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十多年来，华尔街最大的银行一直在雇佣中国政府高层官员的子女，期望能通过他们在这个全球增长最快的大型经济体，打开门路，带来生意。　　这些雇佣行为并没有被大肆宣扬，但也并不是秘密。前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的孙子曾在高盛（Goldman Sachs）供职、前总理温家宝的女儿曾为瑞信（Credit Suisse）工作。2006年，吴邦国的女婿帮助美林（Merrill Lynch）赢得了协助大型国有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上市的交易，工行那次的上市融资规模是220亿美元（当时约合1730亿元人民币）。当时吴邦国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尽管雇佣中国政界高层子女的做法在华尔街银行中或许并不鲜见，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最近展开的一项新调查却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雇佣国有企业高管的子女是否越界？证交会正在调查摩根大通（JPMorgan Chase）对两名中国官员子女的雇佣，来确定这么做的目的是不是为了赢得生意。这种做法可能违反了美国的反腐败法律。

　　这项调查是周日最先由《纽约时报》报道。调查的关注点已经促使这家纽约银行在香港的竞争对手，开始匆忙评估自己的雇佣行为的潜在风险。摩根大通尚未被控以任何不端行为，该银行也表示正在配合调查。

　　许多大型银行拒绝发表评论。然而通过一系列采访，银行业者和律师却表示，雇佣政府官员子女的做法十分普遍，以至于各家银行会展开竞争，看谁能雇佣到政治人脉最强的刚毕业的大学生。

　　“如果一个都请不到，你的处境可能就很不利，”奥睿律师事务所（Orrick, Herrington & Sutcliffe）驻上海的律师孙捷（Jeffrey Sun）表示。“对外国银行来说，如果没有这些人，就很难进入那个圈子。你需要情报，需要能获取信息。这就是得到信息的一种手段。尽管对于像我这样的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不巧的事实’，但现实生活就是这样。”

　　尽管华尔街的银行收敛了在中国的其他做法，但雇佣高层官员子女的行为却并没有停止。

　　近些年来，美国官方加大了执行《反海外腐败法》（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的力度。这部法律实质上禁止了美国企业为了在业务中赢得“不正当优势”，向外国官员提供“任何有价值”的回馈。因此，银行职员不能为中国官员的旅行、餐饮、娱乐埋单。

　　“我连带香港的官员去看橄榄球赛都不行，”香港银行业的一名职员抱怨道。“那样做会被当成贿赂。”该职员要求不要公布姓名。

　　但法律专家和香港的银行业者表示，投资银行仍在继续竞相雇佣中国高层官员的子女，因为这种做法被认为风险较小，且极少有公司因此受到公诉。

　　尽管这类高官子女中的很多人会努力工作，但其中一些受雇后却只领工资，对他们极少有甚至没有工作的预期。

　　“他们当中有些人，甚至从来不到办公室，”一位香港银行业者表示。“但所有人都在这样做。一家国有企业的老板把孩子安置在我们的竞争对手那里，这直接导致我们损失了生意。”

　　法律分析人士表示，这种做法广泛普及的部分原因在于，存在很好的辩护理由。银行是一个依靠关系的行业，而跨国公司雇佣人脉很广的人员，这种做法在全世界都在发生。

　　而且，那些在大型银行得到工作岗位的中国高层官员的子女，受教育水平很高，拥有世界顶尖大学的学历和MBA学位。

　　分析人士说，华尔街大型银行采取这种雇佣方式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美国的监管机构很难证明，一家投资银行之所以能赢得一单交易，仅仅是因为他们雇佣了某个人。

　　曾在投资银行任职的戴维·M·韦伯（David M. Webb）说，“全球的银行都会聘用人脉丰富的人来拓展现有的关系，”他说，要想证明这和银行赢得特定的交易“之间存在直接关系相当困难”。韦伯现在是驻香港的企业管理专家。

　　外界并不清楚，美国当局为什么会在此时开始关注雇佣高官子女——也就是所谓的太子党——的行为。

　　证交会和司法部（Justice Department）此前提出的涉华案件，大多数与跨国公司被控以礼物、娱乐和旅游活动贿赂中国官员有关。2007年，朗讯（Lucent）就出资供中国政府官员315次前往拉斯维加斯、迪斯尼乐园（Disneyland）、环球影城（Universal Studios）等地游览，与司法部达成了和解。

　　根据公开记录，以及《纽约时报》查看到的一份政府机密文件，在摩根大通一案中，证交会已经开始进行民事调查，目的是查明摩根大通香港办公室雇佣唐双宁之子和中国铁道部副总工程师之女一事是否违反美国的反贿赂法。唐双宁是中国国有企业光大集团的董事长。

