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部部长韩长赋25日在全国农业工作会议上说，力争用5年时间基本完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其实早在2013年两会时，就给土地改革定下清晰的方向与目标：加快农村土地征收改革与完善土地流转制度；建立农村金融机制，制止地方土地生财。

　　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实现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与国有土地享有平等权益不仅是农民的愿望，这已经成为中央高层和业内的共识。

　　但实际上，过去对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确权、确利”中，土地大小和位置都不明确，部分农民的承包经营权并未得到有效保障。在新一轮确权工作中，“确权、确利”将变为“确权、确地”，赋予农民对承包土地的占有、使用、经营等权能，使土地成为农民手中的一种资本。

　　一句话概括，完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就是为了保障农民的权益。

　　韩长赋指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是一项基础性工作，直接涉及亿万农民的利益。农村土地承包关系总体是稳定的，但也存在承包期内随意调地、土地纠纷多发等问题，主要是二轮延包不完善、确权不到位。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需要加快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

　　韩长赋介绍，2014年中国将扩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试点范围，确定两个省开展整省试点，其他各省份至少要选择1个县开展整县试点。在试点的基础上，争取后年全面推开，力争5年基本完成。

农民现在仍是“二等公民” 土地确权只是开始

　　《经济参考报》称，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确立，户籍分为城市户籍和农村户籍，城乡二元结构制度化了，城乡也就被割裂开来了。在城乡二元体制下，城市居民和农民的权利是不平等的，机会也是不平等的。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认为，在某种意义上，农民处于“二等公民”的位置。

　　三中全会的《决定》提出了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厉以宁认为，土地确权将是当前中国新一轮农村改革的开始，将是打破二元结构的突破口。

　　他还强调，土地确权是保障农民权益的根本，首先是认定土地确权之后可以切实维护农民的财产权益。

　　土地确权为何有这么重要的意义呢？《经济参考报》指出，在土地集体所有的名义下，农民承包的土地和宅基地以及宅基地上的房屋，不管是祖辈留下的旧房屋，还是近些年来农民自己花钱新建或扩建的房屋，都不被承认是自有的房屋，更不必说自己多年劳动而使土地已经日益肥沃的承包农田了。

　　政府和大企业如果决定占地拆房，农田承包户只得听从安排，让出承包地和宅基地，眼睁睁地看着宅基地上的老房新房一起被拆毁。而农民所得到的补偿费，远远低于市场价格。各地几乎都有农民抗占地、圈地和强拆民居的事件发生。农民的权益既得不到尊重，更谈不到合理的、充分的补偿。

　　但如果土地确权以后，农民就得到了承包土地的经营权证，他们对可能发生的土地转包、租赁、入股退股纠纷等问题就有了底线。可以说，土地确权是对农民自身权益的维护，从而愿意以转包、租赁、入股等形式把土地流转出去。

土地确权将大大提高农民收入

　　土地确权不仅是农民对自身权益的维护，还可以大大提高收入水平。厉以宁表示，调研结果显示，土地确权在提高农民收入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方面的作用是显著的、不容忽视的。

　　第一，土地确权以后，农民的财产权明确了，农民的承包地、宅基地、宅基地上自建的房屋的权益得到了保障，他们生产经营的信心大增，他们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动力充沛，潜力得以发挥。

　　第二，农民有了财产权，相应地就有了财产性收入。农民的财产分为两类：一是土地，包括承包地和宅基地，二是房屋，主要指在宅基地之上自建的房屋。承包地作为农民财产，给农民带来的财产性收入有：承包地的转包费、出租的租金、土地入股的分红、土地转让后的价款等。宅基地上自建的房屋作为农民财产，给农民带来的财产性收入有：房屋出租的租金、房屋转让后的价款等。如果农民外出务工，或经营商业，开店，开手工作坊，除了有工资或利润所得之外，家中的土地转包、出租或入股后，还可以获得转包费、租金、入股分得的红利；家中的房屋出租，可以获得房租。

　　第三，农民在土地确权后，通过土地流转，从其他外出务工或经商的同村农民那里转包或租赁了土地，或用于扩大种植规模、养殖规模，或用于发展蔬菜、水果、花卉业，他们的收入增加了。

　　第四，另一部分农民在把承包的土地转包、出租给别人，或把土地入股于农民专业合作社之后，有的在城市中打工或开店开作坊，建立小微企业，生意兴旺，收入较丰，于是把家属迁入城镇。农村中的房屋，或者仍留着，供回乡时暂住，或者租出去，获取租金。

