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18届三中全会对于中国全方面推进改革和开放,无疑具有划时代意义,最高领导层在中国改革停滞、经济减速、“国进民退”的形势下,果断启动新一轮市场化 改革,其魄力和勇气令世界其他想改革又不敢改,或改不动的主要经济体汗颜。2013年的改革方案将在金融、实业、人口、环保、社会保障等方方面面,对未来 中国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但一个容易被人们忽略的方面,是这次改革可能对中国延续上千年的传统“官本位”思想的重大冲击,这不仅会影响中国政治进程和行政体制变革,更重要 的是,革除“官本位”是中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以及和国际接轨的基本前提,将会成为中国人民思想观念上的一次革命,影响千千万万普罗大众在择业、 婚姻、生产、消费等方面的价值观。
全会通过的改革决定,不仅明确提出了破除“官本位”观念(《决定》第十六章)、扫除身份障碍、逐步取消学校、医院、研究所的行政级别,而且几乎在 各领域的改革措施中,都贯穿了破除“官本位”的精神和理念。如果严格实施,将会对中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架构,产生深远积极影响。
中国“官本位”思想由来已久,在古代社会里,“学而优则仕”(即学习成绩优秀的人进入仕途当官),成为许多知识分子的人生信条和价值取向。在各种 行业和各个阶层中,王朝的大大小小官僚不仅在政治和经济、社会管理领域享有巨大的权力,和与其官阶对应的稳定俸禄和待遇(比如乘坐轿子和宴请的规格),而 且在人格上高人一等。在这样的“官本位”体系中,不仅入仕途当官成为全社会的最高职业追求,官阶高低也成为衡量事业成功的主要标准。
“官本位”思想本质上是传统农业文明的产物,工商业、金融人士、科学家、艺术家和其他创作者,无论在本领域取得多大的成功,都仍然是草民,很难得 到社会对“官老爷”、“父母官”阶层的同等尊敬和认同,成功的商人即便拥有家财万贯,仍然需要削尖脑袋,捐一顶官帽子戴戴。“官本位”体制不仅合法化了官 僚阶层的大量特权,和对经济、社会生活的强烈干预,而且严重干扰了人才资源在不同行业间的合理配置,抑制了古代中国在工商业、科学和艺术领域取得更大的发 展,是造成中国近代落后于西方诸国的重要体制和心理文化原因。
中国持续2000多年的封建王朝历史在100多年前终结,但“官本位”思想和体制具有非常强大的惯性,一直到今天仍然渗透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文 化体制的方方面面,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造成了阻碍。等级森严的公务员阶层和其他党政干部,不仅在经济和社会领域享有巨大的管理和干预 权力,而且在医疗、养老、住房和汽车使用方面,享有超过普通公民的特殊优待。这直接造成了中国近十年来高烧不退的“公务员热”,全国各领域最优秀的人才挤 破头想钻进官员队伍“吃皇粮”,这与市场经济初期官员“下海”经商形成鲜明对比。
更为严重的是,今天的知识生产领域、体育、艺术创作领域、教育、医疗领域、社会团体和大型国有企业也都被纳入“官本位”体系,职业人士一旦进入这 样的体系,就开始追求个人行政级别的提高,而不是业务专长的进一步深造,因为个人的待遇、影响力更多的是与“官帽”的大小挂钩。对于医院、学校、国有企业 的领导人来讲,追求提升本单位、本企业业务和利润的目标,经常让位于取悦上级领导的考虑,国有单位院长、校长和总经理的成功程度,由其“官帽”的行政级别 来定,而不是由单位的业绩、规模、对社会的贡献程度或利润水平来决定。在职业上已经取得巨大成功的运动员、科学家、艺术家、商人等,需要通过在各类事业单 位或政府部门中谋得一官半职来体现这种成功。这种“官本位”体制容易造成人才资 源的错配,影响职业人士的发展。
“撼山易,撼官本位观念难。”官本位体制和观念的固化既有历史成因,也有现实原因。虽然过去多次改革希望触及“官本位”体制,但每次都很难进行下 去。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由于“国进民退”和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官本位”反而有所强化,官员的特权和腐败、浪费加剧引起了广大民众的严重不 满。在这样的背景下,三中全会重启市场化改革,并将矛头直指“官本位”的权力基础——政府的权力过大和对市场的过度干预。
如果没有官职和级别背后的权力和资源做支撑,“官本位”这一观念的构建也就失去了制度支持,成为无本之木。
大学毕业生争相去考“公务员”、许多姑娘非公务员不嫁,都是在于大家看重公务员身份背后所蕴含的权力和特殊待遇,而许多这样的特权和待遇,在高度市场化和民主化的经济体中是不存在的。在西方一些国家,如果政府财政出现困难,公务员也是可以被欠薪的。
过去历次去行政化改革失败的重要原因,在于只是就事论事,没有触及“官本位”存在的制度性和权力性基础。如果大大小小官帽和各级行政级别背后的寻 租权力,以及各种特权被逐步抽丝剥茧般去除,让市场而不是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存在上千年的“官本位”思想就会逐步让位于“市场本位”,各类人 才也就可以各尽其能、各得其所,激发整个国家的活力和创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