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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治 公明党视角下的日本和平战略
杰西卡·塔奇曼·马修斯（Jessica Tuchman Mathews），山口那津男（Natsuo Yamaguchi），詹姆斯·肖夫（James L. Schoff），华盛顿特区
2013年9月10日 | 山口那津男在2009年成为公明党的党首，目前是首相安倍晋三（Shinzo Abe）领导下的日本执政联盟的重要合作伙伴。公明党党首访问美国，十年以来这还是头一次。在此次访问期间，山口谈到了日本今后的外交政策和日美同盟关系等问题。活动由詹姆斯·肖夫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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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经济 预期管理：安倍经济学面临的挑战
詹姆斯·肖夫（James L. Schoff），阿部義章（Yoshiaki Abe），藻谷浩介（Kosuke Motani），米雷娅·索利斯（Mireya Solis），华盛顿特区
2013年9月18日 | 在7月份日本参议院选举之后，自民党的执政联盟在国会的参众两院中均获得了多数席位，支持者将执政联盟的获胜视为对首相安倍晋三经济改革大手笔的认可。不过批评人士认为，国内劳动力萎缩、人口迅速老龄化和消费量减少等严峻挑战都是改革路上的绊脚石。日本综合研究所首席高级经济学家兼日本开发银行高级顾问藻 谷浩介先生将着眼于日本近期选举，发表其对日本经济以及安倍经济学的看法。米雷娅·索利斯将作出评论，阿部義章将进行简短的介绍性发言，詹姆斯·肖夫主持。本次活动由美日研究所联合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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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欧亚战略 中国的欧亚战略：中亚、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中东
包道格（Douglas H. Paal），萨拉·查耶斯（Sarah Chayes），潘光（Pan Guang），华盛顿特区
2013年9月24日 |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走访了中亚各国，带去了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合同。习近平此行延续了中国强势挺进中亚地区的态势，这里以前由莫斯科占据主导地位，现在则被华盛顿再三拉拢。在这一问题上，潘光是最重要的中国专家之一，他将就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以及中国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叙利亚、埃及和伊朗问题上的立场进行探讨，萨拉·查耶斯将发表评论，研讨会由包道格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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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巴边境问题 前方不平静
C.拉贾·莫汉（C.Raja Mohan），《印度快报》
2013年8月11日 | 印度与中国和巴基斯坦边界地区局势紧张，而印度团结进步联盟政府对此未能进行有效的管理。莫汉认为，印度总理辛格应加强控制线管理的连贯性。首先，总理应该公开强调在控制线停火的意义。其次，下令对目前有关控制线的军事政策进行全面审查，包括交战的规则和标准作业程序。同时设立一个最高机构，成员包括所有相关文职和军队官员，对动荡不安的控制线局势进行持续监控并做出响应。第三，印度必须对巴基斯坦总理纳瓦兹·谢里夫提出的共同减少控制线地区暴力事件的提议进行更深入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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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化 中国需要一个更大的北京
黄育川（Yukon Huang），《彭博商业周刊》
2013年9月9日 | 根据城市研究领域的“齐普夫定律”，中国最大的城市还不达到大城市的标准。黄育川认为，中国领导人应让中国的大城市以更自然的发展方式来应对市场变化。他指出，由于中国规划者的眼光还停滞在开发新城市并鼓励人口留向较小城市流动上，政府开始在大城市周边扩建新的城市，大城市的中心城区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同时导致了数十座“鬼城”的出现。黄育川相信，中国的规划者们应利用聚集经济的模式，发展以人口密度为导向的城市化政策，提升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的人口密集度，从而减少由城建过于分散而导致的不必要的社会服务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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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交政策 中国新外交的指导原则
