他公开发表演说，号召民众上街游行以对抗穆兄会的示威，以证明民众愿意授权他采取强硬措施。无论塞西还是穆尔西都没有承担其领导者的角色，埃及的政治乱局也是领导危机。

　　政治学家伯恩斯（Burns）有言：“领导危机在于，如此多的当权男女平庸无能和不负责任，而又很少有领导脱颖而出以充分满足对它的需要。潜伏在平庸背后的本本危机是理智的危机。”的确如此，不仅广场的示威民众无法冷静下来，穆兄会和军方也放弃了政治领导，而是选择了“成王败寇”的生死之战。

　　伯恩斯认为领导者可以分为交易型与变革型两种，穆尔西本来有可能成为交易型的领导人，以执政成绩来回报选票，但他却走上了变革型领导，不断满足穆兄会的宗教诉求。无论穆尔西还是塞西都缺少国家的视野，只能算得上是本派别或利益集团的领导者。表面来看，埃及政坛群雄辈出，因为乱局吸引了足够的曝光率，实际上现在是群龙无首，任何一方都死死抓住眼前的利益，没有妥协，没有共识。

　　从根本而言，现代国家就是共识统治，而政治就是汇聚共识的过程。共识意味着各方需要包容与妥协，但更重要的是学会对话和开会，尊重程序正义。无论军方还是穆兄会都放弃了谈判与对话，正在将广场变成战场，一个“叙利亚化”的埃及将是中东的灾难。放弃共识，选择暴力的塞西将军会面对越来越大国际压力，美国总统奥巴马已经严厉谴责镇压行动，并取消两国的联合军演。国际社会可以给与物资援助，但是政治共识却需要埃及人慢慢习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