　　第五，农民专业合作社有很大发展。这主要由于农民的财产权明确了，农民办好专业合作社的劲头充足，专业合作社的经济实力加强了，经营、管理都有改进。专业合作社在规范化的道路上壮大起来。这也增加了合作社社员们的收入。

　　当然，土地确权的过程并不是那么容易，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南方日报》指出了三大难题：

　　一是进度慢。因为村民外出打工、历史遗留问题、工作交接等原因，试点地的土地确权遇到了一些困难，拖慢了工作进度。

　　二是资金难。请村民开会要钱，请专业测绘人员要钱，打印资料要钱……确权工作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个“烧钱”的工作。

　　三是流转难。试点地村民大多不懂为何要确权，要让村民真正认识到土地确权的意义，可能要等到土地真正流转起来后，他们能真切感受到土地确权证给他们带来的实际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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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 中国农民将成体面职业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12月23日至24日在北京举行。会议公告九次提到食品安全，提出要用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确保广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会议还提出要确保粮食安全，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同时还明确了到2020年解决三个“1亿人”城镇化的目标。此次会议可谓突破了年度工作的意义，堪称是一次对习李时代三农工作作出顶层设计的会议。

九次提及食品安全要求 确保“舌尖上的安全”

　　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成为今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的一大关键词。这份2600余字的会议公告，共九次提到“食品安全”一词。会议强调，食品安全源头在农产品，基础在农业，必须正本清源，首先把农产品质量抓好。要用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确保广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民生证券研究院副院长、首席宏观研究员管清友指出，食品安全的监管是政府的应有之责。真正实现”舌尖上的安全”，确保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需要对产地环境、生产过程、最终消费的全程监管，食品安全相关的体制机制、监管手段料将全面加强，相应资金、技术和装备投入预计也会加大。

　　会议指出，食品安全是“产”出来的，也是“管”出来的。要把住生产环境安全关，治地治水，净化农产品产地环境，切断污染物进入农田的链条。要形成覆盖从田间到餐桌全过程的监管制度，建立更为严格的食品安全监管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度，使权力和责任紧密挂钩。

　　需要指出的是，今年以来，新一届政府对食品安全频频施以“重典”，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多次强调要建立最严格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制度。5月初，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加大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惩治力度。而《食品安全法》目前也正在修订中，新法拟将提高违法成本，加大对违法违规企业的经济处罚力度。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说，随着生产能力提高，数量已经不成问题。难在质量，回应百姓需求、解决社会性问题，政府要采取有效措施。要治理农业生产源头，严禁滥用农药化肥等投入品。

　　中国农科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秦富认为，今后，从田间到餐桌，从源头到生产加工、流通等环节，整个产业链要有严格的安全生产规范，要更加完整、系统、安全，实现全覆盖。

我们的饭碗主要装中国粮 18亿亩耕地红线仍须坚守

　　作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明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粮食安全也成为此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着墨最多的主题之一。会议指出，要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我们的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会议还强调，耕地红线要严防死守，18亿亩耕地红线仍然必须坚守，同时现有耕地面积必须保持基本稳定。

　　“这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要求是一脉相承的。”国际金融论坛城镇化研究中心主任易鹏表示，目前中国进口粮食比重越来越高，作为人口大国，如果粮食安全主动权不掌握在自己手里的话，是非常危险的。

　　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粮食总产量达到60193.5万吨，同比增长2.1%，实现“十连增”。但是在“十连增”的背后，中国却面临着粮食需求迅速增长、生产成本居高不下、产量提升空间日益收窄、耕地利用粗放、三大主粮净进口等多重困难的挑战。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党国英表示，我国历年来对粮食安全都是高度重视，此次也是如此，但重点更加明确，强调口粮的主动权。让农业基础稳固，农民安居乐业，农民种粮有利可图，掌握粮食的主动权。党国英表示，从现状看，我国的口粮无论从种类还是总量上，都很充裕，且多年来均增产。但也有潜在的隐患，即当前主要靠较高的价格维持着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如果与国外接轨，一些便宜的粮食进入中国，可能就会有一定的风险。

