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白：人才爭奪戰 - To stay or to return（留下還是回去） - 人才交流 - 人在海外

天津大學藥學院院長杰伊西格爾和他的團隊。（取材自中國新聞周刊）

　　中國越來越富強，年輕一代「出國潮」熱度雖然不減，但「回國潮」也規模空前。隨著中國吸引人才政策的力度不斷加大，人才「爭奪戰」成為中國邁向大國之路最重要的挑戰與命題。

　　今年11月初，清華醫學院常務副院長魯白在哈佛大學醫學院舉辦了一場講座，面對台下數百名華人學者和留學生，他一開場就把演講的題目打在大屏幕上：To stay or to return（留下還是回去）。這個問題不僅是當天與會者最關心的，也是多年來在美國的華人學者和留學生們討論最多的。

　　六年前，魯白在一位華人科學家的家裡參加了一個為期兩天的聚會。當時的參加者還包括施一公、饒毅等在美國生命科學領域已是卓有成就的華人科學家。話題的焦點不知不覺就集中在了一個問題上：To stay or to return。

　　如今，魯白對這個問題已有自己的答案——這次，他是以清華大學醫學院常務副院長身分到訪哈佛的。當年的普林斯頓大學教授施一公現在已是清華大學生命科學院院長。那次家庭聚會的另一個參與者饒毅今年剛剛從北京大學生命科學院院長的位子上屆滿，他和施一公一起因為時常對國內科研文化與體制問題發表獨立的看法，而成為中國最有代表性的海歸科學家。

　　魯白的前半生就像是一個「美國夢」：從他「上山下鄉」所在的上海郊區農場考上大學，再赴美讀書，取得博士學位，最終留在美國工作，直至在世界頂級科研機構裡領導一個團隊。如今，他回到國內重新開始，他的選擇無意中又契合了最近一年來才為人們所熟悉的另一個名詞——「中國夢」。

　　魯白的經歷在中國的一代人裡很有代表性。他們出國又回國的現象，已經引起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兩方面的重視。2007年，美國民間智庫考夫曼基金會發布了一份報告，首次提出了「人才回流（reverse brain drain）」的概念。這份報告指出：美國正在遭遇歷史上第一次人才流失，那些來自印度、中國的技術移民正開始「回流」到他們的母國。

　　自「考夫曼報告」提出「人才回流」現象以來，由於世界金融危機的出現，人才從歐美發達國家回到新興國家的趨勢日益明顯。但對中國來說，沒有出國潮就沒有回國潮。

　　1982年是恢復高考後第二屆大學生的畢業季，改革開放政策也已推行開來。出國深造成為有志於科學事業的青年學生的首選，魯白也不例外。1985年，魯白和住對面床鋪的室友饒毅一起，在離研究生畢業還差一年的時候，就拿到了赴美簽證，成為全班最早自費出國留學的兩個人。

　　在魯白與饒毅的帶動下，他們的研究生同學幾乎都選擇了出國，且大多沒有回來。這樣的出國熱潮，幾乎貫穿20世紀的最後20年。據統計，1990～1999 年，在科學與工程領域的中國大陸留學生中，博士滯留國外的比率高達87%。《科學》雜誌曾把中國的清華、北大稱為「最肥沃的美國博士培養基地」。

　　對於中國來說，這是嚴重的人才流失。1978年，鄧小平在要不要派留學生出國深造時就表示，「即使1000人當中有100人滯留不歸，還是有900人回國了。」到了1992年，他調整表述——「中國不應該僅僅因為有一批留學生滯留不歸就不再派學生到海外留學深造。即使有一半人不願回國，還是有另一半人回國支持祖國的『四個現代化』建設的。」要發展經濟和科技，也要「忍受」人才流失，這成為很長一段時期內中國人才問題的基本狀況。

　　然而，今天，是繼續待在美國還是回到中國，已成為在美的留學生與華人科學家們不得不權衡的一個問題。

　　數字更能說明這一變化：1978～2007年的30年間，中國總共約有121萬人到海外留學深造，但累計只有32萬人回國。而在2008～2012年間，出國與回國的人數分別為140萬和80萬，短短5年裡的回國人數就是前30年總和的2.5倍。2012年，留學人員的回國數量達到27.29萬人，超過 70%的留學生選擇回國就業，被一些機構稱之為「史上最大回國潮」。

