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原题：The Second Coming of Zhu Rongji?

　　最近出版的中国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演讲集，让人们的注意力重新集中到他在1990年代推行的既大胆，又往往备受争议的经济改革，包括约束国有企业和整顿银行系统。但讨论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转折，中国媒体所采取的立场，远没有过去20年那么苛刻。

　　当年的朱镕基所面临的挑战和现任总理李克强所要解决的问题显然有相似之处，更不用说他们对经济转型的共同承诺了。因此，这一转变可能意味着对结构性改革日益增强的支持。但朱镕基和李克强的情况真的如此相似吗？

　　与1990年代一样，中国如今也面临飙升的地方政府和商业银行债务、不断升高的财政和金融风险、制度改革的不确定性及下降的中央政府收入。据彭博社的说法，李克强将是自朱镕基后第一个没有实现官方年度增长目标的总理。尽管有这些相似之处，但中国目前的局面与20年前却有着根本性的不同。

　　1990年代，朱镕基的核心任务是解决前总理赵紫阳财政去中心化失败的烂摊子。赵紫阳试图在各部门逐一进行财政改革，这给了地方政府与国企形成勾结的空间，国企给地方机构提供补贴，让它们可以保留应该提呈中央政府的收入。这导致国家公共债务高企，迫使中央银行过度发行货币，加剧通货膨胀。

　　在这样的背景下，朱镕基的改革策略主要是重新建立中央和地方政府间健全的财政关系，而不是提高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事实上，尽管朱镕基的改革是碎片化的，却本可轻松地带来两位数的GDP增长。但朱镕基认识到，由于持续的通胀和宏观经济不稳，让经济如此高速增长是弊大于利。

　　批评者称，朱镕基1994年的税制改革导致了目前的房地产泡沫，因为改革促使地方政府通过出售土地来提高收入。但事实是用分税制取代收入分配制稳定了中国经济，并扭转了中央政府收入的相对下降。这对中国经济发展发挥了关键作用。

　　李克强必须改变经济模式

　　通过削弱地方政府和国企之间的勾结，朱镕基的分税制推动了对国有经济的战略性重组。此外，通过鼓励地方政府将地方国企（及房地产和某些公共服务）私有化，朱镕基的改革加快了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的步伐。如今，中国国有经济虚肿的情况减轻许多；中央和地方政府协调的问题也更少了；中国财政状况十分健康；宏观经济也一直呈现相对稳定之势。

　　朱镕基的成功意味着李克强必须专注于不同的挑战。李克强必须确保仍具巨大增长潜力的中国经济不会停滞不前，并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发展中国家可能会因为支持增长的外部条件出现变化而过早出现减速。工资继续上升会导致相对于低收入经济体的竞争力下降，但因为增长模式还不能支持在高技能产业的竞争，经济因此陷入停滞。

　　为了避免这一结果，李克强必须改变中国经济模式以适应当前环境，包括与欧盟和美国贸易摩擦的日益激烈、允许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日渐增加、人口老化、城市化日渐放缓及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全球金融危机后出现，以西方GDP增长缓慢和进口需求下降为特征的“新常态”，让改革变得更加迫切。

　　李克强应该把从来自高生产率沿海地区的产业资本进行再分配做起。这将立刻提振发展较慢地区的增长，增加总体生产率。但是，由于全球供应链竞争前所未有地激烈，要想进入高收入行列，中国需要的不止是资本转移，它还需要鼓励和指引技术和产业升级的政策和机制。

　　幸运的是，李克强对此似乎心知肚明。事实上，产业和技术升级是“李克强经济学”的核心。但如何在中国的国家主导型经济的局限下实现这个目标，依然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

　　在过去10年——特别是2008年以来——中国中央政府一直在收紧对产业政策的掌控，同时加强国务院对地方政府的控制。相反的，李克强似乎有意将权力还给地方政府和市场，将纵向控制转变为水平协调。因此，李克强没有试图通过中央指令控制技术和产业升级，而是给予地方政府和市场推动中国经济转型的空间。

　　朱镕基和李克强确实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在中国发展面临关键时刻时上任的。但是，朱镕基需要和地方官员角力以增加中央政府的权威和收入，从而稳定经济与释放中国的增长潜力；而李克强则必须与地方政府合作以创造在各个层面培养和保护创新与经济活力新源泉的制度。正如朱镕基20年前的改革奠定了今日增长的基础，李克强是否能够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未来20年中国经济的发展趋势。

　　作者张军是上海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