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邓兴旺，1962年生，世界著名生物学家，“千人计划”入选者，北京大学讲座教授，未名兴旺系统作物设计前沿实验室（北京）有限公司董事长，美国耶鲁大学分子、细胞和发育生物学系终身教授。他长期从事植物分子遗传及生理学方面的研究。1995年，因在调控植物光形态建成的有关基因的研究中所取得的杰出成绩，荣获美国总统青年教师奖。

邓兴旺

　　今年刚过51岁的邓兴旺，有着与其年龄不相称的一头花白头发。“全是这两年白掉的，要是单纯做学问，不至于这么操心，但我乐于过富有挑战的生活。”邓兴旺平静地接受转型的代价。

　　在学术界，他是少年得志、享有国际声望的邓兴旺博士，拥有美国科学院院士、耶鲁大学终身冠名教授、北京大学—耶鲁大学植物分子遗传学及农业生物技术联合研究中心主任等光环。但如今，他“下海”成为一名从零开始的创业者，在中关村创业园里拥有一间并不算大的办公室。他的公司叫“未名兴旺系统作物设计（北京）有限公司”，简称“前沿实验室”。在这里，邓兴旺既是董事长，又是首席科学家。在做科学与办产业两种模式间，他频繁地切换，尽管如此，却并未感觉有承受不了的压力，因为他“并非冲着赚钱来的”。

从耶鲁“转身”

　　1998年，36岁的邓兴旺已经被耶鲁大学提前聘为终身教授，并拥有了自己的实验室。也是这一年，他把父母从中国内地接到美国来探亲。当了一辈子农民的父亲问儿子：在这里，你究竟是在做些什么？

　　这令邓兴旺想起了他的家乡——湘西沅陵。那里是国家级贫困县，村里只能在河里有水的时候才通电，直到今年才刚刚有了一条四五米宽的乡村公路。当地居民祖祖辈辈务农为生。在考上北京大学之前，邓兴旺上学之余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干农活上。

　　“我的出身是农民，所以我要为中国的农民和农村做点实事。”从那时起，邓兴旺就悄悄有了这个心愿。但他没有冒进，而是“迂回前进”，一点点地去接近自己的目标。

　　邓兴旺首先想到了自己的母校北大。从1998年起，他利用暑假回北京大学主持“植物发育分子遗传学”暑期讲习班，听众来自全国高校生物系及各研究院所，人数更是以倍速递增，大讲堂过道里都放满了凳子还是坐不下，邓兴旺在国内声誉日隆。

　　眼见国内学术界对前沿技术的需求之盛，邓兴旺开始了融合北大、耶鲁两校学术资源办科研中心的计划。一段时间内，他频繁地往来于耶鲁与北大之间，把自己的想法向两校做了反复、细致的解释，后又提出了详尽的实施方案。最终，北大—耶鲁植物分子遗传及农业生物技术联合研究中心于2001年成立。

　　与此同时，北京大学、中科院、中国农科院、北京农科院等单位共同组建北京未名凯拓农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暨国家作物分子设计中心，邓兴旺出任了该中心的国际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

　　2003年，邓兴旺与王晓东博士联手，创办了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这个研究所的建立，是中国在发展生命科学技术领域的重要创举。邓兴旺在共同担任所长的第一任期届满时全身而退。

　　从表面上看，邓兴旺这些年来参与的事情似乎和他设定的回国目标没有内在的联系，但他自己解释说，他就是要通过与大家一起做事这一过程，让人们知道，他是一个容易相处的人，可以与人很好地合作，同时，自己也具备做成事情的能力。

　　“在中国，搞植物生物学基础研究的人已经比较多，多一个少一个对国家影响不是太大。”邓兴旺认为，更为需要的，是把国际上最先进的研究成果应用到农业生产中去。“这既需要前沿的基础研究经验和国际视野，又必须对中国的农村、农业有了解、有感情——而我有这个自信。”

回归到土地

　　2009年8月，邓兴旺团队的前沿实验室正式成立，公司启动经费由他自己筹集。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前几年的这些铺垫，让一位科学家去找投资人，在中国是难以想象的事。

　　前沿实验室的成立，令邓兴旺感到对自己奋斗了很多年的事业有了一种特殊的感情寄托和期待之情，“现在中国各方面发展很快，可是农业、农村还处在比较落后的阶段。落后，就说明有发展的空间，能有所作为。”

　　对于成立前沿实验室要做什么，邓兴旺想得很明确——生物育种。几年前，他曾带着美国学生回到家乡沅陵考察中国农业的现状。所到之处，河里没了鱼虾，土壤因为长期使用化肥而退化，当地环境也存在不同程度的污染。

　　回到美国后，他与学生一起写了一本中国农业生物技术的历史、现状与发展的书。当时，邓兴旺就意识到，当今中国农业的很多问题，是高产的要求与原始粗糙的技术水平不相匹配而造成的。解决的办法，就是真正提高中国生物育种技术的水平。

　　邓兴旺和他的团队瞄准的第一个突破点，是杂交水稻当时的最大技术瓶颈——制种生产中的温敏难题。原有的杂交水稻制种，对温度要求非常严格，大田温度与预期温度稍有偏差，制种效率和质量就会大幅下降或使种子不合格。他们开发出第三代杂交水稻育种技术，使杂交水稻制种彻底摆脱对温度的依赖。预计这项技术近几年就可以投入大田生产。

　　以前种水稻、玉米、小麦等，需要有人插秧、播种、除草、精耕细作，但在中国农村劳动力日益减少的今天，这样的实施过程却显得不够现实。邓兴旺团队创业的又一项技术研发由此而诞生。他们在作物种子中设计了一种抗除草剂性状，农民撒种后无须再担心杂草丛生，也无须大量使用农药和肥料。

　　邓兴旺说，很多人以为，科学家创业就是把最前沿的基础研究成果直接转化为应用，这其实并不现实，学术期刊上那些“高雅的东西”很难适用于现阶段的产业。他现在所做的，是在把过去用于基础研究的科学经验，用在应用研究上，思路都是一致的。

　　邓兴旺十分清楚自己身为一个科学家创业者的优势与边界。如果要面向全国人数庞大而分散的农民直接推销自己的种子，这显然不是前沿实验室擅长和该做的事情。他将自己的服务对象定位为种子企业，做这些企业的技术提供与支持方。

　　为了创业，这位科学家也不得不学习一些“新技能”。他的办公室书柜里，摆着一本《祝酒词全书》，还有一本《领导致辞全书》。“我从前不善辞令，走到台上就会有点脸红。”邓兴旺自嘲地笑了起来，说自己内向的性格已有不少改变。

　　在过去几十年里，邓兴旺一直与学术界打交道，环境相对比较单纯。而作为创业者，在商界打拼的过程中，就会遇到各色人等，其中不乏“心黑到不能再黑的人，甚至绝对没有底线的人”。“面对这些人，你还要保持自己的道德和良心”，他颇有些无奈，“但是你讲良心，人家却不会这样对你。”

　　但是，这些并没有让邓兴旺对回国的选择有半点后悔，也没有改变他创业的决心。“在美国我为什么要做产业啊？那和我的父母、和我的家乡有什么关系？我就是为了在中国做这件事，要对中国有用。”

　　“所以你还是爱国？”面对记者的提问，他说，“什么是爱国？这个词现在被用得太多，甚至有点儿变了味儿。如果用我从自己实实在在的感受来说，我觉得，我就是对这片土地有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