　　告別了美國東部小城貝塞斯達的藍天白雲，魯白在努力適應北京的生活。「你可以抱怨中國的一切，但你唯獨不能抱怨的一件事是在中國的機遇。」在哈佛大學演講的時候，魯白重複了這句海歸們常說的一句話。

　　第一次出國受挫的打擊，包括辦出國手續時遭遇的辦事人員的冷眼，曾令魯白對國內的環境深深失望。當年臨走時，他甚至決心「再也不要回到這個落後的地方」。

　　1998年，已出任美國國家衛生研究所（NIH）神經發育研究室主任的魯白回國探親。一位舊友請他去上海一家頗有名氣的旋轉餐廳吃飯。站在摩天大樓的60層俯瞰上海，這位已官居上海某國有企業集團負責人的好友自豪地指點著窗外說：「你看，黃浦江上的這座橋是我們造的，那條內環線是我們參與建的，那塊地我們也批下來了……」順著朋友的比畫，魯白看到，陸家嘴正在從荒涼的郊區變成上海最繁華的寸金之地。當他的兒時夥伴正在親身參與這樣一個令人激動的偉大過程時，他卻只能置身事外，袖手旁觀。

　　根據2011年香港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副院長崔大偉對中科院海歸科學家的一項調查，海歸回國的最重要原因是「能在國內做自己的事情」，持這一觀點的人占到35.7%，遠遠超過排名第二、三位的因素「在海外難以找到發展機遇」和「回國後能獲得比國外更高的社會地位」。

　　回國的動力不只於此。今年36歲、在美國最大的私立非營利性研究機構斯克利普斯研究所做副研究員的王初，自本科畢業出國以來，他已經在美國生活了12年。但他始終覺得與這片土地沒有感情。

　　「回家的誘惑」也是促使海歸回國的主要原因。王初是獨生子女，父母也很盼望他能夠回國。根據國內媒體的一項調查顯示，有90.9%的留學生因為不想遠離父母而回國。

　　國內的各種人才計畫儘管也吸引了一批出色的海外學者如魯白、饒毅、施一公，但他們因為個人或體制等問題尚沒有「全時海歸」。這使得原本僅負責管理黨的高層次幹部的中共中央組織部，在科教部門實施了諸多吸引海歸的「工程」、「計畫」後，不得不親自出馬充當「獵頭」。

　　2008年12月，中組部頒布了《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計畫》，俗稱「千人計畫」。這一計畫被美國學者形容為「極具雄心」。它所提供的物質條件雖然還不能向美國一流大學正教授的水平看齊，但也是國內各類人才計畫中最高端的項目。

　　饒毅與施一公成為「千人計畫」第一批引進的人才，也是這一波回國潮裡最具國際聲望的科學家。「千人計畫」原本旨在5到10年內從海外引進2000位專家，但實施近5年來，人數已大大超過預期。截至2012年底，引進的「千人」已達3319人。

　　在「千人計畫」催動下，各地紛紛建立「人才辦」，推出配套的「地方千人計畫」和其他名目的人才計畫。比如，北京的「海聚工程」、湖南的「313計畫」、蘇州的「姑蘇人才計畫」、杭州的「5050計畫」，同時設立留學生創業園、海歸創業園等。截至目前，全國已建立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基地112個，留學生創業園 260多個，吸引入園企業超過1.7萬家，吸納在園創業留學人才4萬多名。

　　對國內此種做法，英國諾丁漢大學當代中國學院副教授曹聰稱之為「人才大躍進」。

　　曹聰對現有信息進行梳理後發現，真正回來的「千人」恐怕不超過10%。他說，「啟動千人計畫時，是希望能真正吸引回來一些『大牛』，但一些「千人」在引回來的時候已處於學術平台期或下降期，國家實際上是在為他們過去的成就買單。同時，這樣的人一般年齡都有四、五十歲，由於家庭因素，客觀上也難以做到全職回國。

　　2011年，一項算是對「千人」的彌補計畫——「青年千人」開始啟動。這一計畫面向在海外取得博士學位、並有3年以上工作經驗的40 歲以下青年科研人才，同時強調要全職回國。此前「千人計畫」曾因引進步伐過快而飽受詬病，「青千」明顯放慢步伐，計畫每年只引進400名，到2015年共引進2000名。