　　在雇佣二人后，摩根大通赢得了与光大集团和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China Railway Group）的交易，后者的经营受到铁道部的监管。今年，铁道部在经历一系列腐败丑闻后已被分拆。

　　在周一发布的一份声明中，中国光大集团否认了自己在选择摩根大通作为承销商时存在任何违法行为。

　　案中的铁道部官员及其家庭的背景让人好奇。

　　摩根大通于2007年聘用了张曙光的女儿、斯坦福大学（Stanford）毕业生张曦曦。后来她离开了这家银行。她的父亲，铁道部原副总工程师于2011年因腐败指控被羁押，时至今日，仍未受到起诉。

　　根据《纽约时报》查阅的记录，尽管中国政府官员的年收入很少能超过1.5万美元，但是张家却在加利福尼亚州南部的沃尔纳特拥有价值100万美元的房产。

　　然而，美国调查人员仍然需要证明，通过雇佣张曦曦，摩根大通在她父亲的影响之下，直接赢得了生意。

　　威廉·F·麦戈文（William F. McGovern）曾是证交会官员，现在纽约高博金律师事务所（Kobre & Kim）供职。他表示，“这些案件要想成立，单靠银行雇佣了一名共产党官员的亲属这个事实是不够的，还需要很多别的证据。”

　　他说，政府调查人员“可能正在内部电子邮件和交易记录中搜寻证据，说明雇佣是为了拉拢生意而做出的腐败利益交换。这个任务可并不容易。”

　　如果调查人员的确发现证据，表明摩根大通在中国赢得投资银行业务，直接与雇佣两名官员的子女相关，就可能会给中国的金融领域造成极大的震动。

侨报：为何摩根大通也依仗中国“关系”？

　　尽管最近走红的中国特色的英文词是“Dama”，但要说到长盛不衰的词儿还得是“Guanxi（关系）”，专门提供跨文化交易服务的Kwintessential公司是这样在其网络字典中定义它：Guanxi是中国文化最强大的力量之一。它也表示一方对另一方的义务，建立在历次的社会互动与好处的交换之上。Guanxi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现金，能够在双方之间储存或者消费。

　　Guanxi就是生产力，看来老外对此的领悟绝对是深刻的。《纽约时报》近日报道，据一份不久前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文件显示，美国监管机构正在调查摩根大通与某些客户的业务关系，特别是摩根大通聘用中国政府官员子女的情况，以及这些聘用事件可能以何种方式帮助了这家美国投行赢得业务。

　　从法律来讲，雇用高官子女并无任何违法之处，投行聘用高官子弟来帮助赢得业务的做法也并不新鲜——全世界的银行往往都会雇用有关系的人。何况他们大多数都毕业于美国知名大学，看起来完全有条件胜任那些工作。

　　有人认为SEC此举将令中国政府很尴尬，因为调查势必牵涉到某些高官。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未必不是中国官方想做的事情：前不久中国对跨国药企葛兰素史克涉及“行贿门”进行了调查，牵扯不少人员，包括高官子女，连已故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之女李恒都被流言卷入，不得不在网上发布公开声明，称自己已于2007年1月底离开葛兰素史克公司。

　　近期中国频频对外资企业进行调查，并对违规行为予以严惩：除了针对葛兰素史克等外资药企涉及“行贿门”的调查，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起反垄断法调查，给包括美赞臣、合生元等六家外资婴幼儿配方奶粉制造商开出了总额达到1.1亿美元的罚单；发改委也正在调查外资车商是否在中国为汽车经销商设下最低零售价格，违反反垄断法。

　　有些人认为外企在中国遭到有针对性的麻烦，这话也对也不对。因为中国商业腐败事件里头起码超过一半是和外企有关的，不少跨国集团都牵涉在那些案件之中。他们利用Guanxi，结交高官子弟，操弄潜规则，其盘根错节的关系网和五花八门的行贿手法，颇有“独到”之处，可见外国的月亮并不特别圆，外国的商家更绝对不是天使。事实上，许多声名卓著的跨国企业都有跨国贪污的丰厚经验，在腐败问题严重的第三世界国家留下劣迹斑斑的记录，乃至于欧美等国都专门为此立下规管海外行贿的法律。这是牟利企业的本性，为了追求利润，为了打击对手，为了取得市场，它们一定会见缝插针地寻找一切可乘之机。

　　但如果以为中国政府只是想敲打敲打在华外企，那可能就低估了这场行动的价值。中国总理李克强上任以来，一直致力于“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还给市场”。打破垄断和下放审批权力是“克强经济学”（Likonomics）的重要内容，核心就是由市场无形之手去运转经济。

