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今年年度例会上的唯一非例行议程，审议《选举法》修正案草案备受海内外关注，而“同票同权”则被广泛视为此番修改的核心内容。

　　选举并非民主全部，但它是民主最直接的表现形式，公开、平等的选举可谓民主第一步。每一张薄薄的选票，都承载着同样的权利，都昭示着同样的起点与规则。对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言，选举人民代表是人民当家作主管理国家事务的基本方式和手段，同样应当体现平等。不过，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在选举其代言人——人大代表时，其选举权的含金量却存在明显差异。

　　所谓选举权平等，包含两层意义：一是投票权平等，一人一票；二是代表名额分配平等，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应相等，一票一值。中国对“一人一票”的执行相当彻底，但始终未能实现“一票一值”，长期按比例原则配置选举权，在城乡之间、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规定了不同比例。如城乡选举人大代表人口比例从最早的8比1到现在4比1，虽呈逐渐缩小趋势，仍引发了“四个农民等于一个城里人”的诟病。

　　中国的这种规定，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美国宪法的“五分之三”条款：一个黑人的投票权只相当于一个白人投票权的五分之三的效力。不过，同样是人为制造选票价值的不同，从而构成不平等选举，这一项曾被视为美国人梦魇的条款明显带有种族歧视原因，而中国当初的考量主要在于农民人口占大约90%的具体国情，要保证工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就必须对工人聚集的城市有所倾斜。结合特定的历史背景，这种形式上的不平等实际上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城乡差别的现实。

　　如今，随着经济发展，当年工农的鲜明分际越来越淡，城乡人口比例趋近逆转，中国选民在投票价值方面需要存在不同比例的社会基础和政治基础正逐渐消失。作为对社会发展变化的正常反映和及时反应，修改现行《选举法》以解决程序正义，将“一人一票”的基础平等提升为“一票一值”的更高层次平等，自然势在必行。

　　修改《选举法》这部关乎中国根本政治制度——人大制度的核心法律，剔除不合时宜的内容，实现“选举权平等原则”，实际上也落实了宪法规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无疑能进一步凸现人大代表的代表性。毕竟，今日之中国已出现利益多元化局面，各种正常的利益集团需要平等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展开博弈。平等的选举权不只是一种政治权利，也是其他各种权利的保障。

　　如此一来，人大这个立法机构的成员构成也能得到优化，进一步打破“官员多”的单调格局。毕竟，在社会阶层分化比较严重的中国，不同阶层对社会对公共事物的感受不一样，官员或者说是公务员群体不足以代表社会所有阶层，如果其所占比例继续过高，不仅会严重影响人大这个民意机构的公众认同度，更不利于人大及时因应社会变化作出准确决策。

　　事实上，一系列为百姓和舆论所诟病的社会问题，主要是中国日趋发展的市场经济体制和残留计划经济特征的政治体制因逻辑悖论而发生的碰撞，正应了“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二十多年前所说：“政治体制不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无法深入下去”。中国总理温家宝3月5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明确提出中国改革是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在内的全面改革，回应民意。

　　由此观之，选举权的改革显然已成为政治改革的一个重要切入口，其深度、广度很可能决定政治改革的深度、广度，是中国能否夯实民主政治之社会基础的表征。因为，选举权平等之后，随即而来的是选举的过程是否公开、公正、公平，选举出来的代表是否真正代表选民的利益，这些，都涉及到了民主政治的深层问题。

　　以中国的现实语境，作“同票同权”之类的制度改革，需要勇气和胆识，工作也极其艰难复杂。而中国只有选择果断迈入改革深水区和攻坚区，而非裹足不前，才能在熬过阵痛后会收获民主政治的跃进，为高速发展的经济、社会提供持续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