　　「青千」得到了魯白、曹聰與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與科學哲學系教授李俠的一致認可。李俠指出，博士生與博士後是最富創造力、最有戰鬥力的群體。由於他們比較年輕，還沒有子女就學等問題的困擾，也更容易在國內真正紮下根來。

　　除了「青千」，「千人計畫」序列裡還包括「外籍專家千人計畫」與「頂尖人才和創新團隊項目」。後者將目光瞄向了曾經獲得過諾貝爾獎等十項國際大獎的著名科學家。

　　曹聰認為：「說到底，中國仍在自上而下地、依靠政府行政手段來引進人才，而不是每一家研究機構與企業根據自己的實際需要自發地來引進人才。政府本應該做的，是制定好政策，建設好制度，為這些海外人才的回國鋪平道路，但現在，卻從裁判員變成了運動員，親自上陣去獵取人才。」不過，國內專家也稱，如果沒有中組部介入，很多配套政策不能夠得到落實。

　　與前輩海歸們有所不同，更年輕一代的中國留學生主要看重的是個人的事業追求與物質生活條件。「其實也不能苛求他們，因為他們是『以自我為中心』的一代」，曹聰說，即使面對國家積極提供的各種人才引進政策，他們也只會在不給個人職業前景帶來損害的情況下回國做貢獻。因此，對於中國這樣的後發國家來說，要真正吸引海外人才的回流，還有很長的路的要走。

海外難留下、國內競爭大「海歸」就業陷兩難（李麗、楊雪）

2014年全國高校畢業生將達727萬人，就業市場情勢嚴峻。（新華社資料照片）

留學歸國的年輕人要適應久違的中國生活，還要面對戶口、住房等現實問題。（中新社資料照片）

從海外留學回來的人，被認為普遍辭職率很高。（新華社資料照片）

　　按照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最新公布的數據，2014年全國高校畢業生將達727萬人，比2013年足足多出28萬人。

　　但是，這並不包括徐南。徐南是一名剛從美國回中國的留學生。這位從高中時代起就出國深造的90後男生，如今和中國高校畢業生一起，開始步入求職之旅。像徐南這樣回中國找工作的留學生並不是個例。時光倒流20年，海歸畢業生回中國可能意味著和「高薪」、「外企」、「體面」之類的詞聯繫起來。而如今，只有頂著洋文憑求職的年輕人自己明白，事實遠非如此。海歸光環正在褪去，留學生正面臨「海外難留下、國內競爭大」的雙重困局。

　　高三那年，徐南跟隨父母來到美國。由於經濟學科對語言和數學的要求不高，他選擇了加州大學一所分校的經濟學專業。如今，「為什麼從美國回來」成為徐南每次面試都會被問到的一道題。徐南坦言：「回國就業，是因為在那邊發展平台小。一個亞洲人想要在美國做到CEO幾乎沒可能。」徐南原本有機會留在美國工作。當時，瑞士銀行和波音公司都提供他工作機會，但徐南認為雖然這兩家公司很不錯，但是職業範圍太窄。公司提供的崗位分別是私人理財和財務分析師，「而我想要以後自己做點事情」。徐南選擇回中國就業，還有一點特別的原因。在留學生活中，徐南慢慢發現，在美國，他的確可以「活得很舒服」，但永遠沒辦法融入美國的主流白人文化，「因為我是亞洲人」。

　　而對於曾在荷蘭、義大利留學的張笑而言，未能留在海外還有工資因素。這位畢業於義大利米蘭理工大學城市規畫專業的年輕人發現，中國人在義大利做設計師，大多數只能簽約為一個小設計師，月薪1000歐元（約8300元人民幣）左右，這在當地算很低的工資水平，只夠溫飽。

　　而且，即使是在海外，中國學生也太多了。2012年，從小憧憬留學生活的吳小姐到了英國。此前，她本科期間參加的社團、交流活動，都是為出國做準備的。「不管校內校外，走到哪裡都是中國人。」吳小姐的一位英國東英吉利大學的朋友告訴她，自己所在的新聞傳播專業，中國人占多數。

　　對於外國政府而言，眾多留學生可能會搶占本土學生的就業機會，加上經濟問題的困擾，一些國家逐漸取消了給留學生的優惠政策。英國就是取消優惠的國家之一。吳小姐發現，過去在英國讀書，簽證時間可直接延長兩年，足夠畢業生找到工作。但現在，留學生申請工作簽證很難，多數留學生沒法留在英國找工作。「基本上，多數人不能留下來。」吳小姐推測，「個別留在海外的，不是在境內有一、兩年工作經驗，就是高中或本科開始就在海外讀，已完全沒有語言障礙了。因為英國是一年制碩士教育，很多人讀了一年，語言都還沒有完全過關。」

