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前路很明确，就是继续深化、完成各项体制改革。这是从政府到民众达成的一致共识。所以复杂之处不在于选择道路，而是我们与那些明确阻碍中国发展的国家、那些对改革阳奉阴违的国内既得利益集团进行的缠斗。盘根错节、波谲云诡不足以形容当前的“乱局”，郎咸平教授在其最新著作《郎咸平说：让人头疼的热点》中，对中国经济当前的复杂局面进行了鞭辟入里的拆解和分析。我们将分“宏观面内忧外患”、“微观面‘国进民退’”、“我们已承担不起失败的改革”三部分，一一呈现，敬请拨冗阅读。

　　我们必须承认，这是一个多事之秋。

　　自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领域“恶性”热点事件频发，造成这一现象的深层原因一方面来自国际政治、经济局势变化，另一方面则是源自中国经济自身的系统性危机。总结而言，就是外患与内忧并存。

　　首先，美国宣布“战略重心重返亚洲”是一切有关中国国际局势变化的开端。回顾2011年，美国先是宣布从伊拉克撤军，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希拉里・克林顿而后又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上署名发表了文章《美国的太平洋世纪》，直言不讳地指出美国要在此后10年里，在外交、经济等领域加大对亚太地区的关注。这篇文章还针对中国发布了“预告片”：整个亚太地区的和平、安全对全球的影响越来越大，美国作为所谓的“世界警察”要盯住南海争端，以及朝鲜核扩散等问题。

　　以上是文章传达的基本信息。当然，我作为经济学家，在这篇文章里还看到了美国重返亚洲的另一层意图----寻找经济复苏引擎。希拉里在文章里强调：“亚洲，特别是中国的经济能有现在的繁荣，是靠美国帮助实现的，所以现在中国也要帮助美国走出经济危机。”很荒谬是不是？但我认为这篇文章就是美国对华态度的浓缩----在军事上遏制，在经济上要对中国“剪羊毛”----美国认为中国经济之所以有今天的繁荣，离不开美国的辅助，是美国把中国经济这个“羊毛”养厚的，所以中国要回馈美国，帮助它实现经济复苏。换句话说，就是在经济层面上到了美国对中国“剪羊毛”的收获时期。

　　美国提出所谓的“重返亚洲”战略之后，旋即从各个领域对我们进行围攻。首当其冲的是经贸领域，美国为了在全球经济危机中实现复苏，提出“重塑制造业”，以制造业复苏拉动经济增长、缓解失业压力。为此，美国首先是联合欧洲国家在过去两年里对我们的贸易进行了无情的打击，具体表现就是对我们的光伏企业、钢铁企业等接连不断地发起“双反”调查，透过高关税降低“中国制造”的“廉价”优势，在保护欧美本土企业的同时，给我们的产业造成了巨大损失。其次，美国透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这些国际组织向我们的人民币施加升值压力，进一步打击出口产品的“廉价”优势。这之后我们看到了什么？一向由美国把控的世界银行，新行长换成了“亚洲面孔”金墉，向全世界虚伪地展示美国对亚洲的“善意”。

　　美国选择的第二个领域就是透过地缘政治对中国实施遏制，这一次它的那些亚太战略支点国家----日本、菲律宾等悉数登场。所以我们看到了2012年4月菲律宾军舰在黄岩岛附近骚扰我们的渔船、渔民，引发黄岩岛风波，让自2009年就开始发酵的南海争端迅速升级，2013年4月，美国更是明目张胆和菲律宾在它的吕宋岛搞联合军演；另外，2012年6月，越南国会通过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的《越南海洋法》；2012年9月，日本政府上演“购买钓鱼岛”闹剧，引发钓鱼岛争端，同样是2013年的4月，美国国务卿克里在东京重申美国对于“协防日本的承诺”。这场美国鸣锣、助阵，日本、菲律宾几个国家轮番登场的海洋领土大战，在过去一年里牵扯了我们大量的注意力和精力。

