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9月5日，习近平在接见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时，谈到关于中国发展问题的一本书，叫《中国震撼》，从全方位、立体角度看中国的发展，看得出对此书颇为认可。正好中秋假日，难得休闲，一口气把它读完，觉得确是一本好书，有思想，有深度，信息量大而又通俗。张维为上世纪80年代曾担任过邓小平及其他国家领导人的翻译，过访国100多个国家，《中国震憾》是他多年工作和研究的心得。

　　改革开放30余年后，中国实现了“崛起”。到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无论是按PPP算，还是按市场汇率计算，中国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无论是在国际上，还是在国内，也无论是好意还是坏意，对中国的发展道路的不同看法始终是存在的。如中国的贫富差距太大，基尼系数甚至达到0.47,不仅高于欧美，甚至高于印度；中国的腐败那么严重，贪污过千万甚至上亿元的不可胜数；中国的环境污染严重，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中国是世界通胀的制造者，中国人卖什么什么贵；中国房价高得离谱，一个《蜗居》竟会引起如此强烈的共鸣等等。如何看等中国的发展道路？很多人迷惑了。特别是面对质疑者，想到世界老二，似乎理直气壮，但谈到具体问题又不得不在内心打一个大大 问号：中国之路真的走对了吗？张维为的《中国震撼》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他书中的字里行间似乎充满了某种激情和精神。对于我们从事对外交往工作的人来说，读后颇有共鸣，那就是不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应该正视我们自己的发展道路。以下几方面最为重要：

一、正视中国存在的问题

　　中国在前进的步伐中有问题吗？当然有问题，而且很多问题是深刻的，但没有什么了不起，就像城乡差距过大的问题一样，“对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一个渐近的过程，无法一蹴而就”。中国人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史，什么问题没有经过？依靠中国人的勤劳、智慧，什么问题克服不了？一切问题都是发展进程中的问题，无需回避、胆怯。按中国人的老话，什么“坎”都能迈过，什么“河”都能趟过。

　　就腐败而言，在中国确实比较严重，是一个需要解决的大问题。但要历史地看、发展地看。美国卡内基、洛克菲勒这些大名鼎鼎的大家族，都有很不光彩的发家史。上世纪50年代资本主义发展鼎盛时期，美国是世界上腐败最猖獗、最无法无天的地方。即使到了今天，美国华尔街的金融欺诈和监管套利还令人发指；19世纪英国议员的席位是可以买卖的；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大规模的官商勾结，时至今日还臭名昭著；那些采用了西方政治制度的国家，如菲律宾、泰国、印度、巴西、俄罗斯等等，其腐败程度之高，都在中国之上，更不用说非洲之腐败，那是到了“骨子里了”。亨廷顿说得对：“不论是在哪种文化中，腐败都是在现代化进行得最激烈的阶段最严重”。中国改革开放30年，从一个相当落后的国家发展成 为世界第二，就是处在美国学者亨廷顿所说的现代化进行得最激烈的阶段，国家的法治化和监管水平跟不上，而有此大国崛起之“阵痛”，应属情理之中，需要假以时日。

　　就贫富差距而言，中国现在比过去的确扩大了，但与其他所有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贫富差距只是相对差距。虽然富人的收入增长太快，但低收入者的日子比以前好了。特别是现在，农民有自己的土地，不用交农业税，新农村基本医疗、基本养老保险等政策，九年义务教育等等，没有哪个国家能与中国的这些政策作用相比。按联合国统计，过去20年，世界70%的人口是在中国脱贫的。按世界银行的说法，只有中国才能真正在2015年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基尼系数并没有算上中国农民实际拥有的房产和可使用的土地。当然，中国未来发展要解决好贫富差距问题，共同富裕是我们发展的最终目标。但也不要因此而自我否定。

　　就环境污染而言，也要历史地看，发展地看。伦敦1952年一周内4000多人死于煤烟污染，“雾都”恶名挥之不去；莱茵河曾被宣布为死河；美国迄今为止大多数河流之鱼因重金属含量过多而不能食用。欧洲受污染之苦数百年才痛定思痛，大规模治理，才有今天颐指气使。中国实实在在才走了30年，就已经意识到了，并在很多环保方面具有世界领先优势：水电世界第一，风电很快世界第一，太阳能、电动车运用也将让世界刮目相看。“绿色增长”也将为聪明的中国人作为今后的发展战略。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发展不是在重重困难和问题中走过来的。1978年没有人想到中国会崛起，结果却赫然崛起；当时讲韬光养晦，结果却有不少作为；当时是普遍贫困，现在是6亿多人口的脱贫。按作者的话说，“中国人谋长远，沉得住气，谦虚谨慎，以静制动”，就像是推翻旧中国似的，一座大山，两座大山，还是三座大山，都最终会被移走。

