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3日，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了一个阵容豪华却行事低调的团体——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海外委员会，有外媒解读称，这是中国国家元首为即将定谳的经济改革问计海外智囊团。事实上，自建国至今，确实有一批批的外国智囊不断出入中国，为中国的经济官员们提供各种改革的技术支持。但探讨的方向、范围、最终政策建议采用与否，则掌握在中国手中。

朱镕基请来“洋教头”锤炼中国人才

　　10月23日，北京钓鱼台国宾馆，22位知名外企高管获国家主席习近平接见。逐一介绍、握手后，习近平笑着表示：“你们作为世界知名企业家，对世界经济形势和中国经济发展有着深刻见解，我愿意听取你们的真知灼见”、“你们的建议是中国政府一个非常重要的灵感来源”。这群外企高管身份是“清华经管学院顾问委员会海外委员”。

　　自2002年来，该顾问委员会委员曾受到李岚清（时任副总理）、吴邦国（时任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曾培炎（时任副总理）、王岐山（时任副总理）、李克强（时任副总理）等国家领导人会见，而今年则是首次获国家主席接见。

　　这个顾问委员会为何受到如此高规格接待，和它的“身世”不无关系。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成立于2000年10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兼任该院院长，在成立大会上他说，“当前中国经济正处在调整结构、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对外开放也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的任务宏伟而艰巨。完成这些任务，关键是要有人才，要有一大批高素质的科技、管理和领导人才。”成立这个顾问委员会的目的，就是要“学习成功企业的管理经验，学习世界上优秀管理学院的教学内容、方法和手段。”

　　顾问委员会发挥了怎样的功能？清华经管学院将其总结为：数据、项目、研究机会、奖学金、合作。根据学院近期公布的资料显示，委员会成为学院与世界联系的纽带，在众多跨国企业与学院的合作，若干国际水准的研究中心和专业实验室的建设，国外知名管理学院加强合作，提供专业性讲座和学生实践机会等方面，都同委员会有关。

“海外智囊”一直在为中国改革提建议

　　国际专家直接参与中国改革的政策建议，最早可上述至1980年代，包括斯蒂格利茨、米尔顿-弗里德曼等一批经济学家，都曾作为中国政府的特邀经济顾问参与中国改革的探讨。1988年，弗里德曼甚至专门给当时的总书记写了一封信，其中所提到的主要经济政策，比如放松外汇管制、反通胀、“价格闯关”，“国退民进”等都在后来的十多年里部分或全部实现。

　　1990年代晚期以后，随着中国改革逐渐形成自己的模式，可资借鉴的外部经验，更多的体现在技术层面。比如已经开展近10年的“国库收付制度改革”。这项分税制改革以来对中国财税体系最大的变革，来自于时任财政部副部长的楼继伟与台湾“经济腾飞之父”、1970年代任台湾“经济部长”的李国鼎的一段交往。依靠李国鼎《国库集中支付制度之推展及成果》这篇文章为线索，财政部又从互联网上广泛搜集到一些国家类似制度的推进情况，才开始设计试点方案。

　　而近年来中外的类似交流，更倾向于“执政能力建设”。比如“物业税改革试点”项目、中欧社保改革合作项目等等，其中有的已经收到很好的效果。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与中国合作的财税能力建设项目为例，在长达4年的周期里，联合国帮助中国政府引入了新的、符合世界银行推荐标准的预算科目制度。在此之前，中国政府的预算科目还不符合现代财务制度规范，既不能满足公开的要求，也不能满足政府内部的监督和信息反馈。

　　2011年，广东因为一群外国人的到来引起关注。15位外籍省长经济顾问齐聚广州，参加2011年广东经济发展国际咨询会。15位“洋顾问”中，多数是世界知名跨国公司的高管，还有国外高校的学者。他们应邀来到广东，为广东省的经济转型升级出谋划策。放眼全国，聘请“洋顾问”几乎已成为各地政府的通常做法。IBM公司、ABB集团、美国艾默生电气公司、杜邦公司等跨国巨头的高管们，不但成为广东省长的顾问，也出现在北京、上海、重庆等地方政府的顾问名单中。

中国需要多元智力，海外方案终由中国决定

　　《中国经济周刊》曾报道称，现在的中国正是国际智囊对中国政治经济施加影响力的好机会。对于进入城市化及工业化发展阶段的中国来说，快速的发展与转型期的矛盾两相交织的社会背景，迫切需要更多元的智力支持，对未来进行前瞻性规划。然而，中国尚未能形成大批类似于西方“思想库”的机构及机制。由此，国际智囊身影开始频频出现于地方政府及各大央企的决策研究体系中，广泛涉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决策细节，向下不断渗透，并呈急速蔓延之势。

　　2010年，麦肯锡承担了名为《四川省“十二五”推进新型工业化研究》的课题，最后形成的科研成果得到官方肯定。这种肯定来自于麦肯锡在基础分析上一些比较先进的理念：比如，它在进行基础分析的时候，把四川省工业的内外环境，包括国际形势变化以及整个中国的经济形势变化结合起来，不是仅就四川来谈四川，而是把四川放在全国乃至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来分析，视野更广阔些；再比如，在分析整个四川工业发展的时候，不仅从经济总量上进行分析，同时对四川工业的经济效益，如税收、利润的增长等方面也进行了对比分析，同时也对整个工业结构进行了充分的分析。

　　“海外智囊”有了，改革方案有了，但学起来并不容易，已经推进了10多年的“国库统一支付改革”，其从研究到试行就耗时长达三年。目前依然无法覆盖所有的预算单位。其重要原因在于，地方担心权力上缴影响部门利益，以改革不够成熟、不完善等借口拖延。

　　而联合国大力支持的“物业税改革试点”，联合国组织专家提供了许多方案，但基于中国目前的政治实际，相关改革方案暂时还难以被采用——从2005年开始，物业税改革在全国多个城市试点“空转”，至今已过去8年了。

　　中国的改革一直在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但又保有自己的“中国特色”。一批批的外国智囊，正在不断出入中国，为中国的经济官员们提供各种改革的技术支持。但探讨的方向、范围、最终政策建议采用与否，则掌握在中国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