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井底蜗居”新闻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虽然当事人王秀青已获得某高校月薪500美元以上的工作意向，但这种非制度性的社会救助仍难以缓释成规模“井居现象”对观者造成的心理冲击。在中国贫富差距极大的当下，对社会公平和公民福利缺失的强化。

　　京城热闹的大街上，有豪车、贵妇、煤老板，也有底层群体的贫苦生活，他们卖餐点小吃，甚至沿街乞讨。但是，近日一则“井底蜗居”新闻仍然颠覆了人们既有的富贫差距观感。在井底蜗居的不远处，便是富丽堂皇的北京丽都饭店，那里达官贵人出入，咫尺之遥的贫困生活似与他们无关。他们不知，自己享用的一餐足够井底蜗居之人生活很久。

　　改革开放在让中国翻天覆地国力大增的同时，也让它从一个严重平均主义的国家变成了一个严重贫富分化的国家。据2011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数据，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61，城市内部的基尼系数为0.56，农村内部的基尼系数为0.60，收入不均现象严重。

　　关于中国贫富差距现状的成因，不少机构和学者都尝试作出解释。世界银行在2008年公布的一份题为“向顶端赛跑：中国的收入分配不公”的报告中，将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归因于机会的不平等，尤其是城乡之间受教育机会的差距。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程永宏则认为：“通过分解基尼系数，可以证明全国整体的贫富差距，主要来自城乡差异，行业收入导致的贫富差距，占比例很低。”

　　虽然除了基尼系数，并没有其他有效的数据能够衡量中国的贫富分化问题，但是此次“井居现象”的曝出，仍让社会大众感受到中国收入差距的真实情况，这种触目惊心的感受远非基尼系数等数据流能够描述。而这种极端的井居现象以及其他异闻异象，批量出现在中国如脱缰野马般城市化进程中，出现在中国最大的城市之一----北京，并非奇怪之事。

　　城市化，是传统乡村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包括人口职业的转变、产业结构的转变、土地及地域空间的变化。在现实中国，城市化最直观的表现就是城市人口的飙升以及社会资源的集聚，这种汇聚现象在大都市中更为直观。

　　东京人口占日本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在47个都道府县中最多，但它的面积仅两千多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0.6%，在都道府县序列中仅排第45位。加上环东京诸县，首都圈地区人口可达全日本人口的三成。东京都会区2010年按国际汇率计价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更高达1.9兆美元，约纽约都会区及韩国的两倍、更达台湾的四倍多。人口和资源的聚集，意味着就业机会增多，就业种类的扩大，“天花板”效应相对得到缓解。东京都会区是世界上拥有最多500强公司总部的地区，于2009年达51家，几乎是第2名巴黎的两倍。

　　在中国，京沪穗深也承载着东京巴黎伦敦的功能。来自全国各地怀揣梦想的北漂南漂来到这样的平台冒险，实践自己的未来。事实上，以“北京梦”为表征的“都市?青春?理想”思维模式才是“中国梦”真实且重要的组成部分。资源提供机会，机会诱惑新客，新客生产新的资源，循环往复，雪球滚成，大饼摊成。

　　但是，大都市不断聚集的人口带来不断加剧的竞争。京沪虽然提供了大量机会，但竞争仍然无比激烈，压抑和焦虑困扰着许多上班族。对于北漂来说，失去工作对他们来说就是失去立足的根本，对于本地人而言，不断涌入城市的生力军也在挤压他们原有的工作机会和生存空间，焦虑与失措在双方群体中同时发酵。蝗虫事件虽然发生在香港，但“蝗虫情结”在京沪等很多大城市都能引起当地住民的共鸣。

　　另一方面，社会大环境的公平缺失一样作用于北京上海。房产经济的不可抑制，让房价通过市场效应不断放大，成为中国最不公平问题之一。房价串联房租，房租带动物价，京沪大都市的生活成本成为都市漂泊者们最大的焦虑项目，也更加强化和恶化整个竞争环境。竞争的惨烈和生存的欲望交织在一起，扭曲在一起，最终扭曲成为今日摩天楼下井居苟活的“井底化”生态，也让北京成为齐全了中国社会所有异闻异象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