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以來，習李搭檔的新執政團隊，更像一期實習駕駛的準司機班，要考駕照。路考的動作相當高難︰“U”型轉彎。難在哪里？第一，平穩駕駛，第二，不能減速，第三，180度掉頭。

一、穩住基本面

　　先說平穩駕駛。如果把中國比作一輛駛上高速公路的老車，習李坐上駕駛室時，剎車失靈，油缸將盡，車軸扭曲。因此，一年來，從四個方面著手，穩住了基本面︰一是軍隊。總書記一到任，就掌管軍隊，這在1978年以來，還是第一次。因此，在很難有人員調整的情況下，既要讓軍隊認可新統帥，還要提升戰斗力，是一件很難的事情。這一點，習近平做到了，做到了的標志是︰令行禁止。更換軍牌，文工團和文職人員體制改革，特別是最近全軍迅速而波瀾不驚地清退被佔營房，效率與效果都好于過去。

　　二是經濟。經濟關系全局，重中之中，為了讓李克強全神貫注扭轉經濟下滑趨勢，沒有讓他負責起草18屆3中全會決定。而李上繳的成績單相當不錯︰前三季度，GDP增長7.7%，高于美日同期的2.8%和1.9%，而且服務業增長超過第二產業，中西部增速快于東部，農民人均現金收入扣除價格因素高于城鎮居民。這是良性增長。此外，還有若干深度經濟刺激政策效果還在緩慢釋放。

　　三是外交，從一年前的四面楚歌，到如今的左右逢源。所謂左，是指與中國西部相鄰的中亞地帶，所謂右，是指中國東面的西太平洋。新絲綢之路經濟帶是經略西域，海上絲綢之路，是拓展海洋。中亞，是英國地緣政治學家麥金德所謂的歐亞大陸島的世界“心髒地帶”，世界帝國必爭之地；西太平洋，是中國海上生命線，那里圍堵中國兩大島鏈之弧。中國經濟增長的趨勢，預示著中國將是世界領導權更迭的挑戰者，西取心髒，合縱中亞五國，東破圍堵，設立航空識別區，同時推動東北亞自貿區，具有穩定大局的意義。

　　四是反腐，以及轉變風氣（包括黨風、政風、學風和生活作風），為在高燒的社會肌體和民眾情緒降溫。

　　如果以上四個基本面穩不住，18屆3中全會就沒法召開。

二、一年勝十年

　　我為一些金融機構路演中國政局，一般會問大家一個問題︰“過去10年，有沒有可以稱得上是改革的東西？”大多數情況下，在座者會沉思一會兒，然後搖頭。也有另外，有一次，一位人士說，四大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造並上市算不算。當然算，也就如此了。

　　想想18大之後的改革措施，屈指數來，1，停止勞教，2，戶籍制度改革，3，生育政策調整，4，審批權下放，334項，5，小微企業減免稅，6，民間金融開放，7，公司注冊取消資本金限制，8，放寬社會組織登記掛靠體制，9，設立上海自由貿易區……只要不帶任何偏見，都會承認，習李體制在過去一年啟動的改革，超過過去十年。其中勞教、戶籍、社團登記，是舊體制的頑疾，使中國在實際上存在著被固化的等級制度，和級差國民待遇，使憲法保障的公民權利平等成為一句空話。

　　車輛拐彎，要平穩，還要加速，這確實不是很容易做得到的事。這里說的加速，不僅指改革，還有發展。經濟增長率下降的趨勢被扭轉，新的經濟增長點被發掘，比如，城鎮化，寬帶中國，絲綢之路經濟帶等。

三、“U”型轉彎

　　前面說到180度掉頭，也就是“U”型轉彎。中國改革其實一直就是在“U”型轉彎，把1949後強加給中國的外來體制，還原到1949年以前，從極權體制回到市場體制。從1978年開始改革的情景看，就是將中國這輛老牛拉的破車，從駛向“文革”的路上，180度掉頭，駛向改革和市場經濟。駛了11年，到1989年6月，開始走回頭路，還不是回到文革，有點想回到17年計劃經濟的意思。1992年2月鄧小平南巡之後，從變相計劃經濟，也就是“鳥籠經濟”“U”型轉彎，繼續駛向市場經濟。10年後的2003開始，中國這輛車又緩慢作“U”型轉彎，這次掉頭，不是經濟上的，而是政治上的，從中共13大提出的政治體制改革，轉向“文革”。所謂“重慶模式”，就是變相的文革模式。

　　從文革掉頭，繼續駛向改革，就是習題體制所做的最大動作，18屆3中全會所做的就是這個U型轉彎，其報告，是未來7年（2014—2020年）行車路線圖。至于要成立的中共中央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和國家安全委員會，像兩條軌道，其功能是使中國列車在改革的道路上不能再掉頭，只能往前走。

　　能做到嗎？很難說。國家之車的掉頭周期，與最高權力的更迭周期基本一致，這就說明，如果不改革最高權力更迭體制，繼續實行所謂隔代禪讓，差不多每10年一次的掉頭就很難免。這才是對習李體制的最大挑戰。

習近平緊抓政改 權力上收中央（李春）

　　2013年最後兩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按中共18屆三中全會決定，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深改組），決定由習近平任組長，拍板小組主要職責，研究確定改革、統一部署改革。

　　成立「深改組」，不是意外的事，習近平出任小組組長，早有傳說，也不算意外；但為什麼是習近平，不是李克強？

　　中共有根據工作需要，在中央設立小組的慣例；小組的名字，最高是「領導」，其餘還有「協調」、「研討」等等。小組組長可以是總書記，也可以是其他政治局常委，但較多的是總書記和總理。

　　過去還有個慣例，這些中共黨內的專責小組，其領導構成甚至職權，不一定會正式公布；此次專門公布有關「深改組」的決定，稍顯特別。

　　「深改組」是中共黨的領導機構，所以由中共中央全會作出決定，再由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設立。但其「領導」的權責，主要是國家的改革，這是因中共一黨專政政體所決定。

　　「深改組」唯一要破解的懸念，是習近平任組長。這體現在兩方面，一是權力，一是權限。

　　就權力而言，中共中央總書記任某個領導小組的組長，被認為是重視某項工作，反過來也會認定總書記要攬住某方面的權力。比如說對台工作領導小組，傳統上由中共中央總書記任組長，是顯示其重視對台工作。而中央外事領導小組組長由總書記擔任，通常被視為是要把持對外事務的權力。

　　就「深改組」來說，習近平任組長，兩方面的意思都可能有。客觀上顯示對改革的「高度重視」，但主觀有把持這項大權之意；因為未來十年的大事，百年後的功過，都在改革二字。

　　但習近平任組長，還有領導權權限的解讀。那是因為，中共18屆三中全會，決定改革是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體制和黨建制度等方面改革；前面五個體制改革，被稱為「五位一體」的改革，其中最核心的是政治體制改革。

　　自中共12屆七中全會定下政治體制改革之後，政治體制改革由總書記親自抓；中共13大後，專門設立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在總書記直接領導下工作，與國務院的體改委分立平行。

　　今天的「深改組」，作為一個中共黨的機構，自然沿襲中共黨政合一、以黨領政的舊軌；又因叫全面改革，其中包括政治體制改革，就不能由國家發改委之類的機構來領導，權力一定要上收至中共中央。最後以「政改由總書記抓」這條理由，習近平當組長，就毋庸置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