　　在回中國之前，徐南和張笑都曾認為，中國市場前景更大，會更有利於職業發展或創業。但他們慢慢發現，自己可能想錯了。

　　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布的2013年「國際人才藍皮書」顯示，近五年來，回中國的留學人員達到近80萬人，接近前30年總和的3倍。特別是2012年，留學人員回中國數量達到27萬2900人，同比增長46.56%。

　　回中國人流之大，超出了許多人的想像。這些當初奔赴異國他鄉的學生，飄洋過海歸來之時，不得不面臨一個與他們有著相近經歷和競爭力的群體。徐南感慨說，留學生「一抓一大把」，可一些好公司一年只招20餘人，大多錄取的是中國名校的學生，如果留學回來的，除非來自常春藤院校，否則很少會被錄取，「好幾千人競爭，只錄取幾個人」。

　　于娜深刻地體會到了這一點。于娜畢業於北京大學韓語系，隨後到南韓首爾大學讀新聞專業，「我每天都投十多份簡歷，每周大概有四、五個面試機會，但是面試之後再有反饋的就很少了。求職季馬上就要過去，我只收到了兩、三份offer（即錄用通知）。」

　　每天坐在電腦前的徐南，同樣經歷著「撒網式」海投的挫敗感：「我大概投了三、四十分簡歷，但是幾個月過去，我還沒有收到一個offer。」

　　張笑參加過多次面試。不過，他多次遇到面試官「刁鑽」的考問：「從海外留學回來的人普遍辭職率很高，你怎麼看待這個問題？你會不會也很快就辭職了？」張笑坦言，一些留學生確實存在這類問題。因為他們多年生活在海外，自我意識比較強，對薪資要求比較高，喜歡自己出去闖蕩，更容易跳槽或創業。

　　另一方面，更多企業尤其是一些行政事業單位，對留學生及海外院校的認知與實際情況尚有不小的落差。于娜參加過一次國家部委的面試。「面試官知道我從海外留學回來的，就直接告訴我，他們不招收留學生。」她感到很沮喪。隨後，另一家部委下屬事業單位的面試也是一波三折。經過歷時近兩個月的筆試、面試，最後只剩下于娜一人，但是，單位最後也沒有錄取她，只是告訴她「不太合適」。這位本科畢業於北京大學的女生，常被面試官認為碩士學歷背景不夠硬。「他們通常認為，歐美留學的比較厲害，南韓教育不夠好。」于娜說。

　　吳小姐畢業於世界排名前20、英國排名第3的倫敦政治經濟學院，但這樣的尷尬同樣發生在她的身上。「國內大多數企業都不知道我們學校，多數人以為是個三本院校，這讓我覺得很尷尬。」吳小姐說，海外一些知名度很高的院校，在中國沒有得到它應有的待遇。另一方面，一些去海外讀書的學生，在中國的基礎較差，出去只是混文憑，「魚龍混雜，讓留學生整體貶值」。

　　回憶人生十字路口「走出去」的決定，這些年輕人無不懷有憧憬。但在求職路上，這些留學歸國的年輕人與境內的同齡人相比，要適應久違的中國生活，還要同樣面對戶口、住房等現實問題。北上廣不僅吸引著中國畢業生，也成為了留學歸國人員的首選地。不過，在這些城市的戶籍壁壘面前，這些喝過「洋墨水」的年輕人不得不逐漸妥協。一紙戶口讓很多接受了多年海外教育的人，向中規中矩的國企和事業單位聚集。

　　多位留學生表示，與中國畢業生一樣，他們的夢想如今只能暫時收藏起來。不少人選擇千軍萬馬過獨木橋，努力擠進體制內。吳小姐經過幾個月的求職，最終進入了一家國企所屬事業單位工作，月薪6000元左右，「北京戶口，給我一種安全感」。「有的國企或事業單位，工作缺乏激勵機制，做多做少差別不大。」她說，自己可能會考慮跳槽到外企工作，「那裡的工資大概有我們的一倍，之前主要受現實所迫，為了戶口才在這裡工作的。」