让农民成为体面的职业 吸引更多年轻人务农

　　关于“谁来种地”，会议指出，要让农民种粮有利可图。要通过富裕农民、提高农民、扶持农民，让农业经营有效益，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体面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 ‘谁来种地’的论述很有新意”，管清友表示，这实际上是解决农业生产、农村发展、农民富裕的激励机制问题。农民本应该就是一个职业，而不是一种身份。未来，资本下乡、规模经营、家庭农场、逆城市化等现象料将都会出现。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郑风田表示，“让农民成为体面的职业”的核心是要提高农民收入。目前农民与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太大，很多农民靠农业生产一年只赚几千块钱。而要提高农民收入就要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发展规模经营，让只有几亩地的农民成为拥有上百亩地的农场主，这样收入才能提高，才能过上体面的生活。

　　易鹏也指出，农民体面不体面关键看收入。目前中国几亿农民每个人平均只有几亩耕地，在这种分散的、个体的、不成规模的小农经济下，农业生产率相对较低，而且农民财产收入受制于土地流转的慎重，也短时间难提升。而当前要提高农民收入，一靠推进城镇化减少农民数量，二靠提高农业机械化和规模化程度，探索发展家庭农场、农业合作社等各种经营方式；三靠资本，要让品牌进入农业。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韩一军说，将来从事农业生产的主力军就是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农民合作社、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主体。目前这4种类型的新型主体仍处于初步培育阶段。国家要加强培训、提供政策支持，通过新型主体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7年解决3个“1亿人”城镇化 农村不是留守农村

　　会议还提出，要积极稳妥扎实推进城镇化，到2020年，要解决约1亿进城常住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约1亿人口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约1亿人口在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推动新型城镇化要与农业现代化相辅相成，突出特色推进新农村建设，努力让广大农民群众过上更好的日子。

　　管清友指出，会议首次提出了未来城镇化的三个“一亿”，而且重申新农村建设，说明城镇化不是只搞城市群建设，也要搞新农村建设，关键是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这个目标是可以实现的。”在易鹏看来，这表明未来城镇化中，常住人口城镇化增加人数基本要和户籍城镇化同步，未来更看重公共服务均等化。

　　而值得注意的是，不久前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要在中西部和东北有条件的地区，依靠市场力量和国家规划引导，逐步发展形成若干城市群，成为带动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此次会议提出的“到2020年要解决约1亿人口在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被视作与上述表述一脉相承。对此，易鹏指出，目前中西部地区城镇化率普遍偏低，自然潜力也较大，未来城镇化将主要靠中西部的城市群来作为主要吸纳阵地。

　　据李国祥等人开展的社会调查，当前一些农村在社会管理方面很多时候无能为力，一些社会问题没人管，如农村“三留守”、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有的地方仍是空白。村委会、村民自治组织的社会管理工作仍要加强，这对促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具有重要意义。李国祥说，一个村子搞得好不好，关键就看有没有带头人，党组织的力量要强。对于经济不太好的村子，如何加强领导能力，带动农民致富，做好社会服务，为农民排忧解难，归根到底要靠党委和自治组织发挥作用。

七常委集体出席农村会议 六年来首次

　　此次会议可谓突破了年度工作的意义，堪称是一次对习李时代三农工作作出顶层设计的会议。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党国英表示，此次政治局常委悉数出席，这在2007年以来是没有过的，体现了领导对农业现代化的重视。

　　即将出台的2014年一号文件也同样超越年度范畴，将是未来相当长时期内对指导三农工作最具纲领性意义的头号文件，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在三农领域的具体落实。

　　回顾以往十年来的农村工作会议，2003年九常委中曾有包括胡温在内的五位出席，其馀多数会议都只是由主管三农工作的副总理出席。另外出席此次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数量之多、部长数量之多，同样是前所未有。如此的高规格充分表明，新一届中央领导层对三农工作的空前重视，切实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了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而从内容上来看，此次会议可谓突破了年度工作的意义，堪称是一次对习李时代三农工作作出顶层设计的会议，即将出台的2014年一号文件也同样超越年度范畴，将是未来相当长时期内对指导三农工作最具纲领性意义的头号文件，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在三农领域的具体落实。

　　此次会议描绘了三农工作的目标、重要任务和实施路线图。对于农业、农民、农村的工作目标和努力方向，都作出了清晰而务实的分析。尤其值得关注的，中国领导层首次提出“让农民成为体面的职业”，习近平今年4月在与全国劳动模范座谈会时再次提出“努力让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这些施政理念，将深刻影响三农工作方式的转变，深刻撬动一系列政策的调整和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