2013年9月9日 | 尽管习近平领导下的新一届中国政府对中国的外交政策议程做出了明显的调整，但核心的指导原则依旧保持不变。赵可金强调，试图寻求实现现代化、建立和睦稳定的外部环境，以及逐渐发展国内经济为中国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这影响着中国国际关系的方方面面，并将塑造中国未来的外交政策。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外交政策的关键点依然是与他国保持和平关系且遵循公平正义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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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关系 中日领导人有必要展开对话
韩磊（Paul Haenle），詹姆斯·肖夫（James L. Schoff）
2013年9月2日 | 韩磊与肖夫认为，尽管习近平与安倍晋三可能不会在G20峰会期间进行会晤，但这两位国家领导人也应尽快安排会面。习近平与安倍晋三都将经济发展与改革列为国内发展的重中之重。尤其是当前中国面临着经济放缓与西方世界对其出口产品需求减少之时，通过“安倍经济学”复苏起来的日本经济也正在起步，中日都无法承担两国贸易恶化的后果。为了管理紧张局势并防止局势进一步恶化，中日两国必须重修旧好。习近平与安倍晋三必须大胆克服各自的保留意见与国内政治压力。尽管在短期之内，采取民族主义行径比做出痛苦让步更具政治接受度，但只有通过合作解决这一争端才能最好地服务于两国的真正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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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 中国要增长还是要稳定
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金融时报》
2013年9月5日 | 佩蒂斯指出，多年来被人为压低的利率水平既是促进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关键因素，也是导致中国经济严重失衡的主要原因。降息将损害家庭部门的利益、并增加不良债务，而不降息则将损害精英阶层利益、并导致经济增长在短期内放缓。佩蒂斯认为，当下中国政府面临着一个艰难的选择，必须以下两者之间二选一：防止经济增长在短期内进一步放缓、与加速经济增长模式在中期内实现健康转型。中国明年如何应对利率压力，将是李克强总理如何处理政治难题的一个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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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紧张关系溯源：战略竞争、地区主义和非传统安全挑战
Sources of Tension in the Asia-Pacific：Strategic Competition, Divided Regionalism and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Challenges
詹姆斯·马尼康（James Manicom），2013年8月
国际治理创新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Innovation）| 文章指出，亚洲现在处于战略转型阶段，尽管这一区域是世界经济最为活跃的地区，但其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和不确定因素。这些挑战和不确定性主要表现在：首先，中国崛起和其军队现代化建设使其他国家感到担忧；其次，美国在该地区的霸权和意图并不明朗；第三，海上边界划分的纠纷和争端；第四，区域内部的竞争白热化，当前的区域安全架构难以维持国家间信任；最后，冷战后未能解决的主权争端——台湾问题和朝鲜问题。除此之外，非传统安全挑战也层出不穷，包括能源和粮食安全、网络安全和潜在的大规模人道主义危机，以及气候灾难。
中国崛起 尽管北京方面一直淡化崛起，强调中国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其发展中国家的身份，但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仍然令人担忧。文章认为，共产党希望维护其统治的合法性，因而采取反美、反日的姿态，利用民众厌恶外国干涉的民族主义情绪来巩固其统治。同时，中国的国防预算被指严重缺乏透明度，尤其在研发经费方面。其日益增长的军力使得其他亚洲国家感到不安。
美国的意图 文章认为奥巴马政府的“再平衡”战略具有实质性意义。中国的崛起和在领土问题上愈发自信的姿态在很大程度上挑战了美国的地区霸权。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美军削减国防开支的计划不适用于亚太地区，而最近的诸多事件表明美军在亚洲的部署与其对中国的不满和堤防有直接关联。经济上，美国试图通过建立TPP来维持经济上的“再平衡”。而这些针对性的措施可能会导致摩擦和误判，增加冲突的风险。
海洋领土争端 亚太地区存在尚未解决的海洋领土划分，而这些争议问题在近年被激化。在东亚，由于民族主义的政治目的日益显著，领土问题的协商变得越来越僵化。而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纷纷增加国防开支和加强军队建设，同时采取强硬姿态，使得这一区域一度出现剑拔弩张的紧张局势。由于海洋领土涉及资源、能源，以及国家对历史上所遭受不公正待遇的负面情绪，这些争端很难在短时间内得到解决。
区域竞争 过去，亚太地区的多边进程被视为是有利于区域稳定的。但当下，很多区域机制愈发显现出相互竞争和对抗的姿态，包括TPP和一些被认为是专门针对和排挤中国的协议。这些都可能带动区域经济特权和恶性竞争的出现。
冷战遗留问题 冷战结束后，两大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妥善解决：中国内战和朝鲜半岛分裂。中国内战表现为海峡两岸的不统一。而美国在这其中的作用，尤其在武器转让上，令中国关系出现不稳定。其次，朝鲜半岛的分裂状态并未缓和，也成为摩擦和紧张关系的一个根源。另外，中国的海上活动刺激了美国放宽对日本军力的限制，为该区域带来了更多的不稳定因素。