　　已工作兩年的張笑，在入職之初選擇了一家國企，月薪與吳小姐相同。「有了北京戶口才能在北京買房子啊。」張笑說。不過，他表示，自己可能馬上就跳槽了，「已經有公司在挖我了，還是想自己創業去幹事業」。當然，並不是所有人都像他們一樣順利。于娜最終還是沒能解決戶口問題，現在就職於一家規模800多人的廣告公司，月薪5000元。「好在，公司解決住宿。」于娜很知足。

　　不久前，一家諮詢公司給了徐南求職之旅的第一份offer。但他認為，「平均6000元的月薪比預期稍低，不太滿意」。薪資水平低，是一些海歸留學生的共識之一。戶口、薪資，現實讓一些海歸留學生感覺茫然。「日復一日，做著重複的『體力』工作。」在吳小姐看來，雖然在辦公室上班，但是，她付出的並不是「腦力勞動」。

中國民營企業買下曼哈坦地標之一的曼哈坦廣場1號。（歐新社資料）

紐約中央車站人群來來往往，載來了多少追夢的移民，又載走了多少失落的過客。（趙蕙蘭／攝影）

改革開放這30多年來，被貼上「富裕」標籤的中國人，到美國買地標、買企業、擁有美國22%的國債，成為美國最大債權人。從一無所有到幾乎一無所缺，這麼些年來在美一般的中國人是怎樣打拚過來的？在他們的眼中什麼是一無所缺的生活？

★留在中國肯定不及現在

劉伯勞 1980年抵美律師

時代的錯謬，讓當年在四川成都重點初中拔尖的資優生，硬生生地被剝奪了升高中的機會。夾雜著屈辱與傷心，至今記憶猶新。但中國人是打不倒的。劉伯勞自學英文，拿著初中畢業的文憑，穿著一雙黑布鞋，於1980年，成為改革開放後，先鋒留美的碩士學生。

歷史系給他獎學金，他就唸歷史。碩士拖了四年不敢畢業，明知撿芝麻丟西瓜是不值的，但也沒有本錢輕舉妄動。1984年，他拿了文科碩士進了舊金山大學法學院埋頭苦讀。一天，他經過一間教室，聽到裡面的英文教授指著他對學生們說：「這人可會寫文章了」。他記得那堂課教授盲閱試卷，改完翻開名字，知道是講英文有口音的他，教授著實嚇一大跳，他自己也嚇一跳。但這次的吃驚，是已經看到西瓜的驚喜。那門課，他得了A-。1987年，他參加加州律師執照考試，班上一半人，絕大多數是老美，沒有過關，他一試就中。他可能是改革開放後第一個考過加州律師執照的中國移民。

培養了一個哈佛畢業的女兒，有一個衣食無虞的專業。如果當年留在中國，他說：「也許也不差，但肯定不及現在」。

★打拚買房穩定收租養老

阿霞 1985年抵美餐廳侍應生

阿霞靠著推點心的工作，以最低工資，和那時的先生，在好區的邊緣買了一棟三個房間的房子，但從買房的那一刻，她就沒打算好好的住在裡面。

雖然英文不好，但她的數學很好，把每個房間分租給打工的中國人，連車庫也不放過。她和先生及女兒住在車庫頂上的小閣樓。看出前夫總有一天會把房子賭掉，她毅然決然離了婚，湊足錢，買下前夫的產權，告訴自己房子比老公可靠多了。這幾年房價漲了不少，房客幫襯替她付了貸款，再過幾年，她做不動時，貸款也還得差不多了，穩定的房租可供她養老。經常輸得灰頭土臉的前夫涎著臉回來時，阿霞也很大方，讓他在閣樓上有一小方棲身之地。

劉翔 1992年抵美蓮花衛座創辦人

本科北大數學系，人大國際政治碩士。劉翔到美國後，不費吹灰之力幾年內就成功的創辦了三個公司。因緣際會，剛到美國他就開始追隨宣化上人習佛。他興奮地以宗教情懷經營碳粉回收環境環保、免治衛座身體環保的企業。這位北大南加州校友會理事長，外觀布衣素服、蔥蒜奶蛋不沾，內心從事炙熱的宗教思考與對話。

★經營畫室基本功造英才

張梅英 1996年抵美畫家

以瀋陽魯迅美術學院教授傑出人才申請來美。張梅英放下屬於畫布的手，沒有身段、沒有包袱，騎著借來的腳踏車，在餐廳推點心，在超市舖貨，還因看不懂英文被經理推到後面分裝茶葉。四個月後，女兒和先生赴美，看到瘦了一圈的她，幾乎已經不認識了。

