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安农和现代舞团BLM在一起

　　经过17封电子邮件的往来和不厌其烦地修改，一篇来自非洲的学术论文，终于被《神户医学科学期刊》接受了。

　　但出人意料，论文作者并没有接过这一属于日本著名大学神户大学的学术期刊递来的橄榄枝。他牛气哄哄地回信说：“很抱歉，我们在修改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天大的错误，因此，这篇论文决定不发表了。”

　　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还以此理由拒绝了157家学术期刊的公开发表。按说，论文作者“柯班齐博士”可不是什么学术大牛，甚至其国籍“厄立特里亚”都没有几个人听说过。他进行的实验听上去也不是什么诺贝尔级别的研究——地衣提取物有抗癌价值。

　　直到《科学》杂志的一篇报道，故事才真相大白。原来，这一切都是美国生物学家约翰·博安农所做的“钓鱼实验”。没有人比他更清楚那篇学术论文的真实水平了——“只要有高中化学基础的人都能看出其中的错误”。论文署名和供职机构都是博安农自己杜撰的。

　　博安农的实验对象，是一种新型的学术期刊形式，开放存取期刊，在过去的十年中以迅猛的势头发展。但实验结果似乎给这一新鲜事物泼了一盆冷水——从2013年1月到8月，世界各地的304家开放存取期刊收到了柯班齐的投稿，包括9家中国期刊在内的157家通过了论文。

“鱼饵”是一篇既看起来煞有介事而实际上又漏洞百出的学术论文

　　身为哈佛大学访问学者，博安农一向喜欢不按常理出牌：他拥有牛津大学分子生物学博士学位，但最初动机仅仅是为了追求一位在牛津读书的姑娘；他发起过一场名为“舞动博士”的跳舞比赛，让博士生们以舞蹈的形式阐释学术论文，获胜者可以得到一千美金的奖励；他曾撰写论文，研究人们是否能在两罐肉酱中分辨出哪一罐是狗罐头。

　　这一次，他把目光转向了开放存取期刊。为了探一探这些学术期刊的水准，他精心炮制了这场“钓鱼”实验。

　　2002年左右，开放存取期刊的概念被提出，倡导者包括一些诺贝尔奖得主，比如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前院长哈罗德·瓦穆斯、认知科学家斯蒂万·哈纳德等。人们希望构建一个真正服务于科学研究与学术交流的学术期刊出版体系，打破大型商业出版集团对学术版权的垄断。由于支付不起日渐高涨的期刊费用，许多学术机构被迫缩减购买期刊的数量和种类。

　　作为先驱者，早在1999年英国的《生物医药中心》（BioMed Central）就形成了开放存取期刊的雏形——提供网上开放存取、经过同行评议的生物医学领域的研究论文。

　　不同于传统期刊，开放存取期刊不受版权的限制获取和使用所发布的文献，文章的版权归作者保留。一般都是由作者付费出版，读者免费获取。论文质量的把关则与传统期刊相同，采用是同行评审制度。

　　著名传统科学期刊《科学》杂志指出，过去十多年，这种模式显现出很好的发展势头。一度抵制开放存取的商业出版集团，比如旗下包括《柳叶刀》、《细胞》的爱思唯尔，也逐步转向开放存取期刊和传统期刊兼顾的模式。

　　但部分开放存取期刊以学术之名敛财也引起关注。科罗拉多大学科学家杰弗里·比奥整理过一份“敛财性期刊目录”，薄薄一页纸上触目惊心地列出几百家期刊。

　　博安农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他对开放式期刊水准的怀疑是逐渐产生的。

　　最初的怀疑来自一位非洲同行的遭遇，一位名叫诺扎的生物学家投稿给“科学与学术”出版公司旗下的一家开放存取期刊时，这份期刊的网站上并未提及任何费用。当她的论文被接收后，对方却要求索取150美金的版面费，并且说“鉴于诺扎是尼日利亚本土科学家，版面费给予50%的优惠。”经过讨价还价，她最终以90美金的价格支付了论文的版面费。