除了这些战略级的威胁，能源和粮食安全、气候灾害和新兴的网络安全也令人堪忧。而文章总结，亚洲作为一个整体尚未形成完善的体系来缓解这些挑战所带来的威胁，该区域的稳定发展依然令人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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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金融体系下的政策与实力变迁：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中国金融政策
Productive Power and Policy Change in Global Finance：An Analysis of China's Financial Policy Framing in the Bretton Woods Institutions
桑德拉·希普（Sandra Heep），2013年9月
德国全球和区域研究所（German Institute of Global and Area Studies）|
近年来，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催化下，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高速增长的经济和其持有的巨额债券都奠定了中国在国家金融机构和经济发展论坛中不可或缺的地位。而中国经济的成功也使得传统的“华盛顿共识”受到挑战，很多西方经济学家开始质疑现行的国家金融体系。与此同时，对“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的探讨也越来越多。但是，几乎没人注意到中国领导实际推行的恰恰是现行的国际金融架构。此外，中国政治精英的政策框架和意识形态也被人们忽略。
作者指出，尽管中国在金融危机后地位得以提升，这场危机也让中国受损。这表现在出口受损，从而导致大量失业。此外，人民币升值和通货膨胀压力也令中国对当下的国际金融体系不满。但同时，布雷顿森林机构在金融危机后加速了改革的步伐，使中国成为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第三大董事国。实际上，中国在近年中大大提高了其在布雷顿森林机构中的参与度。
其次，相比华盛顿共识，中国的金融体系相对僵化。由于中国当局拒绝开放资本，国有金融机构占据了统治地位，利率变化严重受制于行政命令，央行操控汇率的情况也较严重。这些虽然与中国国内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相一致，但却与国际金融体制相悖。如果中国希望其发展模式成为一种范式，那么，中国金融政策的封闭性将严重制约其成为其他国家的典范。
文章认为，由于中国政治环境和体制具有集权化的特点，中国模式只有在保持意识形态的连续性的基础上推行适当的变革措施，同时使两者相统一，才能够成功地改变全球金融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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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制政治下的非正式机制：以中国共产党为例
Informal Institutions in Autocracies：Analytical Perspectives and the Ca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科尔纳（Patrick Köllner），2013年8月
德国全球和区域研究所（German Institute of Global and Area Studies）| 文章探讨了非正式机制在政治决策中所扮演的角色。作者指出，非正式机制往往在最基本层面上对正规机制起倒支持作用。在成熟的民主国家，非正式机制往往是对正规制度的补充。但同时，当正规机制处于弱势而非正规机制较为强大时，后者往往可能代替前者。文章认为，非正式机制在集权国家政治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以中国为例，很多正式存在的权力机制在中国政治中实权有限，而很多非正式的权力形式对政策却有极大的影响作用。例如，尽管毛泽东实际统帅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但他的权力范畴却没有很清晰地被界定，而很多重要决策都是基于个人影响力，从而超出了宪法所赋予给他的职务的权限。邓小平同样也是如此：他并非法定的国家领导人，但却着实发挥着一把手的作用。
但这一情形在第二代领导人之后有所转变。在邓小平之后的时期，集体领导制度重新成为主要的政策决策模式，尤其在胡锦涛时期，党内共识的重要性有所上升。总体而言，政治决策过程变的更加理性，在形式上也更加有据可循。
但同时，非正式权力机制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在选举党的领导人方面，幕后的谈判过程，而不是正规渠道，往往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确切而言，新的中央政治局组成往往由现任的政治局成员来决定。在这种不透明的过程中，强势的党内元老（比如前总书记）能够凭借自己强大的影响力左右未来的接班人人选。因此，文章总结，虽然在邓小平之后，非正规机制在中国的政治权力中的地位逐渐减弱，但其对中国政治仍然有关键作用，而中国在制度化的道路上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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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民族政策：不可避免的改革？
Ethnic Policy in China：Is Reform Inevitable?
