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一届领导班子在外交政策上已渐渐将邓小平的“韬光养晦”的教诲抛诸脑后。包道格指出，中国一方面希望从对其邻国展开的外交攻势中获益，另一方面又想警惕地维护着对边远地区的领土主张，但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在中国提出东海防空识别区的方案后，中日东海局势再度陷入紧张状态，包道格呼吁美国应从中尽力协调，在改变现状与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之间找到平衡。

中美关系

史文（Michael D. Swaine），芮效俭（J. Stapleton Roy），孙飞（Phillip Saunders），华盛顿特区

2013年12月12日 | 在探索中美两国间新型大国关系的过程中，了解公众与精英的态度从未如此重要。中美两国对彼此的看法正 在对双边安全关系产生日益重大的影响，就连决策者化解冲突、谋求合作的方式也受到了影响。本次活动最终将形成一份新报告，由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与位于北 京的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联合发表。该报告对由皮尤研究中心以及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进行的公众与精英观点调查的结果和政策影响进行了分析。史文将介绍 各项重大研究发现，如关于中美两国互信程度的评估、各方对威胁的认识和对全球秩序的取向。芮效俭将对此做出评论。

朝鲜半岛

詹姆斯•肖夫（James L. Schoff），道下德成（Narushige Michishita），华盛顿特区

2013年12月3日 | 朝鲜似乎已采取了新的方式处理核外交问题。与今年早些时候的威胁性言论和咄咄逼人的核试验相比，金正 恩的政策正日益变得忽软忽硬，决策也愈加前后矛盾。作为研究朝鲜外交战略的最重要学者之一，道下德成提出了他对朝鲜的行为及其对日本安全政策以及对美日同 盟影响的分析。卡内基的詹姆斯•肖夫主持会议。

东海防空识别区

史文（Michael D. Swaine），英国广播公司（BBC）

2013年11月28日 | 近期中国宣布在东海设定的防控识别区使该区域紧张局势升级。作者指出，设定防空识别区的声明显然损害 了中日双方为缓解紧张局势所采取的一切努力。尽管中国极力否认，美国、日本及其他国家的观察人士都将该声明视为于事无补的挑衅行为。同时，中国此举可能导 致的冲突严重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如何维护其防空识别区。对此，作者呼吁，中国政府至少需要做出明确的阐述。

中国经济

韩实

2013年12月11日 | 中国的领导人向国内外明确表示，市场力量，即供求关系的自行调整，将在国家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 用。但市场力量各有不同。有些市场力量只会把经济引入歧途。腐败者从事的阴暗交易便在此列。作者认为，这种市场力量只应该被根除，而不是被提倡。中国国内 的私有企业应该具有购买本国国有企业股权的权利像他们在欧美市场上开始所做的那样，进行兼并与收购。由此带来的所有权的变更将会促进根除上游产业的反向讲 价现象，使各地制成品（包括消费品）的价格更加实惠。

中国经济改革

黄育川（Yukon Huang），《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

2013年11月13日 | 作者认为为期四天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三中全会最终发布的结果既振奋人心，又让人捉摸不定。而不确定 性主要表现在两个议题上：此次全会将如何调整国家的作用？这届领导班子将如何证明其行动的意愿？作者指出，此次全会虽然提供了深化改革的全面框架，但缺乏 具体的行动计划。因为在亟需改革的事项上几乎不存在什么分歧，所以“改什么”从来都不是关键问题。围绕“如何改”、“何时改”以及“改到什么程度”的辩论 才是永恒的主题。

中国国家安全

赵可金，《环球时报》（Global Times）

2013年11月14日 | 在中国国家机构体系中，国家安全委员会将是一个统筹内外、协调各方的高层次国家安全机构，涵盖国防、 外交、情报、公安、武警、外经、外宣等众多领域和部门，是在中共中央领导下的层次高、范围广、能力强的国家安全系统。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是一场事关党和 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系统工程，必须强调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着眼于建立内外兼顾、通盘筹划、统一指挥、统筹实施的国家安全工作机制，这标志着中国步入 以顶层涉及开辟中国大安全格局的新阶段。

朝鲜核问题

博大安（Antoine Bondaz）

2013年11月27日 | 针对化学武器的斗争似乎是在稳步发展。在美国与俄罗斯的斡旋下，外交协议达成，叙利亚同意销毁其化学武器。现在是时候让朝鲜加入这一历史趋势，拆除其化学武器库。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难能可贵的机会：发挥主导作用说服其盟友朝鲜，使其相信放弃化学武器是利大于弊的。

