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月前在广州和一位北欧国家的前任驻华外交官聊天，谈起英国首相卡梅伦即将对中国的访问，这位前外交官认为这差不多是一场“道歉”之旅，是为了平息2012年5月卡梅伦和副首相克莱格会见达赖喇嘛后中方的强烈不满。在他看来，随着中国国势的增长，外交上也日益强硬，类似见达赖喇嘛这样的事情，10年前可能中国外交部口头谴责一下就完了，现在则历时一年半，让英国看尽脸色，最终还需要首相亲自出马才能解决。而卡梅伦在中国也是好话说尽，甚至做出了“英国要做中国在西方最强有力的支持者”这样让人惊愕的表态。

　　就在本月初，美国副总统拜登同样在北京碰了钉子，在东海防空识别区的问题上，中方寸步不让，最后拜登只得退而求其次，要求中方不要进一步划定南中国海防空识别区；面对日本希望美国向中方施压的想法，拜登只是敦促中日双方建立危机管理和信任机制，以减少问题升级的风险，在具体措辞上并没有一句重话。就在拜登访华的同一时间，又发生了中美军舰在南中国海对峙的事件，从目前媒体报道的情况看，似乎中国在整件事情上表现得更为强势。这不禁让人想起1999年发生在海中国南的中美军机相撞事件，两相比较给人的最大感觉就是，攻守之势易矣，14年后的中国一改当年委曲求全的模样，强势进取的外交态势已然形成。

　　自1990年代初以来，中国一直奉行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这一政策的背景是中国因为天安门事件遭到主要西方国家的制裁，在国际上空前孤立。20 余年来，伴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建议对韬光养晦进行检讨的声音不绝于耳，官方的口头表态迄今为止还没有什么变化，但在实际动作上则日益显露峥嵘。特别是自2009年12月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以来，在中美关系、对台军售、互联网管制、贸易摩擦等方面，中国外交一改过去的低调和忍气吞声，开始表现出不妥协的姿态，在各个场合要求其他国家尊重中国对核心国家利益的关切。新一届中央领导班子履新以来，无论是在朝鲜问题上还是东海防空识别区问题上，中国的强势外交似乎更进一步。

面对西方舆论指责

　　对于中国外交的这一变化，西方舆论几乎是一边倒地表示疑虑和反对，指责中国“好斗”“粗鲁傲慢”等声音近年来一直不绝于耳。英国《金融时报》就认为，中国正在和美国争夺西太平洋的霸权，并提醒中国要以史为鉴，避免重蹈“德皇的误判导致德国的邻国团结起来对抗它的崛起”这样的历史错误。

　　作为新兴大国，中国近年来的发展速度超乎想象，外部世界的不适应与疑虑实属正常，中国对此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给予耐心细致的解释工作，而不能不加甄别地斥之为“反华图谋”。另一方面，伴随着实力的增强，中国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必然水涨船高，外交也必然越来越强有力，这是不以外界的意志为转移的；加之中国的利益已经遍布全世界，发生在其他国家的事情，往往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中国的利益，这意味着中国或迟或早要发展出维护自己利益的手段。外部世界要逐步适应和接受这一现实，直面中国崛起带来的国际格局的改变。

　　而且，中国实行比以往更为强势的外交，并不意味着中国就此走上了侵略扩张的路线。事实上，中国的强势更多体现为遇到挑衅和威胁时，采取强有力的反制措施和不妥协的态度，是防御性的，而不是进攻性地主动挑事。从维护国家利益的角度看，大多是一些必要措施。如果外界对此无法接受的话，那应该改变的他们，而不是中国。应该说，中国过往为了给国内的经济建设赢得时间和空间，在一些关乎切身利益的问题上做了很多让步。在这一点上，中国国内无论左派右派都是不满意的，有人因此给外交部寄了钙片，指责外交太软弱，这一点在日前已经被外交部证实。但这种弱势外交不应该被认为是必然的和一成不变的。

　　但是，中国仍然应该避免外交上的强势给国家利益带来的损害，无论是弱势还是强势，本质上都是维护国家利益的手段，没有绝对的对与错，也和是否爱国无关。考虑到中国过往遭受列强欺压的历史，中国应该消除复仇心态，避免为了强势而强势，而应更多考虑如何才能以最小的代价和成本确保和平崛起，如何才能使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延续更长？况且，中国的强势外交还面临一系列的掣肘因素：

　　首先是中国的实力远没有到可以随心所欲的地步。美国制度中的纠错机制仍然存在，体制的稳定性依然很强，社会仍充满活力，远没有我们一些人想象的那样已经日薄西山，走向衰败。中国GDP总量超过日本，并不意味着中日经济实力对比的全面转变，在人均GDP等诸多领域，中国依然大大落后于日本。而中国面临社会转型的巨大挑战，经济发展不平衡，仍然需要将主要精力用于处理内部事务。这也就是为什么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公报中，在提及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部分，会和“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等表述连接在一起。

处理国际事务仍欠成熟

　　其次，中国的软实力短板依然存在，短期里看不到克服的迹象。历史上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奠基于各国对儒家政治理念与制度的仰慕，现在中国对东亚其它国家欠缺文化和制度上的领导力。在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方面，中国更是欠账多多。中国新一届领导班子上任后在公民社会、新闻自由等方面的强势态度，只会加重中国的软实力赤字。

　　第三，跟美国、俄罗斯等国际和地缘政治老手相比，中国处理国际事务的手法和经验仍嫌粗糙和情绪化，在驾驭大的外交变局上的经验不足。朝鲜作为方方面面要仰赖中国的国家，却几十年如一日不把中国放在眼里，中国当局似乎也没什么办法；叙利亚化学武器危机，奥巴马进退失据，最后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外长拉夫罗夫四两拨千斤，挽狂澜于即倒，两人因此荣膺《外交政策》杂志“2013全球百大思想家”称号。在这场全球瞩目的外交博弈中，中国基本是一个“打酱油”的旁观者，这和“世界老二”的期许颇不相符。

　　第四，长期以来，中国封建王朝一直以天朝上国自居，在处理对外关系时，更多考虑的是面子而不是切实的国家利益，因此藩属国的态度是否恭顺，是最重要的考量因素，一旦态度恭顺，便相机“允其所请”，不计成本。所谓的朝贡体系，中国的回赠往往远远大于藩属国进贡物品的价值。这种面子大过天的情结，在今天的中国外交中依然随处可见。只要其他国家说几句好话，准能拿到大笔的订单，访华的外国领袖对此无不食髓知味。这些订单，最终仍要摊派给国内企业去消化。如果中国的强势外交最终只是换来他国几句言不由衷的好话、产生别国都怕我的幻觉的话，代价未免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