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港这出“双城记”并非新鲜事物,只是愈演下去,港人愈感觉不是味儿。回归以来,港人就两地发展,不但因为星洲超前领先而惆怅,最主要是看不到香港如何走出政治泥淖,重新奋起。因此,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国庆群众大会上宣示的治国新理念、新思路,让人看到新加坡到2030年的景象,所展示企图心,对照香港的无休止内耗空转、整体情势如螺旋式向下沉落,使人感慨不已。
李显龙展示的治国新方略,从硬体建设(扩建樟宜机场、搬迁港口等),到关乎民生的医疗、住屋、教育的战略调整兼备,并非停留在理念原则阶段,而是有具体政策配合。“双城记”最新景象,使人看到新加坡向前奔跑,香港则在往后踏步。其中最能触动港人“无壳蜗牛”情绪的,相信是星洲的房屋政策。
李显龙在逾80%新加坡人已经居住在组屋的基础上,提出确保低收入家庭都可以买到组屋,包括月入1000元(坡元,下同,约6000港元)的家庭,负担得起2房式组屋;月入2000元(约1.2万港元)家庭,买得起3房式组屋;月入4000元(约2.4万港元)家庭,供得起4房式组屋。新加坡于解决国民居住问题,本已大幅领先本港,现在还要确保每个有工作的新加坡家庭都负担得起一间组屋,李显龙说“我们能做得到”,所显示的决心与力度,相信港人要在更高层次羡慕新加坡人的居住环境了。
两年前新加坡的选举,人民行动党虽然在国会仍佔压倒性的81%议席,无碍政权牢固,但是流失了约6个百分点选票。当时,李显龙就选举结果,形容是新加坡的“分水岭”,他趁48年国庆群众大会宣示的新治国方略,被认为是对这次选举“失利”的回应;另外,有新加坡学者把李显龙的新理念和新思路,形容为“第二次建国工程”。无论李显龙的新政是否基于星洲政治稳定,或人民行动党执政的需要,总之,他提出了一个未来可见的新加坡,以星洲的往绩,实现的机会很大。
新加坡迈步向前,反观香港,特区政府提出的方针政策,就土地开拓,例如新界东北新发展区、填海造地等规划,仍然深陷纷争之中,能否得到市民支持和获得立法会通过,仍属未知之数。
回归之后,香港和新加坡的此消彼长,政治体制是关键。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一党独大,变相一党专政;不过,这是透过选举机制而得出的权力结构,确保了执政党的政策得以推行和落实。香港的特首欠缺足够认受性、政府在立法会得不到稳定支持,这是特区政府施政寸步难行的根本原因。以普及而平等办法选出的特首和立法会,并不能解决全部问题,但是靠特权和小圈子选举产生的特首和立法会,则根本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这是过去16年已经充分验证的情况。
历来,除了港人习惯与新加坡比对,连中央政府也曾经新港并论,例如多年前,前任总理温家宝访问新加坡时,就观察到的情况,提示时任特首曾荫权要研究改革。所以,香港在“双城记”竞争的滞后甚至沉落,不但港人,相信中央也会不甘心。我们坚信:在政治上给香港机会,确切落实港人治港,不相信香港会输给新加坡。若非如此,则这出“双城记”大概演不下去了,因为香港将出局。
黄得云:狮城未来大计对香港的启示
一觉醒来,我还以为自己身在狮城。不论报章、电台、电视台,无不铺天盖地地报道新加坡的未来大计:建新机场跑道、腾空市区地段建组屋商厦、推行全民医疗保障等等。尤其令香港人津津乐道的,一定是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国庆日群众大会的两句话:“don't worry, get married, get your flat”(不用担心,放心地去计划结婚买房)及“拥有住房是新加坡的基本原则”。
住房问题一直困扰香港人,高地价、高房价,收入增长远远落后房价的升幅,虽然香港政府一再推出加强版房产印花税(港称“辣招”),依然无法令房价回归合理水平。看见狮城的宏图大计,香港人无不心里痒痒,妒嫉之际,总会讲两句,新加坡不民主无自由,新加坡人无权示威游行,城中禁售口香糖等气话。
香港人总爱和新加坡比较,由宏观GDP(国内生产总值)、失业率、机场排名,到快乐指数、性生活次数,总会掀起或多或少的议论。香港人常有以下不解之惑:一、为何新加坡政府如此有效率?香港人常有的偏见:新加坡政府独裁、一言堂,以至有效率。二、若新加坡实行独裁体制,为何新加坡又有普选?港人无语。
新加坡和香港的差别有二,一、新加坡是独立国家,香港不是。二、新加坡有普选,香港没有。
独立国家必须照顾自己人民的利益。若政府不照顾自己人民的利益,难道别人会管你的死活?香港的地位特殊,若以中国的国家体制来看,香港的地位最多只能与上海,重庆等直接管辖城市类似。虽然根据香港基本法,香港实行一国两制,但按中国的说法,一国一定大于两制。既然香港不是独立国家,中国自然要照顾香港,而香港也要配合中国发展,不能只以香港自家利益出发。但香港政府在制订与中国相关的政策时,又不敢明目张胆地以中国的利益为先。因此,香港政府就该政策进行游说工作时,举步维艰,也难以获得多数香港人的支持。
