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李克强19年来首访罗马尼亚，会见中东欧16国总理，展开“铁路外交” ；而在毗邻的西太平洋，中国宣布建立东海防空设别区，反制美日，扩大战略纵深；无独有偶，“辽宁号”航母编队高调亮相，首次跨海区，经台湾海峡，赴南海演练。这些举措延续了新领导层的外交风格，进一步表明中国的外交战略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

布局

　　首先，针对近年来中国的外交理念和实践往往脱节的现象，新领导层提出要加强中国外交的顶层设计，搞好对中长期外交整体布局的运筹，寻求外交理念和策略新的突破。

　　近一年来，中国领导人已经提出了诸如“新型大国关系”、“新型礼义观”等外交理念，并用以指导和规范中国的外交实践。

　　习近平罕见召开高层会议，为麻烦不断的中国周边外交进行顶层设计，提出用“立体，多元，跨越时空的视角”思考周边问题”， “ 谋大势，讲战略，重运筹”。

　　三中全会决定成立期待已久国家安全委员会，也是为了从顶层加强对中国国内和国际安全的联动协调。

　　其次，和胡锦涛时期相比，中国外交正变得更为主动自信，更具全球性。中国外长王毅明确提出，在新形势下，中国外交要“更具全球视野，更具进取意识，更有开创精神”， 以维护中国“不断延伸的正当权益”。

　　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中国新领导人的首年外交足迹遍布全球，从非洲到拉美，从南亚到东欧，中国正在“重新发现”过去被忽略的一些地区的战略价值和潜力。

　　可以说对中国外交来说，已经没有“被遗忘的角落”。在处理世界热点如伊朗，叙利亚，朝鲜，中东等问题上，中国也开始站到“世界舞台的中央”，不再充当置身事外的旁观者。

“强硬”

　　再次，面对中国周边的严峻局面，中国加强了军事与外交，硬实力和软实力的配合，频频“亮剑”， 更多表现出“反应性强硬”或“选择性强硬”的特点。

　　习近平上台后，每到一地，必视察军队，强调军队要“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各项工作向打仗用劲”，确保部队“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近一段时期，中国的尖端武器不断曝光，军事演习风起云涌，似乎表明在三十多年无战事之后，中国正在为捍卫其核心利益做好必要时使用武力的准备。

　　刚刚宣布的东海防空识别区只是中国力图反制美日对中国战略空间的钳制，打破其在西太平洋传统势力范围，修正它们在这一地区习以为常的游戏规则的最新尝试。

挑战

　　总之，以上种种表明，习近平治下的中国正在逐渐扬弃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战略思想，而转向“有所作为/大有作为”的新取向，一个新的中国外交大战略正在形成。

　　当然中国外交的战略转型，还存在不少问题需要厘清，很多挑战需要面对。例如中国外交安全战略“亮剑”的火候是否已经成熟？

　　胡锦涛前几年曾说过中国要避免“未强示力”。那么今天中国是否已经到了“已强发力”的阶段？此外中国外交的转型是否具备足够坚实的国内政治和社会基础；中国外交如何在“求变”和“维稳”之间取得动态平衡，等等，都需要进一步的摸索和探讨。

　　最后，国际社会，特别是现存强权对中国外交新战略的耐受性也是这一转型能否成功的关键。这就取决于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能否有足够的智慧在亚太地区达成“自己活也让别人活”（live-and-let-live）的战略谅解。

　　如果连一个美日已经玩了几十年的区区“防空识别区”都不让中国搞，惊呼美国从此失去了亚洲，那么中国的和平崛起确实有点玄，而“新型大国关系”也只能是一个名词而已。

郑永年：三中全会回答了什么样的政治问题？

　　政治领域并非是三中全会的重点，但这次全会也回答了一些重大的政治和政治改革问题。首先是在基本政治制度方面，《决定》重申了传统的观点，即从人大代表制度、政治协商和基层民主等层面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重点是在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上，解决了前段时间中国社会的“宪政之争”，间接表示了中国既不走左派“不搞宪政”的道路，也不走右派的“西方宪政”道路，而是坚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走依法治国的道路。

　　其实，以往的公报中往往都是提“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尽管法治、法制一字之差，也体现出执政者理念的不同。“法治”的概念实际上在中共十五大的时候已经提出来，并以此作为国家政治发展的目标。但此后，对法治一直强调得不够。这些年来，建设法治国家的目标变得模糊起来。今年年初以来，更是出现了左右派之间的激烈争论，左派简单地把“宪政”和西方政治制度等同起来，反对“宪政”，认为中国不能搞宪政；右派则认为中国应当搞西方式宪政。这次三中全会给出了答案，既否定了左派，也否定了右派，中国要搞中国式宪政，就是法制与法治。《决定》使用了一连串“法治”，即“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并强调要“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确保依法、独立、公 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

　　中国的宪政到底是怎样的？这的确需要人们花大力气去探索。在神权和王权时代终结之后，宪政已经成为唯一的选择。除了少数几个国家，大多数国家，不管其制度形式如何，都会强调宪政建设。中国近代以来的政治精英，从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要搞宪政的，有没有实现这个目标则另当别论。毛泽东主导下的1954年宪法，和邓小平主导下的1982年宪法，都是执政党宪政道路的探索。不过，应当意识到，西方式宪政并不是唯一的宪政形式。除了西方世界，西方式宪政在其他地区包括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并没有非常成功的例子。在这些地区，尽管有了西方宪政形式，包括宪法、三权分立、多党制等等，但大都是失败的案例。这说明了，各国要根据自己的文化传统和政治现实，来设计自己特色的宪政。从理论 上说，宪政的本质就是法治，就是依法治国，就是“把权力关在笼子里”。三中全会对宪法和法律的强调，可以为前段时间的争论理清一些重大问题，并且开始中国式宪政的探索，强调司法程序的独立性，不失为一个有效的起点。