回想那一段要用自已賣畫的人民幣貼補生活的日子，張梅英認為從事油畫創造，必須在孕育油畫的西方文化吸取養份與體驗。在過程中，她看到自己所擁有從不知道的韌性與潛力，覺得美國這個大熔爐，之所以吸引人，成就人，就是因為可以把各式各樣不同文化、人種、個性的人聚集在一起，還能讓每個人發揮百分之一百廿的能力。

現在她在矽谷經營的畫室，有中、美、日、韓、印各族裔學生上百人。在美國講究創造、卻相對缺少基本功，她提供學生扎實的學院基礎。美國的土壤孕育了她造育天下英才的夢想。

★不受壓抑探索宗教信仰

包思斯 2002年抵美 UCSF牙醫系學生

11年前隨著父母從貴州移民到美時，包思斯還是個中學生，選擇進入寄宿學校唸九年級。

她經歷最大文化震撼是，一日Dorm Parent拿了避孕藥來分給她們這群14至16歲未成年的女孩。姑且不論這些女孩子有沒有能力為是否開始性行為這麼大的事情做正確的判斷，包思斯從大方向思考，認為西方的教育，就連東方人諱莫如深的禁忌都能攤開來講，好的、不好的成年人都不避忌與孩子分享，培養孩子獨立做決定，並為自己決定負責的觀念。她理解現在中國的年輕人對於「性」這件事，儘管家長反對，學校禁止，社會用異樣眼光當八卦消遣，只學到西方性開放注意表面享受，卻未被培養為自己負責的年輕人，其實很少人沒有性經驗，結果墮胎、婚外孕比比皆是，造成代代綿延的困境。

這位躋身美國一流醫學院的學生，在沒有家長引導，沒有學校指揮，更重要的是沒有社會壓抑完全自在的環境下，得以獨立探索她從小就思考，但在中國卻從沒有一個人談過的宗教，在多方涉獵深思之後，她歸納出人的存在絕非偶然，每一個人對生命的價值觀不同，她相信在錢、權、名、利、色的追逐之外，真正能讓人得到心靈的喜樂平安，只有向神追求愛人利他的修為。比較西方社會由宗教帶來心靈上引基礎鞏固的力量，包思斯認為沒有信仰的國家是沒有希望的。

柴媛 2012抵美市場調查分析師

柴媛在中國大學讀的是在美國最好找工作、語言要求相對容易的電子工程系。她不想一輩子只跟電腦不跟人溝通，埋首寫程式，到美國念碩士，她選了市場學，這對美國消費習慣涉獵不深的外國學生，絕對是自找苦吃的學科。畢業後，她很快在專做網路市調的公司任職，起薪比不上電子電機電腦畢業生，但在到美國短短的一年多以後，23歲的柴媛已經穩健的踩在她想要走的人生路上，不見得是最簡單的，但確實是她想要的。

★錢途亮了路變寬了

從以上幾位抽樣的經歷，不難歸納出，在改革開放之初到美國的中國人，幾乎一下飛機，就像過河卒子，手腳腦並用，拚命找錢，維持最基本開銷，美國的日子不好過，回中國更苦。

過了十來年，中國經濟搭上了線，中國移民帶了人民幣到美國貼補初期奮鬥開張費用，就算在美國吃點在中國吃不到的苦頭，心裡還都充滿盼頭，堅信在穩定的自由經濟、公平的競爭環境、安全法治的社會中，一定能達成甚至超過原先設想的美國夢。

在中國經濟像磁浮列車般飛速前進的最近十來年，中國人更從容了。勞工階層的固然有，但在中國家中雇用司機、阿姨，出門開名車的移民已經越來越多了。

到美國發現以前誤會是人間天堂的地方，卻連加油都要自己動手；但為了子女教育，物質享受越過越回頭的日子不但甘之如飴，還慶幸自己擺脫了國內「精緻」利己文化，所衍生必須不斷攀爬，不惜欺詐、虛與委蛇、勾心鬥角浮誇的生活方式，得到前所未有的踏實感。

年輕學子可以跟隨興趣，放下錢途。對精神生活有強烈追求的人，更在開放的宗教氛圍下，擷取了在中國前所未有的精神食糧。

站在中國過去150多年經濟浪頭頂端的中國人，移民到美國，從不得已到成為選擇。在選擇中，迎接美國法治、平等、自由、有尊嚴追求宗教洗禮、尊重他人、義工服務社區的價值觀。