普选并非万灵丹,但普选的威力,让执政者和在野人士之间产生微妙的互动,就如台湾的国民党和民进党经过多年的政党轮替,交换执政,政治成熟。虽然执政者的政策未必能做到皆大欢喜,但一定不能犯众怒。因为若有重大政策失误,人民一定在下一轮选举中赶你走。当然,前提是国家必须有强而有力的在野党,而且在野党也必须有能力替代执政党出掌政府。
尽管新加坡尚未面对同样的挑战(在野党依然未成大器,未能起替代作用),但近年工人党、民主党等在野党的崛起,也让人民行动党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因此,新加坡政府必须推行更多向人民倾斜的政策,不论是加大组屋供应,增加购房资助,减轻小六会考压力,提高全民医疗保障,都是以民为本的德政。
反观香港,特区行政长官由1200人组成的选举委员会选出,正是政府政策举步维艰的根源。由于欠缺普选的洗礼,特区行政长官正当性不足,而且行政长官及部分官员的诚信也备受质疑。尽管普选并非万灵丹,但普选确实是提高有效管治的特效药。只有让问责官员负上政治责任,让政客扛下实际管治香港的责任,如此才是香港政治困局的出路。
新加坡治国方略:在民怨累积之前,化解矛盾
李显龙总理在国庆群众大会的演讲,在香港引起极大的反响。香港15家报纸、多家电视台及新闻网站都大事报道。总理在演讲中勾画的机场及港口发展计划,让香港对本身的竞争力感到忧虑。总理谈到的贫富差距拉大及住房问题,触动了香港人的心弦。此外,总理保证所有新加坡人,包括月收入低至1000元的家庭,都可通过公积金拥有组屋,让面临住屋严重短缺及房价高企的香港人,羡慕不已。
西方媒体在提到香港与新加坡时,总以“双城记”的字眼来形容。毕竟,这两个地方有许多共同点;它们同属于华人聚居的地区,继承英国殖民地政府的文官与司法制度,并成功发展为金融中心。双方在发展为全球都会时,既合作又竞争。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为了避免资金外流,香港给予银行存户存款保证。紧接着,新加坡也推出类似的计划。此外,在税务的调整、房地产的降温措施,双方都参考对方的做法,以避免落在后头。
虽然香港享有中国大陆的庞大经济腹地,但在经济竞争中,新加坡略胜一筹。新加坡的经济总量从2011年开始,超越了香港。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方面,新加坡在全球名列第三,而香港则排名第七。香港媒体的报道重点,也从过去批评新加坡的政治制度,转为关注新加坡的发展经验。香港在全球化浪潮冲击下,贫富差距拉大,普罗大众的社会流动受阻,社会矛盾加剧,从而导致社会的分化。反移民的排外情绪及政治内耗,也撕裂了香港的社会。民众及媒体纷纷将矛头指向特区政府;而住房问题成为了各种社会矛盾的汇合点。香港媒体对新加坡的赞赏,可说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因此,新加坡不能因此而自满。
由于新港的发展有许多相似之处,香港最近多头的社会矛盾并发,对新加坡有借鉴的意义。
首先,在贫富差距拉大的趋势下,民众对政府在处理住房等民生问题,有很大的期待,也有紧迫感。新加坡的组屋政策,在这方面给予政府较大的操作空间。香港在回归中国后,董建华政府曾提出“八万五计划”,每年供应不少于8万5000个住屋单位,在10年内让香港七成的家庭拥有房地产。但1997年的一场金融风暴后,楼价大跌,导致房地产负资产问题,这个计划胎死腹中。自此以后,香港的土地供应便减少,大发展商形成所谓的地产霸权,房价居高不下。随着2008年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的推出,市场资金泛滥推高了房地产价格,许多年轻的一代因买不起房子而怨声载道。
尽管新加坡政府在住房方面比香港有更大的操作空间,但这几年来由于外来人口的涌进及供需失衡,加上低利率环境持续多年,新加坡房地产在价格与销量方面,与香港一样,节节攀升。这导致执政党在上届大选中,失去了一些选票。政府这一两年来大幅度提高组屋的供应量,也在售价上作出调整。此外,政府也通过多轮的降温措施,压抑私人房地产市场的投资需求。不过,政府还是必须密切关注房地产市场的供需与一般国人的承受能力,以防止社会矛盾的出现及汇集。
其二,新加坡与香港都是开放的城市及金融中心,在全球化的资金流动中受惠,但贫富差距拉大及社会流动受阻,仇富心理便油然而生。香港首富李嘉诚一向来是香港打工仔崇拜的对象,人人都希望有一天成为另一个李嘉诚。但在社会流动放缓的情况下,这个香港梦渐渐破灭,阶级矛盾浮现。伴随仇富心态的是排外情绪,特别是外来移民的炫富行为,更容易挑起民怨。新加坡是财富管理中心,也是许多外来富豪群居的地方,仇富情绪的滋长对经济及社会发展,都将有不利的影响。
要维持全球都会及金融中心的地位,新港两地就必须继续开放门户,吸引外来人才与资金。在全球化浪潮下,贫富差距扩大是普遍的趋势,新加坡与香港这两个小的开放经济体,更是如此。香港特首梁振英曾经表示,他将改变香港以往的“小政府、大市场”的做法,而采取新加坡的积极管治模式,以缓和社会的矛盾。然而,与香港不同的是,新加坡不仅是个城市,也是个国家。每隔五年,政府必须争取选民的支持,因此它肯定更有政治决心,在民怨累积之前,化解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