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为中国改革划出“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的底线以后，即将在下个月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在中共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为中国改革划出“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的底线以后，即将在下个月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迈出多大的改革步伐，外界的预期应该回归冷静。

　　作为中共第五代领导人全面执掌大权后的首次政策宣示大会，也是中国新一轮的改革“顶层设计”揭幕大会，三中全会的指标性意义非同一般。

　　回顾去年11月至今的中国政情，习李上台后树立了鲜明干练，敢于展现个性的新一代领袖形象。这表现在许多方面，包括迅速掌握权力，在国际舞台上亮眼登场，在周边外交问题上化被动转为主动，巩固军权，整治官场奢侈浪费，取消和下放100多项行政审批，设立上海自贸区等。

　　新政权难免也采取了一些引起反弹的动作，像对付网络大V，重提“舆论斗争”等，虽然短期震慑力明显，长远效果与副作用却有待商榷。而习近平亲自挂帅发起的“批评与自我批评”，透露出高层急于由上而下解决吏治问题，却苦无新方法的现状。

　　将近一年的习李施政综合观察，新领导人的思路十分清晰——政治上强化中共统治合法性，强化中央对地方、高层对中层的管理；经济上推进改革；在意识形态领域则强势夺回控制权，并且抵制宪政等具有“颠覆性”的意识形态挑战。到本月初，当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提出“决不出现颠覆性错误”的谈话时，他再次印证了外界观感，也明确划出了改革的界限与禁区。

　　那么，在“界限内”的中国改革，是改什么呢？

　　事实上，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的“首秀”已阐述了不少。习近平当时向世界宣示了七大领域的改革目标，首先是推进宏观调控、财税、金融、投资领域体制改革，深化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此外，中国还有进一步简政放权；健全科技体制；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健全社保和基本公共服务；加强生态保护；更主动的开放战略；加快实施自贸区战略。

　　至此，中国这一轮经改的“重头戏”已然揭蛊：一是中国将改善基本的经济制度（通过打破垄断、利率市场化等方式实现），此外同等重要的是改变政府职能，厘清地方政府与市场的边界，确定政府作为公共服务提供者的职责，是为新一轮经改的“顶层设计”。

　　这轮改革政策的设计者，希望借此保证中国今后五年至十年的经济社会平稳发展，当局将改革集中在财税、金融与投资领域，改革对象放在地方政府与机构职能，可谓循序渐进。至于政府与社会之间的边界，官民权力关系的调整，显然不在当局的考虑范围内。

　　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斩断地方政府插入市场、土地经营、招商引资的手，这方面的改革有望产生重要意义。新世纪以来的房地产盛宴、产能过剩、环境污染、地方债务问题，都与地方政府职能错位有关系。而在另一方面，社会不公、公共服务不均等问题，则与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不匹配有关。

　　有经济观察者大胆猜测，这轮改革还可能会造成“大集权下的大改革”结果。改革后的财税制度不会让地方政府的税收权力上升，反之，中央政府可能接管部分地方政府的多项公共支出职能，在中央政府拥有更多掌控力的同时，精简地方政府并压缩地方开支。

　　上述描述如属实——中国如走加强中央、高层主导，在“限制器”内改革的路径，也有可能大有作为。然而，任何改革方案都要与具体指标验证，才能真正体现高层的改革意志，民众的参与也必不可缺。因此，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需要有更多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指标才会更有说服力。例如，如果地方政府的职能转化为提供公共服务，那地方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的表现，就需要有民调、民主评议等公开方式，让民众表达意见。

　　至于打破垄断的效益，也应有具体的指标，例如是否有某个大型国企或国企的下属机构被分解。如果改革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这就意味需要一些硬骨头被“啃掉”，才能凸显改革的进度与成功。

　　英国路透社几天前引述全国人大财经委的一位官员分析称，“三中全会最主要的是明确下一步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思路，未必会提出具体的路径选择，从这个角度看期望值不宜太高。”这话如果属实，可能会让人比较失望。稳中求进的策略，必须有“进”才能体现意义，否则领导人执掌的权力越大、责任与背负的风险也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