美加夢兜兜轉轉回中國（倪怡婧）

在美加逐夢不成的學子，只能返北京圓夢。（倪怡婧／攝影）

紐約時報廣場是大蘋果的嬌點，而這顆大蘋果，也是人人逐夢的焦點。（趙蕙蘭／攝影）

加拿大廣場的五帆屋頂，是溫哥華著名的地標，迎向碼頭張滿船帆的雄姿，讓每個來加拿大追求夢想的人，對未來都充滿期待。（趙蕙蘭／攝影）

從北京到紐約，再從紐約到溫哥華，在北美兜兜轉轉十多年，她終於決定背起行囊，回到夢最初開始的地方。不管是身在何地，她都曾滿懷夢想，但最終，她放棄已經習慣了的海外生活回到北京，她說：「原來這麼多年，最適合我圓夢的地方還是在這裡。」

與很多年輕人一樣，高中畢業的Jane為了更好的教育和機遇，告別在北京的家人、朋友獨自來到美國。她從小就希望從事金融業，而美國在她看來，是離夢最近的地方。她也的確在一步步實踐自己的理想：畢業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MBA，27歲就在華爾街五大投資公司之一擔任高級金融分析師，年薪15萬美元，成為名副其實的高薪金領，她的事業無疑是成功的。

★紐約讓她接近夢想

雖然事業發展順利，但美國嚴格的移民申請，讓她總感覺不能放開來大展拳腳。從上學到就業，她已經在美國生活近九年，早已習慣那邊的生活節奏，但沒有「身分」，她感覺永遠是被隔絕在外的「外人」，「許多外國人在美國為生活辛苦奔波，再苦都耗著，為的就是先解決身分，沒有那張綠卡，不管教育、福利、事業和生活，各方面你都不能真正安定下來，工作再好都一樣。」她說。

多次努力無果後，她只得放棄美國的事業，選擇移民加拿大。對於她來說，加拿大緊鄰美國，又是英語國家，移民政策也較好，在當時是再合適不過的選擇。也確實如她所願，沒多久她就辦妥手續，拿到永久居民身分。沒有了身分的尷尬，她寄希望於溫哥華，希望在這裡繼續她的金融夢想。

★溫哥華讓她追求夢想

來到溫哥華，她才意識到，這裡並非她追求的金融中心，生活節奏也和紐約完全兩個樣。「你走路慢點會被踩死」是她對紐約生活的總結，而在溫哥華，什麼都是「慢」，像去銀行開戶頭花一個小時的事情，她都覺得太不可思議。

除了生活節奏的不同，事業起步也未如預期順利。雖然有著好學歷和工作經驗，獵頭公司幫她在多倫多和溫哥華等地都找了許多可以嘗試的工作，但整個金融環境的不景氣，她不僅在工作上找不到原來的那種滿足感，薪資也與理想的目標相差甚遠。

「其實工資不算低，但與之前相比差距太大，真有相應薪資的職位，你的工作經驗卻不相符。而且在這裡一點人脈都沒有，什麼都要從頭積累，有點高不成低不就，很尷尬的處境。」她說，「好勝心也好，虛榮心也罷，想想當時出國，再到後來離開美國移民加拿大，原本都是為了更好的生活，更好的發展，但如果還不如以前，心裡難免有落差。」更重要的是，她漸漸發現自己為理想打拚的鬥志和希望也慢慢被消磨。

★中國讓她實現夢想

在一家本地公司工作了一段時間後，她終於做出了人生中另一個重大決定：回國。「我還年輕，想趁這個時間努力一把，但美國和加拿大，都不是我可以任意施展拳腳的地方。」

如今32歲的Jane，在北京一家投資公司擔任副董，每天忙著各項業務，也有滿意可觀的薪資。問她是否滿足現在的生活，她說，總會有些不適應，尤其是習慣了國外的一種生活模式，但她在北京尋找到一種平衡。「我不需要去擔心身分，」她笑言，「在這裡我可以繼續我對金融行業的追求，這裡給了我奮鬥和實現夢想的條件。」

