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泽东出生120年之后，“毛诞节”这个命名被发明了出来。

　　编出Mao-mas这个词的英国《经济学人》记者，也许只是想开个玩笑，博个眼球。但作者无意，读者有心，自12月上旬该词问世，短短十几天时间，中国人几乎没怎么犹豫就接受了，拥抱者远比反对者为多。可以预言，从今以后，“毛诞节”肯定就这么叫下去了。（博主注释：圣诞节英文是Christmas，简写为X-mas，Christ即是基督的含义。）

　　这个日子以“毛诞节”三个汉字命名，暗合了多层意思。第一是在人物上，暗合了毛与西方圣人的对应；第二是在时间上，暗合了两个诞辰日连在一起的碰巧；第三是在地点上，暗合了中国自己的“圣人诞生纪念日”的需求；第四是在节庆上，暗合了该纪念日正处在圣诞与新年节日假期之间的恰好。

　　人物时间地点情境都齐备，如此多的暗合与恰好，按说不应等到今年才流行，也不该等到洋人抢先发明。之所以早就有人想到却又不便提出来，也早就有此需求但却没形成呼吁，归根结底还是卡在了上面说的第一条：中国的伟人毛泽东与西方的神圣耶稣，两者之间如何对应？能否相提并论？

　　若要证明两者不能相提并论，理由极多。否毛的一派可以列举出从毛的个人私生活到历次政治运动大量的负面事例，以证明毛更像是斯大林或希特勒，与其说是神圣，不如说是恶魔。

　　但多年以来，这一派尽管握着大把的论据，其论点却没能成为主流。他们自己也大惑不解：这些“坏事”若放在一般人身上，只需其中百分之一就足以定罪了，为什么放在毛泽东身上，就压不倒他呢？

　　恰如最近某位论者所说，这与考察者本人的“视距”有关。很多历史人物都具有这个特点：考察视距越近，你眼中的他就越显得渺小，一旦你把距离拉开，放到长时段历史和宏大问题当中看，他就显出伟大来了。

　　由于这个特点在毛泽东身上尤其明显，所以对毛的评价才在当代中国人中间发生了严重的对立。大体上，否毛的一派多是从道德人品方面近距离看，赞毛的一派多是从历史和民族方面远距离看，各自眼中的毛泽东，不是一个人。

　　伴随“毛诞节”的出现，中国的毛泽东得以与西方的耶稣基督并列，毛被放在了一个更长的历史尺度和更大的论域当中。

　　从耶稣算起两千年，从摩西算起三千年，从亚伯拉罕算起四千年，在这个跨越数千年的世界史背景中，竟能发现毛泽东的位置吗？

　　这个问题还是取决于考察者的视角和视距，若从好坏善恶方面近距离看，肯定是茫然无所见；若从整个人类历史和各民族发展史上看，不得不承认，毛的一生与数千年世界政治史的确有着密切的关联。

　　值此“毛诞节”纪念日，不妨沿着这个方向做一番探究。

氏族与国家

　　首先从一神教的流传说起。读《摩西五书》，抛开信仰的部分客观地看，这就是一部氏族家史。根据“创世纪”，诺亚一家人是大洪水后仅存的人类，诺亚的一个儿子闪，就是亚伯拉罕一家人的先祖，《圣经·创世纪》中详尽记录了闪的所有后代，到了第十代，亚伯拉罕出现了。

　　第12章可见历史的滥觞，“耶和华对亚伯兰（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这是此后数千年人类历史“圣经叙事”的起源。

　　后来的故事众所周知，亚伯拉罕的孙子雅各成了以色列人的始祖，亚伯拉罕本人被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三大一神教共同尊奉为先知、“崇高之父”和“第一族长”。三大一神教也统称“亚伯拉罕教”，今日世上数十亿的教徒坚信，自己就是这位始祖的后代子孙。

　　一个氏族，并不因为功绩（如炎黄），或德行（如尧舜），或智慧（如周公孔孟）而成为王者，仅仅因为信仰，因信称义，而被大神赐福，获得“必叫你成为大国”的许诺。

　　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事。中国从一开始就成为了大国，并不是基于对大神的信仰，而是基于同一地域上的王者与人民对共同文化和共同命运上下一致的认同。中国历史上延续数千年的夷夏之辨、华夷之防，只认文化不分阶层，正是这种认同的典型体现。

　　而一神教则完全不同，一个大神和一个代表大神的氏族，通过基于信仰的人身依附将人民统一在一起。

　　世界历史上氏族与国家的对立，美国人类学家路易斯·亨利·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在其名著《古代社会》（Ancient Society）中有深刻的描述：“一切政治形态都可归纳为两种基本方式……第一种方式以人身、以纯人身关系为基础，我们可以名之为社会。这种组织的基本单位是氏族……它在古代社会中基本上是普遍流行的；在希腊人和罗马人当中，直至文明发展以后，这种组织依然存在。第二种方式以地域和财产为基础，我们可以名之为国家。这种组织的基础或基本单位是用界碑划定范围的乡或区及其所辖之财产，政治社会即由此而产生……希腊人和罗马人在进入文明以后，竭心尽智才创建了乡和市区；由此而创立了第二个伟大的政治方式，这一方式在文明民族中一直保持到今天。”

　　在西方，以氏族为一方，以国家为一方，形成了两种“政治方式”相互缠斗的历史主线，犹如龙虎相争，时而国家战胜了氏族，时而氏族战胜了国家。

　　从初期的“上帝之事上帝管，凯撒之事凯撒管”，最终发展成近代以来的政教分离，亚伯拉罕氏族以教会的形式实现了“必成大国”，同时世俗国家与全球教会共存，政权与神权并立。

　　若将“亚伯拉罕教”的四千年历史视为氏族与国家两种“政治方式”反复博弈的历史，再看毛泽东做了什么，就有新的认识了。

毛泽东实践了两种“政治方式”

　　毛泽东曾有过一个自我评价，说他这一生干了两件大事，一是打倒了蒋介石建立了新中国，二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第一件事，世人都能理解，尤其对于中国人来说，新中国在世界范围内是新生的民族国家，在中国历史上是再生的秦汉帝国，毛泽东身兼现代领袖和古代帝王于一身，两方面看都有合理性。

　　但第二件是个什么事呢？发动人民群众，暴力摧毁国家机器，将自己树立为现世大神，通过一套宗教化的意识形态统一人民，通过一个以家族为核心的小团体实施统治……所有这些，都不再具有中国“国家政治”包括“帝王政治”上的合理性，反而带有反国家的性质。

　　现在看来，不管毛泽东发动文革最真实的动机是什么，或最隐秘的意图是什么，也暂且不管十年文革导致了什么结果，造成了什么影响，客观上，毛泽东是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在中国展开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类似于西方一神教的“氏族政治”实践，让中国有了一次氏族政治方式全面取代国家政治方式的特殊历史时期。

　　这样看来，毛泽东一生中的两件大事，也可以归纳为：先是实践了国家政治，建立了新中国，而后又推倒重来，发动文革，实践了一次氏族政治。

　　本文如此这般地评述毛泽东，算是一个尝试，在搁置所有道德判断和价值判断的前提下，只专注于事实判断，得出这个结论。

　　这个结论并不用于否毛或者赞毛，只是说：毛的一生，若放在世界史的大背景下考察，具有特殊的含义，仅此而已。值此“毛诞节”之日，抛出以上一己之见，以为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