二、正视自己的优势

　　什么是中国？作者用了一个很好的比喻：在新加坡，说今天的平均气温是３２０Ｃ，谁都信，但说中国今天的平均气温是３２０Ｃ，谁都不懂。这就是所谓的中国“平均气温的尴尬”。中国面积大，人口多，情况复杂。正确地读懂中国不仅对外国人是一个挑战，对中国人自己也是一个挑战。单从GDP看，世界第二，你很难理解中国还有广大的不发达地区，还有１.５亿贫困人口；单从人均GDP看，世界第105位，你又很难理解中国奥运会、亚运会办成世界一流水平，中国的摩天大楼、高速公路、超级商厦、城市地铁等等全球领先。很显然，中国既不是发达国家，也不是落后国家。

　　作者用“准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来说明中国现阶段的特点，也表达了作者对中国过去发展模式取得巨大成就的一种积极评价。作为“准发达国家”，包括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唐都市圈，辽东、胶东半岛城市群在内的整个沿海发达地区，以及内地一些城市，近３亿人口的发展水平已经具有发达经济体的主要特征。在中国形成了一个发达“板块”。在这个板块上，人均寿命、基础设施水平、商业繁华程度、人均GDP、教育水平、整体科技实力、住房自有率、人均住房面积和质量都不在一般发达国家之下。但是，某些重要指标，如环境、公民文化素质等还不如发达国家。作为“新兴经济体”，体现为它是一个蓬勃发展的，而不是停滞不前的后发展经济体。在短短的３０余年中，以平均１０%左右的速度奇 迹般增长，消除赤贫，解决近１４亿人的温饱，初中教育基本普及，控制住各种在其他发展中国家肆虐的传染病，绝大部分人有房有地等等。

　　中国的发展身处全球化之中，在高度竞争的国际大环境下，面对“敌强我弱”，中国应该如何参与竞争，走出一条自己的发展道路。很显然，中国在竞争中存在劣势，但也有我们的优势：市场大，劳动力丰富、工资低、教育专业广泛，政府号召力强，资源丰富等等。中国正是在激烈的竞争中发掘并创造出了自己的非对称优势，并很好地利用这些优势。

　　作者用“田忌赛马”的故事诠释了这个道理。田忌总体实力不如对手，但按孙膑的指导，通过对上中下马的重新组合取得优势，并赢得比赛。中国的崛起，正是这样。除了基础产业大有发展，还形成了“核心产业”、“龙头企业”、“拳头产品”，我们在航天、造船、机电、高铁、汽车、建筑、地铁等领域已经构成具有总体优势的国际竞争能力。特别是许多基础研发能力和水平也接近世界先进水平。

　　中国地区之间存在差别，这很自然。在９６０万平方公理，自然禀赋差异如此之大的一个国家，发展水平没有差距是不可想象的。对这种差距，“要辩证地、动态地看，关键就是看能不能在比较富裕的地区和比较穷的地区建立良性互动的机制，如果是良性互动，这种差距带来的正面效应会比较多”。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国际上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把中国成功的因素极大地归功于“地方政府的良性竞争机制”的原因。

三、正视中华文化的独特性

　　中国的崛起是何种性质的崛起？作者认为她是一个五千年文明与现代国家重叠的“文明型国家”的崛起。她坚持了自己的发展道路，学习了别人之长，发挥了自己的优势，实现了一种对西方模式的超越。也正是有这个深厚的文化底蕴，中国不可能，也不会照搬西方模式。她传承了“民族国家”的特征，又海纳了西方“文明国家”的进步因素，形成有自己特色的“文明型国家”。在作者看来，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把“民族国家”和“文明国家”的长处结合起来的国家，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巨大整合力。

　　作为这样一个国家，她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从未像现在这样既古老又年轻，既传统又时尚，既中国又世界。一个古老文明，同时又具有现代品质，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这就是今天的中国。