詹姆斯·雷柏德（James Leibold），2013年夏季
东西方中心（East-West Center）|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拥有相当庞大的少数民族人口。然而，协调和平衡好保护民族多样性和维护各民族间凝聚力之间的关系对中国的决策者来说一直是一个挑战。很多迹象表明，中国国内民族间爆发冲突的危险越来越严重：自由市场既增加了民族间的沟通和往来，也增加了民族的流动性和更多的竞争关系。
文章指出，目前中国的民族政策是基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苏联过去的经验。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民族之间的文化区别最终会随着革命的深化而消失。基于苏联的经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拒绝实行联邦制或任何形式的独立，而是采用民族区域自治的办法。这包含了三个主要的要素：民族识别、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一系列民族优惠政策。
然而， 这些政策和措施存在不少弊端。首先，尽管中央出台了很多优惠政策和特别拨款，少数民族人口聚居区在收入、教育、健康和福利上仍然落后于汉族地区。发展落后的情况在农村的维吾尔族地区和藏族地区尤为明显。而政治上，尽管共产党积极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但这些干部往往处在虚职或副职，并不掌握实权，而很多少数民族群体的领导人也最终需要服从于国家指派的汉族代表。这些弊端被很多学者所指责，认为中央应该采取紧急行动来巩固民族团结。
作者认为，任何激进的政策转变，例如取消民族区域自治或少数民族优惠政策，的结局，都不可能持续长久。即使中央存在这样的政治意愿，民族政策仍然处在一个比较低的政策优先级，而中国政治体制的复杂性也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不太可能做出任何大胆的新举措。但微调的措施是可能的，这些措施可能包括推广普通话和爱国教育、在第三代身份证中去除民族信息、改善户籍制度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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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向更可信核威慑的过渡：对美国的影响和挑战
China’s Transition to a More Credible Nuclear Deterrent：Implications and Challenges for the United States
《亚洲政策》（Asia Policy），第16期，69-101 | 文章对中国的核武器发展和核威慑政策做了分析和探讨。作者指出，中国的核政策和战略似乎多年来一直没有显著变化。但在近期，中国的战略家发现发展核导弹可以帮助中国避免来自他国的传统军事侵略，提倡中国需要通过核威慑来保护国家安全。而现实中，中国当下也在不断扩大其核力量和现代化其弹道导弹和潜艇。文章认为，中国日益增长的核威慑能力将对中美关系有所影响。
一方面，如果中国过渡到一个更强更安全的第二次打击能力，将有利于其国家安全，也很有可能为中美关系的战略稳定做出贡献。但另一方面，中国更强大的核打击能力也可能使局面更加复杂，被美国决策者视为威胁或挑战。美国国家情报局的报告显示，到2025年，中国洲际弹道导弹的数量将能够达到美国的两倍以上。
因而，中国的核能力发展，特别是解放军核力量的现代化，很有可能形成对美国的挑战。尽管中国强调其发展核能力是“防御性”的，承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利用核武器对无核国家进行打击或威胁，但学者仍然认为，中国核实力的提升可能为中国的外交行为撑腰，导致更加自信的姿态。而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的一个刊物指出，中国的核威慑不仅是为了防止敌人对中国使用核武器，也是要防止敌人的战略常规军事打击。
除此之外，中国核能力的发展也会为未来军备控制谈判带来阻力。一些观察家猜测，中国可能会利用美国和俄罗斯削减核武器数量的机会，借机跻身于核超级大国。他们认为中国偷偷积攒了大量的核原料的核武器。但作者并不认同这一猜测，而是认为中国极不可能在核武器数量方面达到或超过美国和俄罗斯的水平。
文章认为，对美国而言，试图阻挠中国建设核反击能力是需要付出高昂代价的，并且作用可能会适得其反。相反，美国保护自身安全利益的最好办法是维持自身的战略核威慑能力，同时增强中美战略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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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在海湾地区的平衡