三中全会

维克拉姆•尼赫鲁（Vikram Nehru），《雅加达环球报》（Jakarta Globe）

2013年11月13日 | 作者指出，中共三中全会针对深化改革一题，强调了市场而非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然而令人遗 憾的是，全会公报并未提及金融、劳动力或土地市场改革，而这减弱了发出的改革信号。作者认为，总的来说，全会提出的改革重点存在严重的不足之处。尽管如 此，若谨慎对待，仍不失为一项重要的未来改革议程。如果中国政府决心认真贯彻其核心思想——市场的决定性作用——那么，作者认为，这完全可被证明为中国历 史上的一个关键时刻。

Demystifying China’s Defense Spending：Less Mysterious in the Aggregate

黎雅澹（Adam P. Liff），爱立信（Andrew S. Erickson）

《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第216卷，805-830页 | 国际社会对中国国防开支透明度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息，许多分析家认为中国官方公布的军费开支远低 于其实际数目。但文章认为，国外分析家往往忽视了很多重要的事实，实际上，中国的国防支出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神秘：它的目标在于支持解放军现代化建设和培养 人才，确保中国国土完整和附近海域海洋主权主张。文章从更多的细节出发，对中国整体国防开支和军事透明度做了新评估，认为中国官方公布的国防开支已经总体 上接近于实际，而透明度也在不断改善。

中国国防白皮书中将解放军的官方预算划分为三大类：人事费用、培训及维修费用、装备开支。其中，被认为最透明的是第一类开支，而透明度最低的则是第 三项。一些与国防相关的开支并不包含在国防预算中，例如地方军事基地的经营成本和军演的费用——这些费用被认为来自民政部和地方财政。除此之外，民兵和基 层文职干部、武警部队的费用也是归为地方财政支出；另外，海外武器采购和太空计划的预算也缺乏透明度。这些都为西方所诟病。面对这些指责，中国评论家提出 了三类反驳观点：一是强调军事透明度没有统一的衡量标准；二是认为中国的透明度在同级别国家中并不逊色；三是认为了解中国的战略意图远重要于单纯的军事透 明度。

同时，中国政府和官方媒体也不断为其不断增加的国防支出做出解释，指出增长是合理的。作者总结了中国的六大说辞。首先，北京认为过去二十年解放军发 展滞后，因而增加军事现代化投资以“迎头赶上”是必要的；其次，中国国内通货膨胀推高了国防预算的增长率，而实际增长并没有那么显著；第三，中国国防预算 的增长是同经济增长一致的，同时还慢于中央财政支出；第四，中国的国防开支水平还远低于其他一些主要大国的水平；第五，中国所面临的复杂地缘政治环境和国 际地位的变化需要更多的国防预算；第六，解放军面临“新历史使命”，即越来越多地投入到非传统安全任务中，包括抗震救灾、打击海盗和国际联合军演等。

总之，文章认为，尽管过去二十年内中国军费开支的很多细节都没有公布，但整体开支状况和趋势却很清晰。过去二十年中官方国防预算的增加与GDP的增 长大体保持一致，而军费开支占中央财政支出的比例却在下降。官方公布的军费开支也越来越能真实反映实际支出。同时，相比经济发展，军事现代化和国防发展对 北京而言依然处在较低的优先级。作者指出，中国军费的持续增长主要是为了应对短期的近海和邻近区域的突发事件；而在中长期中，国内经济发展放缓和日益严峻 的人口压力可能促使中国领导人削减和限制军费增长。

Nationalism, Patriotism and Foreign Policy Attitudes among Chinese University Students

艾利娜•辛肯恩（Elina Sinkkonen）

《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第216卷，1045-1063页 | 文章选取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学生为样本，通过定量研究对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与外交政策偏好的关系做出分析。

文章指出，近年来，中国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国家认同建设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赢得了很多人心。很多分析师认为，民族主义是维持政党合法性的一个 强大源泉。当下，中国的领导人越来越重视舆论的意见，而青年学生的政策偏好既受外界影响，同时也成为影响中共内部政治的重要因子。而在城市中的学生也更有 可能参与到外交政策相关的抗议活动中。

文章将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这两种概念进行了区分。“民族主义”被定义为一种观点，即一个人认为本国优越于其他国家，由此不加批判地支持本国的行动； 而爱国主义则被定义为一种骄傲的感觉，即在情感上依恋自己的国家。两者的区别在于民族主义是将本国与其他国家想比对，而爱国主义仅仅涉及内部情感维系。