　　放在这个大背景下看，规范市场秩序，建立合法、健康、高效的市场，是这场改革题中应有之义。何况，当市场中所有企业都采取不正当竞争手段之后，便会互相抬高包括“腐败”在内的所有经营成本。某些领域的腐败，已经到了消费者、企业都难以承受的地步，到了非动手术不可的时机。不管是外企还是国企，合规经营已经成为大趋势。

　　因此，外企卷入“Guanxi”不是新闻，新闻在于他们如今借用这些“Guanxi”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如何切断他们的网络，破除他们的潜规则，这才是人们必须关注的要点。

雇佣中国高官子女的诱惑与风险 （裴敏欣）

 聘用中国高官子女划得来吗？眼下，每位中国的大型跨国公司高管有可能都在思考这个问题。因为有报道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正在调查摩根大通公司（ J.P. Morgan Chase）聘用中国高级官员子女的行为是否帮助这家公司赢得了一些与中国相关的投资业务。

    但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即使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最终证明摩根大通清白无辜，不存在任何不当行为，这家美国银行业巨头的声誉依然将遭受无法弥补的损害。当然，如果调查结果不利于摩根大通，它很可能将承受巨额法律费用和罚金。

    可悲的是，在竞争激烈的中国投行市场上，聘用“太子党”（即中国高级官员子女）的公司绝不仅仅只有摩根大通一家。希望赢得中国业务的其他西方投资银行也使用了相同的战术。说句公道话，这些公司在中国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中国的统治精英知道如何利用西方企业之间的激烈竞争。由于投资银行业务现在基本上是一个过度竞争的行业（它意味着质量差异微乎其微），掌握利润丰厚的承销合约决策权的中国官员往往会考虑其他因素。
    公然向震慑于《反海外腐败法》（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的西方银行索贿很可能会遭到断然拒绝，于是中国官员就考虑着这些外资大行能否为自己的子女做点事情。过去十年间，借助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强劲东风，许多大型国有企业纷纷谋求在香港上市交易，而确定哪家西方投行能够获得承销大单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就是政治关系。

    因此，西方银行争相聘请出身政治世家、能够帮助它们获取这些丰厚合约的中国人。最热门的聘请对象当然非太子党莫属。他们被认为是影响中国决策者最有效的工具。
    尽管一些太子党的确带来了令人垂涎的合约，但值得怀疑的是，雇佣他们是否总能取得奇效。几乎所有角逐中国业务的投资银行都诉诸于这种战术，于是他们就不知不觉地助长了一场发生在中国统治精英内部的不可预知的权力竞赛。为这些银行效力的中国高官子女仅仅是其父辈的代理人——他们的父亲在中国政治食物链的地位直接决定了这些高官子女达成交易的能力。
    即使幸运的太子党通过父辈的政治影响力从竞争者手中成功抢得一单交易，他的雇主（即西方投资银行）也可能会遭受恶劣的后果。失败者当然具有很强的报复动机。他们也可能会披露肮脏的秘密，为赢家制造公关灾难或令其头痛不已的法律问题。如果某位太子党的父亲因腐败问题而落马（在中国高官群体中，这种情形屡见不鲜），一家银行面临的风险或许是无法估量的。

    鉴于聘用中国高官子女存在巨大的法律和声誉风险，包括摩根大通在内的西方投行为什么允许这种行为延续了这么长时间？原因之一是，西方的监管和执法机构一直过于宽松。这种疏忽或许促使那些聘用太子党的银行相信，他们的做法是安全的。另一种解释是，聘用太子党的成本其实并不昂贵。他们的作用与股票期权非常类似。太子党的名义薪酬或许很高，但如果银行最终赢得一笔高达数十亿美元的交易，那么这些钱就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要是太子党未能完成其使命，银行也随时可以让他们走人。

    此时此刻，摩根大通正在接受美国监管当局的严苛审查。西方投行和所有在华的跨国公司必须以此为契机，郑重反思它们在中国开展业务时经受的腐败风险。就聘用太子党这件事而言，这些企业需要设立新的防火墙，保护自己的声誉和业绩。
    这些银行可以采取的一个小步骤是，建立一个严格的回避制度。领取银行薪酬的太子党不应参与涉及其父母管辖部门的交易。这项措施或许无法完全阻止这些太子党代表其雇主游说他们的父母，但这样做有助于降低潜在的声誉和法律风险。
    西方跨国公司也应制定一套行为守则，以减少聘用太子党的动机。如果大多数西方公司承诺不参与政治资本竞赛的话，大家的日子都会好过一些。（财富中文网）

    本文作者裴敏欣是美国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汤姆和玛戈•特普利兹克 '72教席政治学教授，德国马歇尔基金会非常驻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