对“社会”主体强调不够

　　在政治领域，第二个重大问题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及一个与之相关的问题，即执政党主导改革与社会参与改革的关系问题。三中全会强调“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强调“社会治理”。对“治理”概念的强调是有原因的。“社会治理”概念的提法，显示出执政党更重视处理国家与社会、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而非简单的以国家为主体的管理思维方式。从前，无论是“维稳”还是“社会管理”，主体都是政府，都往往被理解成为国家对社会的管理，官员对人民的管理。这种话语的变化也是一个进步的表现，因为在“治理”的话语里，无论是“国家治理”还是“社会治理”，都会涉及到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主体不仅仅是政府，而且也是社会。如何在制度层面实现“社会的参与”？这次全会强调的 是“要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发展基层民主”。

　　这些表述和“治理”体制的建设还有很大的距离，主要是对“社会”这一主体强调得不够。全会没有强调社会组织的作用，社会组织的扶植和培养。因为经济发展不平衡，中国的社会力量在各地的发展也不平衡。这些年来，在沿海经济发达的地区，社会力量也获得了很快的发展。如何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体制，已经被提到一些地方政府的议事日程，并且在实践层面取得了很多有益的经验。地方政府在培养和扶持社会的同时，建设社会监管机制，把社会力量视为自己的伙伴，在政府和社会之间形成互相支持的良性互动。

　　全会如果把这部分地方社会制度创新，也纳入全国性制度体系，对国家的治理制度建设必然会产生巨大而积极的影响。很可惜的是，一些官员仍然把社会视为政府的对立面，甚 至荒唐地把“公民社会”看成是政府的敌人。这种意识形态上的认知，使得这些官员把自己和社会隔离开来，形成了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城堡政治”，即政府把自己关在城堡之内，把人民排除在城堡之外。这种局面不改变，政府最终必然会成为社会的对立面。

　　政治领域的另外一个重要问题是内外关系的协调。中国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仍然取决于内部的社会稳定和外部和平的国际环境。这方面，三中全会决定成立一个新的机构，即国家安全委员会。很多年来，中国的内外环境都出现很多新问题和新挑战。内部，社会不稳定因素在增加，无论是群体性事件还是个体化的暴力事件，都在上升。同时，因为各种复杂因素，新疆等地区的恐怖主义活动也频发。恐怖主义尽管发生在本土，但和国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东变局使得一些国家处于演变成“失败国家”的边缘，成为恐怖主义的温床。

　　外部事务方面，尤其是周边国家，中国也面临不稳定的局面。无论是对内稳定还是对外安全，中国有太多的部门在处理，往往是高度的内部分权，缺少协调，不同的官僚机构各自追求自身的利益，忽视了它们所要承担的真正责任。怎么办？这是这个新设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责任。权力的集中和协调可以使得制度运作更具效率，内部稳定和外部安全具有制度的基础。

　　不过，另一方面，人们也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即如何防止权力被滥用？这需要法律对这个机构规定其所享有的权力及其边界。至少有两个层面的关系需要处理好。首先是内部的稳定和外部国家安全既要协调，但也需要分工。如果用处理外部国家安全的方式来处理内部的稳定，会造成很多政治社会恶果。其次，更需要注意的是，不应当把一般意义上的社会稳定和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如果由同一个机构来处理，也会产生很多政治社会恶果。这方面，前些年的“维稳机制”所导致的后果，已经提供了足够的教训。对一般社会稳定问题，还是必须通过社会建设来处理。

　　除了经济和政治领域的这些关系外，这次全会在改革的方法和方式方面也有了制度创新，即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不管形式和层级如何不同，这会类似于1980年代体制改革委员会。尽管人们把中国的改革形容为“摸着石头过河”，但实际上是有顶层设计的。1980年代的体改委（体改办）就扮演这个较色。对熟悉体改委（体改办）的人，不难理解这个机构在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的巨大作用。

　　中国的改革非常复杂，需要专门的机构来做研究和顶层设计。本世纪以来，改革停滞不前甚至倒退，和没有这样一个机构来辅助领导层有关。在很多年里，也有不少改革出台，但大多数改革方案都是既得利益所为。既得利益需要追求自己的利益了，往往设计好改革方案，让高层认可一下。这种改革追求的是部门利益，而非整体社会利益。结果是，越改革，越糟糕。现在，这个领导小组的成立有望逆转这个被动局面。不过，这仍然决定于这个领导小组的机制设置和人员的录用。

　　机制的设置很重要，必须把政策研究、决策和执行分开来。在政策研究领域必须尽最大的努力开放，吸纳各方面的意见。如果参与者都是既得利益和利益相关者，所设计的政策不仅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会制造更多的问题。1980年代的体改委（体改办）基本上是“务虚”的，大多不是利益相关者，这样才能超越具体的利益，从整体利益出发。这一点是这个领导小组可以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