　　作者把具有中华文化底蕴的古老而又文明的当代中国归结出八个特征。“四超”+“四特”。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深厚的文化积淀；独特的语言、独特的政治、独特的社会、独特的经济。正是因为它有如此之“超”和“特”，作为一个国家，她才有世界上最难得的民族凝聚力。虽然她具有世界上其他国家所没有的内部差异和复杂性，但是作为一个历史延绵不断的统一国家，这些差异又能“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地共存与发展，这就是这样一个古老而文明国家的魅力所在。

　　“三人行，必有我师”，这是中国的传统，“三人行，我必为师”这是西方的文化。在“崛起”中，中国人边行边学，凡是好的东西我都学，凡是先进的东西都喜欢，无论是麦当劳、奔驰车，还是《阿凡达》。谦虚学习+聪慧创新+无畏超越，通过取长补短，兼容并蓄，使自己成为世界上进步最快、活力最强的国家。

四、正视“走自己的路”的发展模式

　　改革开放，打开国门，中国人突然发现社会主义的中国经济落后了，资本义世界却更发达了，中国与世界的差距更大了。如何使自己快速发展起来成为当时人们心中十分迫切的愿望。但是按何种模式发展却成为人们心中一个巨大的问号。

　　西方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它们的土地上生长得枝繁叶茂，那里有现代化的技术，先进的管理经验，优质的产品。似乎只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才是发展之路。在这种背景下，那些政治上冲动和理论上的幼稚都急切地表现出来了。主张全盘西化的大有人在，东欧许多国家更是迫不急待地追随西方发展模式。出现了张维为所说的政治和经济上的“两个激进疗法”：政治上激进转型，由原来的共产党体制转变为西方式的多党制；经济上采取激进的“休克疗法”，由原来的计划经济迅速转变为私有经济。几十年之后的事实证明，“两个激进”都过头了。只有邓小平的“三不”的模式才是对的。那就是“不照搬西方，不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不放弃自己的优势”。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发展模式之争风风雨雨，不仅仅有西方传统的资本主义私有经济模式，亚洲“四小龙”的“东亚模式”，还有西方极推崇的“华盛顿共识”，并为拉美所实践的“私有化模式”，以及非洲和中东等地区推进的“民主经济模式”，可谓形形色色，但是几乎都不成功。只有中国坚持“走自己的路”，虽然这条路无先例可循，充满曲折和荆棘，但是中国人走出了一条光明之路，一条特色之路。要不说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它有超强的文化基因，所有离开这个基因图谱的发展模式最终都只能以失败而告终。

　　那么什么是中国模式？为什么他人的模式不能用，而自己“摸着石头过河”却能成功？张维为用中国模式的八个特点来说明中国模式“可能胜出”：实践理性、强势政府、稳定优先、民生为大、渐进改革、顺序差异、混合经济、对外开放。

　　中国改革实践者从来不满足于任何教条，而是力求通过自己的实践来作出独立的判断，把“实践真理”置于“价值真理”之上，先大胆地试，再积极地走；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不迷信所谓的“小政府、大市场”，而是客观看待中国人口、地域、传统、文化的内在特征，沿革中国历史上形成的政府权威，同时又大胆创新，务实地处理好政府与企业、市场、个人的关系，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管、有所放，既坚持了中国传统的大一统体制的优越性，又主动地、大范围地放权，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在发展中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始终坚持“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是需要稳定”，只有做到中国文化中所言之的只有“太平”，才有“盛世”；在发展重点上注重民生为大，“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把削除贫困，改善民生这一核心人权作为发展模式的基本内容，把“温饱、小康”作为发展的重要目标；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崇尚实事求是，吸取“欲速则不达”的教训，“摸着石头过河”；在发展战略上区分轻重缓急，先农村后城市、先沿海后内地、先经济后政治；在经济体制上，既要社会主义的国有企业，也要资本主义的私营企业，还要相互融合的现代企业。既要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也要政府的“宏观调控”；在这一切自主改革的基础上，大胆地“对外开放”，融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以一个中华民族的自信和胸襟面对来自世界的挑战，学习世界的经验，分享全球化的成果，并积极为世界共同发展作出贡献。