　　坦白讲，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确实在经贸和地缘政治上对我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更加不幸的是，中国经济自身也深陷系统性危机。危机的源头可以分成远近两个----改革“开倒车”和不断出台大规模投资刺激计划。这两个远近原因，其本质就是“政府办市场”而不是“市场办市场”。先说近因，就是我反复批评的大规模投资计划。它的使命是用大规模投资拉动经济增速，方法是透过中央拨款、地方筹钱的方式大建“铁、公、基”，同时让商业银行向房地产等行业大量放贷，结果导致地方政府和房地产等企业背了一身债，且到了“大而不能倒”的地步，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商业银行已被它们绑架，构成了“一损俱损”的关系。

　　更可怕的是，我们的地方债实际上已经到了危如累卵的地步。前财政部部长项怀诚在2013年4月举行的博鳌论坛上说，我们的地方债现在有20万亿的水平，相当于2012年全年GDP的38.5%。我要很残酷地告诉各位，这笔债已经压得我们的地方政府喘不过气来，而且极有可能拖累我们的银行系统。我给各位举个例子，2012年年底的时候，我们有4万亿规模的地方债务到期，可是地方政府只还了1万亿，我们的银行系统对剩下的3万亿都进行了展期，也就是同意让地方政府推迟还款。为什么？因为地方政府根本没钱还，而且连借新还旧的能力都没有。大规模投资计划的另一个严重后果就是“产能过剩”，我当时一再提醒社会，我们不能用“今天的产能过剩，来制造明天的产能过剩”。结果大家知道了吧，那就是不断加剧了“经济结构”的危机。

　　远因是我们的各方面改革停滞不前，如果说的严重一点，是在“开倒车”。坦白讲，发轫于2008年的这场全球经济危机对我们的影响，远比各位看到的要深远的多。为什么？2008年是我们改革开放的第30年，在取得巨大经济发展的同时，我们的体制、社会、经济都出现了问题，也就是到了要“大修”的年份。这一年的“两会”上，我们的政府提出了国务院机构改革、税收改革、调整经济结构等议题，希望透过深化市场机制的方式“修理”已出现的“故障”。我在当年就大声疾呼：放弃保八、藏富于民。但是2008年下半年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打乱了改革的步调，政府在2008年11月推出“四万亿投资”计划。此后4年多的时间里我们看到，无论是要素市场，还是商品市场都在向着政府、国企靠拢，甚至可以说连续30年的改革开放“开起了倒车”：政府办市场。这与朱容基时代的国企改革方略和2008年“两会”的改革思路“背道而驰”。

　　“开倒车”的现象可以从体制和经济两方面看出来。首先是体制，200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的思路原本是“精简政府规模”、“转变政府职能”，具体而言是要政府减少对微观经济的管控和具体项目的审批，财政部完善预算、税收体制等。站在2013年的角度回顾，我们却看到了相反的效果，在关键市场要素领域里，仍然是政府在制定市场价格，不断加强垄断，为权力寻租提供了一个更优渥的温床，最终导致腐败犹如跗骨之蛆透过体制框架渗透到了社会、经济的各个环节，推高民营企业营商成本与老百姓的生活成本。

　　经济改革“开倒车”是体制改革“开倒车”的必然结果，而它结出的果实则是“国进民退”。我以电力改革为例，截至2012年，我们的电改其实已经进行了10年。但我看到的是什么？我们的国家电网公司作为改组后的国企，它不仅没有按照电力改革方案中要求的厂网分离、输配分离、主辅分离去做，反而建起了自己的配电网络、发电厂等，一步步朝着行业巨无霸，同时也是垄断的方向走。2012年4月，我们看到山东的魏桥电厂自建电网，以低于国家电网电价25%的价格向附近老百姓供电。这股来自市场的力量在遭遇“文斗”、“武斗”后，最终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