問及她是否曾對自己十多年的北美生活感到後悔或遺憾？她說，紐約給了她接近夢想的條件，溫哥華則給她展示了一個安逸生活的追求，只是都不是她實現理想的地方。她說或許有一天還會回到加拿大定居，「但到那天，我可能有不同的追求。」

不回頭了 10年夢圓了（湯唯）

堅強獨立的楊文，花了十年在溫哥華開創了「遭遇困難，不抱怨，想對策」的信念，支持著楊文一路堅持下來。（湯唯/攝影）

十年對一個人意味著什麼？每個人的答案或許不盡相同，但對湖南女孩楊文而言，十年就是一個成功蛻變的過程。十年前她獨自來到加拿大，逐步完成了求學、求職和創業，從最初一個完成學業的簡單夢想，到如今扎根加拿大並開創了自己的事業。楊文的十年，或許也是很多海外華人的十年。

在加拿大歷練了十年的楊文，目前開辦了WBI移民商業顧問公司，幫助本地留學生及在中國的人提供移民及商業諮詢。楊文說，最初因為求學過程中，自己和朋友遭遇不少轉學、簽證等問題，為了省錢省時，她嘗試自行解決問題，並慢慢成為朋友們的好幫手，也逐漸將幫助留學生和移民解決問題，設定為未來事業方向。

談及為何出國，楊文稱，十年前，因為父母很多朋友的孩子都出國，不甘人後的她，抱著出國增長見識的信念，堅定走出了國門。

雖然一開始英文都說不溜，為了盡快完成語言考試，一絲都不敢放鬆，終於成功通過語言考試前往諾瓦斯高沙省（Nova Scotia）的Cape Breton University專修社區經濟發展學MBA課程。

求學之初，楊文只希望能順利畢業，沒想到慢慢的習慣並愛上了這片土地，甚至希望在此安頓下來。

畢業後，楊文剛好趕上2008年加拿大首度施行留學生高校畢業三年工簽項目，因為項目剛實行，不少本地雇主對此都存在一定疑慮，即使工作經驗豐富，留學生工作仍不好找。為了解決生計，楊文無奈進了門檻較低的零售業，並擔任經理職位。

期間，她還遭遇移民申請被拒的烏龍。楊文說，「當時拿到拒絕信，感覺天都塌了，不甘心就這樣離開加拿大。」

深受打擊的楊文，仍打起精神讀完兩頁的拒絕信，雖然信上其他個人信息都符合，唯有客戶號碼（Client ID）並非她的。在與移民局長達數月的溝通查證後，才最終搞明白，出現問題被拒絕的其實是另一位同名同姓的人。

這一事件，也讓她堅定決心，報考持牌移民顧問證。長達一年多的學習期間，楊文仍得繼續工作保證經濟來源，每天工作學習超過12小時，也沒有任何休假，終於通過僅40%通過率的考試，成功拿證，開啟事業的第一步。

有了顧問證，還要克服經營公司、拓寬客戶群、建立客戶信心等眾多問題，每一件都不簡單。楊文稱，一直以來她都抱持「遭遇困難，不抱怨，想對策」的信念，不管多難，都不能是自己鬆懈的藉口。留學生海外求學、求職可能遇到的問題，她都遭遇不少，但楊文認為，「既然決定了，就沒有回頭路」。她還建議其他打算出國的人，「出國前一定要考慮到可能面對的困境，確定自己能克服，並對未來的方向要有一定規畫」。

堅強獨立的楊文，與其他女孩子一樣，一直希望在海外能找到合適的伴侶，建立幸福的家庭。不過楊文透露，這十年雖然遇到過一些不錯的人，卻也都遺憾錯過。楊文笑稱，「或許是因為總是用對自己的嚴格要求來要求對方，讓大家壓力都很大。隨著這些年的經歷，終於領悟到，人與人的交往，更多的不是改變對方，而是接受對方。如果光想著改變對方，那不是生活，而是戰爭」。忙碌中，楊文也最終找到了自己的幸福，現在的伴侶也有著自己的事業，兩個人的相處不僅僅是甜蜜，更多的是互相支持和鼓勵。

楊文還建議每個打算自己闖天下的女孩，不要一味將所有希望寄託在伴侶身上，通過努力讓自己成長，提升自己，雙方才能以互相依靠而又獨立的形式甜蜜相處。隨著公司經營狀況越來越好，好勝的楊文，又定下了新的目標，在未來一兩年內，成為溫哥華行業內最頂級的公司，為更多有需要的人提供幫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