China's Balancing Act in the Gulf
奥特曼（Jon B. Alterman），2013年8月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所（CSIS）| 中国对中东能源的依赖日益增加，而这一区域一直与美国的安全利益息息相关，同时美国在中东也有着压倒性的军事和外交优势。尽管如此，许多中东国家依然希望中国能够在该地区发挥更大作用，以此抗衡美国。文章指出，中国能源需求不断增长，对来自中东的能源供应有很大的依赖性。同时，美国在该地区的行动也加剧了中国能源贸易的脆弱性——能源供应需要依靠美国的良好意愿。尽管中国在努力多元化其能源渠道，但由于需求增长过于迅速，中国在中东地区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似乎是必然的。
中东一些国家希望通过与中国建立友好关系。首先，政治上，中东国家对美国的过分参与感到反感，而中国的存在有利于制衡美国的权力。其次，中国在投资和贸易中往往不会附带政治条件，不会插手这些国家的内政，这令许多国家的领导人更有安全感。第三，中国模式的成功经验为一些国家维护独裁政治模式有帮助，有利于其国内稳定。因此，许多中东国家希望中国能在该区域发挥更大的作用。
然而，中国一直谨慎地与这些国家建立联系，甚至试图保持距离。即便是伊朗、伊拉克等石油国寻求加强联系，中国也持谨慎态度。这是因为：首先，尽管伊朗等国与中国的能源贸易与日俱增，但其贸易额仍然远远小于中国与美国、欧洲的贸易。其次，美国控制了中国与中东石油国之间的海上航线。最后，参与中东事务的政治代价和带来的不稳定较大。因此，基于经济和外交的考虑，中国在该地区的行动非常谨慎。
但作者认为，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内的能源需求和美国全球作用的减弱，中国可能越来越难以在其中进行平衡。但中国别无选择：其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将不可避免地增加，中国将需要继续平衡其在中东的利益，尽管这将是一个越来越困难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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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泊尔与中国、印度的边境问题
Nepal's Border Relations with India and China
哈利·杰哈（Hari Bansh Jha）， 2013年春季
欧亚边境评论（Eurasia Border Review）| 文章指出，由于宗教、种族、习俗上的原因，印度和尼泊尔之间的边界开放性远高于中国，这在双边贸易往来和人员流动上都有所体现。而中国与尼泊尔的边界却较为封闭。在这样的情况下，两国居民一直无法从中获益。作者认为，如果这三个国家能够进一步开放边界，通过发展交通、通信、灌溉等基础设施建设，印尼边境和中尼边境的人民生活将会极大受益。
文章指出，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印度和尼泊尔之间就保持较高的开放程度：两国的边民来往不需要繁琐的护照和签证手续，并且边民可以自由越过边境，不必通过检查站。由于这种独特的安排，边民在教育、卫生、贸易和商业往来、就业机会和其他经济活动方面都将受益。
相反，尼泊尔和西藏之间的边界从来没有被开放。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和尼泊尔接壤的地域经济欠发达，另一方面，与尼泊尔接壤的西藏地区佛教兴盛，中方担心开放边境后，边民之间的来往会有利于藏独势力的发展。
除此之外，由于接壤边境的欠发达经济状况，尼泊尔政府也一直没有将与中国和印度发展边境贸易作为优先考虑。同时，由于未知的原因，印度和中国在发展尼泊尔接壤地区的问题上也仍然是较为被动的。
但近年来，印度一直试图沿其接壤地区与尼泊尔建立联系。2004年，尼泊尔和印度签署了运输协议，极大地降低了货物和人员的运输成本。和印度一样，中国也有兴趣通过运输和通信建设发展与尼泊尔的联系。一个可能的设想是将尼泊尔设为中印两国的过境国，在边境地区推动基础设施发展，这不仅可以减少印度和中国之间流通项目的运输成本，同时也可能增加在尼泊尔投资的前景。如果运输成本降低，中国和印度都可能受益匪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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