　　这就是中国的发展模式，“走自己的路”。这才是值得中国人自豪和骄傲的发展之路。也难怪俄罗斯经济学家波波夫（Vladimir Popov） 评价中国模式对所有发展中国家“具有无法抗拒的诱惑力，引发了世界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一轮增长”。美国前财长萨默斯更是赞叹：再过两三百年，历史学家会发现，“9.11”、伊战都不重要，21世纪唯一重要的是中国的崛起！作为全球最大的减贫与发展机构的世界银行原行长佐利克更是表达了其由衷的赞许和热切的愿望，认为中国成功地帮助了数以亿计的人摆脱了极端贫困，取得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就，并将有力地确保“千年发展目标”中减贫目标得以实现，希望中国的经验能丰富世行的发展理念，并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所借鉴。

　　有一位发展经济学家曾经说过，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持续保持增长超过30年，日本没做到（26年），韩国也没有做到（29年）。中国能否越过这个坎，再快速发展10年、20年甚至30年？在近代世界发展史上，拉美国家以及亚洲一些曾经强势发展过的国家都没有能跨跃“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在未来20－30年中能否成功跃过这个“陷阱”，还将继续挑战和检验中国模式，挑战和检验中国慎思明辨、兼收并蓄、和谐中道、综合创新的伟大传统和文化。相信又一个30年之后，中国模式会无以争辩地载入人类世界经济发展史。

五、正视自己的政治模式

　　记得CNN著名节目主持人Fareen Zakaria在采访一位政治家时曾经发问：“中国在经济改革上取得有目共睹的成就，但在政治改革上却无所作为，您怎么看？”给人感觉似乎只有西方模式的标准才代表了历史的终点。实际上直到现在，许多精英们都把西方政治模式作为世界政治模式的目标和终点。由此看来，如何看待中国自己的政治模式也就成了我们如何认识当代中国、认识中国改革的一个重要基点。

　　张维为认为，中国这种文明型国家，如果采用西方政治模式，自己的优势就会无影无踪，最后整个国家就会走向崩溃。世界上有很多人都盼着这一天，不过他们会失望的，中国的崛起将会是人类现代化历史上最精彩的一幕。

　　中国的政治模式有中国自己的政治理念，这种理念深蕴于中国广博而厚重的文化传统之中。源远流长的中国历史形成了她良政善治、选贤任能、兼收并蓄、推陈出新、和谐中道、和而不同等许多深邃的政治思想和理念。加之中国共产党的实践、创新和发展，更有实事求是、注重全局、以人为本、民主集中等现代政治理念。它不是西方“民主”政治可以轻而易举能取代的。

　　看中国的政治理念，一要看中国的历史。中国从秦始皇时期就开始了郡县制，科举制度也有上千年的历史。中国从来就是一个大国，强势政府有其内在的必然和数千年的历史传承。历史地看，这样一个泱泱大国要实现内在和谐、进步与发展，没有一个强势政府的坚强领导很难成功。二要看中国的文化。一个文明古国，文化古老而深邃。和谐中道、兼收并蓄、和而不同的政治理念更是根深蒂固，否极泰来。中国文化支撑的不会是一个党派之间对抗、博弈、争斗性政治，而应是一个和谐、一统、求同存异的政治。中国文化要的是能滋生于其上的有自我价值理论的民主政治，而不是简单套用的西方民主政治。三要看中国人的价值观。中国人的价值观更加看重整体的利益，强调实现大多数人的安全、幸福、自由和 尊严，把“天下太平”、“保家卫国”看作为政府的天职。岳飞刺字，“舍已为国”的理念始终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这与西方社会崇尚个人利益至上的价值观完全不同。同样是扶贫，邓小平与特雷莎修女的理念和方法也大不相同。邓小平是从整体利益出发，逐渐惠及个人，使近6亿人脱离贫困，而特雷莎则是拯救了很多人，感动了无数人，但整个印度的扶贫事业却无大的起色。通过票选，突出个人魅力而最终获得最高领导地位的西方民主方式不符合几千年承袭下来的中国人的价值观，因而，这种政治理念不会在中国有足够的土壤。

　　中国是一个拥有近14亿人口的大国，东西南北中的地理差异、历史文化差异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之大，在世界其他任何国家都不存在。在这样一个衡量其政治制度和执政理念不是简单用“民主”作为标准能得出结论的。正因为如此，张维为强调中国的政治理念应该是：实事求是、民生为大、整体思维、良政善治、选贤任能、和谐中道、和而不同。中国的政治理念必须能宣示实事求是地看待中国的发展阶段，要以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宗旨，一切要从大局出发，要善于求同存异，要能兼收并蓄并推陈出新，只有建立在中国自己的历史、文化、价值观基础之上，并能够博彩众长，吸收世界上一切好的并适合于自己的政治制度才可能在中国取得成功。中国需要的是这样的政府制度和理念，而不是它山之玉 。