　　诺扎的遭遇，让博安农和他的同事们感觉到开放存取期刊以敛财为目的的趋势“正在科研学术界蔓延”。他用了将近10个月的时间，去构思和完善“钓鱼实验”。

　　首先是“鱼饵”——一篇既看起来煞有介事而实际上又漏洞百出的学术论文。他编写了一个程序，输入几个关键词便自动生成了一篇“学术论文”。为了不引人怀疑，他决定把作者选定在信息相对封闭的非洲，为此，他虚构了一个非洲人名，并给他安排了一家同样虚构的研究所。

　　在文章中，博安农有意设计了许多明显的错误。比如，在图片标题里说“该物质有剂量依赖作用”，在数据里却显示出剂量多少结果都一致；实验组用乙醇做溶剂，而对照组却漏掉了用乙醇做溶剂的条件。

　　考虑到“作者”是一位非洲人，英语不能太过流畅。博安农把文章用“Google翻译”先翻译成法语，再翻成英文，然后修改一下文中显著的语法错误。

　　最后，他请来哈佛大学的学者，把论文的结果改得有一点出人意料，再加点趣味的结论进去。末了，博安农还不忘给审稿人一点儿漏洞的线索：“我们计划在动物和人身上也进行一些试验”，然后就直接宣布“这项发现将变成抗癌的新药”。

　　因为不能一稿多投，博安农将文章中的一系列化学物质、地衣种属及癌细胞做了排列组合，最终生成了数百篇文章。这些“鱼饵”，被博安农以每周10篇的速度陆续投递给全世界304家开放式期刊。

“上钩者”有60%完全没有对文章进行同行评审，其中不乏大牌出版社和学术机构

　　“学术钓鱼”的做法并非博安农首创。1996年，纽约大学量子物理学家索卡尔在投给著名文化研究杂志《社会文本》的文章里，故意制造了许多常识性错误，而《社会文本》的5位编辑却均未发现，一致同意文章发表。

　　类似的结果在这场钓鱼实验中再次出现。很快就有期刊例行公事地称“根据同行评审的意见”，要求他对文章进行修改。博安农就按照对方的要求，敷衍地修改下格式和语句。有些期刊在改了两三次就通过了评审。

　　截至今年8月， 157家开放式期刊通过了专家评审，只有98家拒绝，还有20家期刊表示“还在审核中”。中枪期刊有60%完全没有对文章进行同行评审，且大多数来自印度和美国，其中不乏一些大牌出版社和学术机构。

　　这一结果经过《科学》杂志披露后，开放存取期刊再次成为舆论焦点。在开放存取期刊还不太为人所熟知的中国，甚至有人认为开放存取期刊就等同于垃圾期刊。

　　这样的误解令农业部规划设计研究院农业工程科技信息中心副主任王应宽很是着急。作为我国较早关注和研究开放存取的学者，他本人也是三份开放存取期刊的主编。

　　王应宽曾在2005年，以覆盖了全中国大陆（除西藏自治区）的科研学术界为样本，做过一个“中国科技界对开放存取期刊认知度与认可度”的调查问卷。结果显示，虽然很多人对开放存取理念的认可度（85.5%）和支持率（76%）比较高，但绝大多数的答卷者（94.5%）对这一期刊还不了解。

　　此次的钓鱼实验，中国只有少数几个开放存取期刊中枪，有评论说：这也和开放期刊在中国尚未发展起来有关。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研究员武夷山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学术界对开放存取期刊是个逐渐了解的过程。如今，在一些知名的开放期刊上发表的学术论文，在评职称的时候也受到认可。

　　据他所知，相当一部分开放存取期刊的质量都很高，比如这次拒掉了“柯班齐博士”论文的《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就是国内学术界认可的老牌期刊。

　　《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回应中国青年报记者说，本刊审稿专家原则上应该对该专业有较高的造诣，一般职称是副高以上，能够熟练运用英语进行交流。至于为何拒绝钓鱼文，《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表示无更多细节披露。

