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是站在肯尼斯·阿罗(Kenneth J.Arrow)的面前,可能会紧张得说不出话:这可是20世纪最具有原创力的经济学大师啊。但是,我要是走进乔治·施蒂格勒的办公室,可能会很快放松下来,甚至还敢鼓足勇气和教授开个玩笑。我读着他的自传Memoirs of an unregulated economist(中译本《乔治·施蒂格勒回忆录:一个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自白》),仿佛能听到他爽朗的笑声。
施蒂格勒天性爱热闹。他说,好的大学应该在大城市里,因为这里人多,各色人才都有,有一种多语言、多文化、兼容并包的氛围。偏僻的大学只会形成一个书呆子的小圈子。他还说,经济学研究最好是多跟别人合作,和别人合作10篇论文的影响力,一定比自己单独写5篇更大。
施蒂格勒出生在美国西雅图附近的一个小镇,父母都是刚到美国的移民。施蒂格勒从小喜欢读书,但也没有看出什么天才的迹象。他本科读的是华盛顿州立大学,学了不少工商管理的功课,然后到西北大学读了个硕士,基本上还是商科为主。他爸爸是个小房地产商,所以施蒂格勒学了不少“房地产开发”的课程。到申请博士生的时候,他阴差阳错地到了芝加哥大学。当时,哥伦比亚大学给他的录取通知书上生硬地写到:“你必须在6月10日之前开一个25美元的账户”,哈佛大学给他的通知书是系秘写的,只有芝加哥大学的回复是系主任的一封热情洋溢的亲笔信。
施蒂格勒天性散漫,在研究生阶段没怎么花时间苦攻数学和统计学,他的博士论文是关于经济思想史的。这么混下去,他很可能只是个二流学校的被边缘化的老师。施蒂格勒的经济学“手艺”,更多的是“在干中学”。他后来到了哥伦比亚大学,当时恰好是二战期间,就像经济学家这样的闲杂人员也被调动起来,研究各种战时问题。他研究过飞机对各种口径火炮的承受能力、驱逐舰的鱼雷发射、曼哈顿岛如果遭到轰炸如何疏散等问题。二战之后,他参加了国民经济研究局,在那里慢慢摸索出来如何使用数据和计量模型。
1958年施蒂格勒重返芝加哥大学,在这里他才算找到了组织。芝加哥大学的经济系一直人才济济,但特色并不鲜明。奈特和维纳可能自由主义色彩更重,但保罗·道格拉斯却主张政府要发挥更大的作用,奥斯卡·兰格更是一个铁杆社会主义者。弥尔顿·弗里德曼的到来,彻底改变了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弗里德曼是百年不遇的天才,他专业研究之精深自不待言,更为“稀缺”的是,要论公共辩论,几乎找不到和他旗鼓相当的对手。弗里德曼的思路如闪电一般迅捷,又善于激怒对手。弗里德曼说的也不是每次都对,但他的对手常常要回家好好想几天,才能琢磨出他思路中的逻辑错误。弗里德曼的大舅子艾伦·迪莱克特是芝加哥大学法律系的传奇人物,据说他不写论文不出书,甚至不上课,就是喜欢跟人辩论,但圈内的人公认他最牛逼。科斯后来也到了芝加哥。施蒂格勒讲过“科斯定理”的故事。科斯写了一篇文章,不同意庇古提出的解决外部不经济的办法。大家都觉得像科斯这样的大家怎么会犯这种低级错误,于是,他们相约在艾伦·迪莱克特家里讨论这个问题。一开始,所有的人都反对科斯。中途,弗里德曼突然说:“我们错了,科斯才对”,他开始调转枪口攻击其他同事。最后,所有的人都被科斯,以及弗里德曼说服。
对一个研究学问的人来说,这真是一种玄妙的感觉。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彼此坦诚相见、心无旁骛,对学术抱着一种纯粹的、近乎浪漫的精神追求。不用考虑评职称、考核、填表、打分,每天神游在自己的思想世界里,那该是一种多么美好的生活。
听起来这是个完全自由竞争的学术市场。但其实不然。学术界也有卡特尔和辛迪加。赵传的歌里唱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帮要混,为了那一点点神圣的荒谬气氛”。1947年,为了捍卫自己的保守主义思想,来自世界各地的36个与会者来到瑞士沃韦的朝圣山旅馆。这次会议是美国中西部一个保守主义组织沃尔克基金会为了赞助哈耶克提供的资助。哈耶克告诉大家:“把我们团结在一起的理想,莫过于自由”。会议不仅讨论学术问题,而且到最后一天,哈耶克还建议大家共同提出一系列必须捍卫的基本原则。大会最后成立了朝圣山学会,定期在各地开会。
到这个地步,学问的趣味就渐渐淡了。学术的趣味在于,始终要对一切看似确定的东西保持适度的怀疑,在于争执和分歧,在于即使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也会对你惺惺惜惺惺。施蒂格勒提到,芝加哥大学曾向很多人提出加盟的邀请:保罗·萨缪尔森、罗伯特·索洛、詹姆斯·托宾、斯坦利·费希尔、罗伯特·霍尔、戴尔·乔根森,但他们都拒绝了,或许,他们害怕来了之后要宣誓入会。这对于喜欢热闹的施蒂格勒来说,真是一个极大的遗憾。
【编者注】:《乔治.施蒂格勒回忆录:一个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自白》是198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施蒂格勒的自传。这本书涉及面宽广,作者阐述了自己对传统理论的看法和经济学家在公共事务中所扮演的角色,对垄断看法的改变、学术自由的限制、经济学家对社会学和政治学的“入侵”以及科学发现的性质。此书还梳理了“芝加哥学派”的历史、发展里程和核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