　　如果说在经历文革之后，有人怀疑中国的政治制度还可以理解的话，那么在改革开放30年之后的今天，如果再简单认为只有西方民主制度才是终点那就有点盲人摸象了。世界上有不少国家放弃了自己的道路，实行了西方民主制度，但是好的没有几个。印度与中国在历史、文化、人口都相近，看过奥斯卡金奖片《贫民窟里的百万富翁》或去过孟买、德里的人都会知道什么叫贫困，什么叫贫富差距。东欧曾经是社会主义国家，1989年东欧剧变震惊了世界，东欧激进的政治家们臆想只要实现了西方民主政治，这些国家的经济就会像西方国家一样发达起来，结果他们大错特错。二十年前，华沙、布达佩斯领先上海至少十年，而今天落后上海至少十年。现在有不少匈牙利人都在怀念卡达尔时代：“那个时代大家都有工 作，全民医疗保险，还有带薪休假，我们的生活比周边国家都好。”民调结果显示，2008年62%的匈牙利人认为生活不如二十年前的卡达尔时期。即使就民主而言，质量也不高。2008年Eurobarometer调查显示，在部分东欧国家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度非常低，最低的保加利亚为16%，最高的匈牙利和捷克也只有21%。当然，东亚也有不少国家和地区实行了西方民主制度，但有目共睹的是，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都难望中国之项背。

　　很显然，中国的政治制度也需要改革，需要兼收并蓄和开拓创新，但是，中国自己特色的政治制度所取得的成就足以使我们在世界人们面前骄傲，不论路将来如何走，这一点是我们始终需要正视

习近平向佐利克荐书《中国震撼》

信源：美国《外交政策》网站｜编辑：2013-12-08

　　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提出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宏伟计划的同时还表达了试与资本主义较量制度优势的勃勃雄心。12月5日美媒回顾了习近平登台之前会晤时任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Robert B. Zoellick）的一段旧事，似乎在当时已经显露其自信。彼时习近平拒绝了佐利克的建议，而是向他推荐了一部由中国学者撰述的鼓吹中国独立发展道路的著作《中国震撼》。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1年会见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时，面对佐利克对中国发展模式提出的问题和建议，向其推荐了中国学者张维为的专著《中国震撼》。

　　2011年9月5日，离习近平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还有14个月，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在北京见到了习近平。就在这的前一周，佐利克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文章《中国仍需要回答的大问题》，在文中，他提到中国的经济增速在下降，中国面临无数制度性挑战：它需要扩大需求、更低的储蓄、扩大消费等，与此同时，还要保护环境、解决不平等问题、降低对外国市场的依赖。中国需要“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过度”，就此，这位世界银行行长愿意提供帮助。

　　该报道称，习近平回应了佐利克的担忧。他承认世界银行在中国扮演了重要角色，但他并未接受佐利克的建议，反而推荐《中国震撼》。该书作者张维为，一名研究国际关系的中国教授。该书认为中国不应走西方以自由市场经济和民主为特点的发展道路，相反，中国应该坚持自己的道路----一党领导的国家资本主义----这令中国高速增长了三十年。

　　今年4月，中国财政部国际司在官网刊登副司长陈诗新的一篇读后感：《正视自己的发展道路----<中国震撼>读后感》，文中亦提到“2011年9月5日，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接见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时，谈到关于中国发展问题的一本书，叫《中国震撼》，从全方位、立体角度看中国的发展，看得出对此书颇为认可。”

　　如今，时光境迁，佐利克仍旧对当下中国的发展道路感到困惑。习近平登位以后呼吁全党、全国树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在稍早前至关重要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他又宣布了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通过两个新设的机构进行中央集权的努力，展现“与资本主义竞争中赢得比较优势”的雄心。当外界在惊呼中国新威权主义的降临时，佐利克12月3日也在《金融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他用“毛泽东模式”这一新词汇来指称中共的权威领导，称习近平学习了邓小平抓住重点的策略和毛泽东的方法，“我们将可看到毛泽东模式和市场结合的策略是否是内在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