　　按照国际通行的期刊评价指标——影响因子（即某期刊前两年发表的论文在统计当年的被引用总次数除以该期刊在前两年内发表的论文总数）来看，不少开放期刊的影响因子正在迅速上升，最为明显的就是美国公共图书馆（PLoS）这一学术机构旗下的生命科学与医学领域开放期刊，近几年的被认可度上升显著。

　　自称“开放存取倡导者”的王应宽，为此撰写了一篇题为《谁说开放存取期刊不注重质量》的文章。他指出，因为没有履行必要的同行评审，导致垃圾文章发表流入学术圈，危害学术研究，这笔账不应该记在开放存取的头上。

　　武夷山曾向一家影响因子较高的开放存取期刊投稿一篇与人合著的论文。当时审稿的三位专家给出的意见是“大修”，并且提出了很多细致的意见。最后，尽管文章经过了两次“大修”，最严的那位审稿专家还是认为没有达到发表的水平，论文还是被“毙掉了”。

　　在他的经验里，这样的经历并不罕见。在他看来，审稿严不严，与刊物是否是开放存取期刊并无关系。同样，期刊的质量如何，与期刊是否是开放存取也无必然关联。

“鱼儿上钩”：开放获取期刊的失败还是同行评议体系崩溃？

　　对于为开放期刊辩白的声音，博安农也表示认同。他承认确实类似的情况也可能出现在传统期刊里，但并不能因此就忽略了 大多数开放存取期刊在同行评审上的失败。“就好像有人告诉你，你家客厅地板的木头朽掉了，你却说：‘别担心，我家的地基也在腐烂’一样，”博安农说。

　　如博安农所愿，这场全球“钓鱼”引起了学界的重视。由瑞典隆德大学的学者建立和维护的专门的开放存取文献检索系统——开放存取目录（DOAJ），创办十年来，其目标一直是致力于高质量的开放存取期刊。

　　然而，根据博安农发表在《科学》杂志上关于这场钓鱼实验的文章中显示，有45%来自开放存取目录的期刊在完成了同行评审后接受了那篇钓鱼文。尴尬之余，开放存取目录相关负责人表示：“尽管难以置信，我们将重新起草一份新的审核标准，让入选目录的标准更加严格。”

　　“开放获取学术出版社协会”则表示，这次“钓鱼”事件揭示了一些问题，但也很有可能被人误读，因为这篇“钓鱼”文章存在局限性，包括所投稿的期刊不是作者随机选择的，而是从开放存取目录以及“敛财性开放获取期刊”中挑选的，此外也没有基于订阅的学术期刊作为对照组等等，因此不可能得出有意义的结论。

　　11月11日，这家机构宣布停止两家中招的出版公司——保加利亚HIKARI出版公司旗下的《分子与实验医学科学》和新西兰达夫医学出版公司的《药物设计、开放与治疗》的协会会员资格至少一年，因为其“在编辑过程中缺乏足够的严谨。”

　　挪威特罗姆斯大学的库尔特·赖斯在媒体上撰文说，《科学》杂志认为这次“钓鱼”事件揭示开放获取期刊的弱点，但原因并不是《科学》杂志所认为的论文免费，而是同行评审体系崩溃。

　　武夷山却不这样认为，在他看来，同行评审虽然存在一定的弊病，比如差的专家有可能“打压”同行，但却是监督和保障论文质量的必要步骤。“关键还是要看评审专家的水平和良心。”他说。

　　“一般来说，同行评审至少要是单盲（作者不知道评审专家是谁），有的时候也要求‘双盲’，这样更利于客观。”他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王应宽也表示，同行评审虽然会因为人的主观性和专业水准而产生偏颇，甚至连著名英国《自然》杂志也不能避免这个问题，但学术界存在着自然选择，比如被一家期刊拒了的文章可能因为被另一家期刊接受而公布于众，接受学界的审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同行评审主观性的缺陷。他也同时指出，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是评审专家的态度。

　　无论如何，博安农似乎没有收手的打算：“要如何规范开放存取期刊？我觉得不如时不时地多来几次这样的钓鱼实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