作者主要选取了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因为这些学生毕业后将更可能在社会中承担领导角色。研究样本量达1346份，采用李斯特五星量表（即 “5”代表强烈同意；“1”代表强烈不同意）进行衡量。除了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这两个主要变量，研究还囊括了性别和其他潜在影响因素（例如研究领域、父母 教育背景、自我评估的社会等级、是否党员和民族等）

这项研究得到五大主要发现。首先，在中国，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两者是截然不同。其次，相比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与外交政策偏好具有更强的联系；第三， 相比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与国际合作和国际主义有更紧密的联系，而民族主义更易导致经济保护主义；第四，中国大学生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基本不存在分歧；第 五，中共党员和来自农村的学生有更强的民族主义倾向。这可能是由于更爱国和民族主义倾向越强的学生往往更乐于入党，也有可能是由于党员的培训和活动影响了 学生的态度。

Fire on the City Gate：Why China Keeps North Korea Close

《亚洲报告》（Asia Report），2013年12月9日

国际危机组织（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朝鲜的核问题令世界感到担忧。西方国家希望通过外交孤立、经济制裁和延伸性威慑来迫使平壤放弃其核计划，但都收效甚微。很多西方的政策制定者相信，中国是解决朝鲜核问题的金钥匙，因为朝鲜在经济上严重依赖于中国。同时，近年朝鲜的核武器野心也令北京感到不满。但尽管如此，中国也对朝鲜采取忍耐包容的态度，并不愿意采取任何可能动摇朝鲜政权的强硬行动，更不愿动摇当下这一微妙的地缘政治平衡。

2013年4月朝鲜的挑衅行为令北京大为恼火，破天荒地支持和执行联合国的制裁，并放缓很多联合经济发展项目，向北朝鲜发出强烈警告。尽管如此，中国依然坚持反对美韩要求的更严厉的制裁，反对任何危及朝鲜政权的激进行动。北京认为，将无核化作为长期目标可以减少朝鲜的不安全感。而任何来自朝鲜方面的过激反应都可能使首尔和华盛顿面临难以承受的冲突和稳定性风险。作者指出，中国在朝鲜问题上扮演的是调停者的角色，确保自身和参与各方的相互作用及影响力，防止相互敌意升级成为公开冲突。而现在，中国不会冒险改变现状。

文章指出，中国在地缘战略上的微妙计算根本上依然是维持政权稳定。区域稳定的优先级依然高于无核化。不同于美国及其盟友，北京方面并不认为朝鲜的核武器对中国将构成威胁。相反，北京认为朝鲜半岛无核化应该是一个长远的目标，在近期内则与自己并不太相关。

除此之外，中美之间的战略不信任也使中国不愿为改变朝鲜半岛现状卖力。美国的“转向亚洲”政策令北京深感受到威胁，认为美国正在以朝鲜为借口，获得在亚太的战略优势，最终排挤和打击中国。即使朝鲜的军事缓冲作用在逐渐减弱，中国依然视其为阻隔美国“侵蚀”的重要屏障。

作者认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只可能对其朝鲜政策做出战术上的调整，以更好地维护和管理现状。这包括通过外交和经济交往逐步影响朝鲜和管理西方国家的反应。

U.S.-China Security Perceptions Survey：Findings and Implications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China Strategic Culture Promotion Association）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 | 文章指出，中美公众人物和精英的态度对中美双边安全关系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公知的中美安全观将可能影响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制定。因此，作者进行了一项调查来探索公知态度对政策的影响，以寻求减少未来双边冲突的可能途径。

在美国，作者对1004名成人展开公众调查。精英调查则包含了305名社会精英，包括54名政府官员，52名退役军官，74名商贸界领袖，93名学者、智库专家和非政府组织领导人，以及32名媒体从业人员。中国的公众调查则涵盖了城市地区的2597名成人。精英调查包括358名政商学术界精英。

调查结果显示，中美之间较低水平的战略互信可能导致两国关系更为动荡。大多数受访中美精英和公众都视两国关系为竞争关系，只有少数人视两者为合作伙伴，而极少数人认为中美是敌对关系。

同时，两国的大多数受访者都认为自己的国家应该在国际体系中发挥更多的领导角色。美国精英认为，如果美国继续保持超级大国地位，世界格局将会比较稳定；而中国精英则认为，中美之间的权力制衡将更有利于全球稳定。就双边关系而言，中美两国的精英都认为中国加强双边关系应优先强调经济合作。但中国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对台军售是关系紧张的一个主要来源；而美国精英，尤其是退役军官和商界领袖，则认为中国的网络攻击和侵犯知识产权是主要问题。

最后，基于调查结果，文章对中美关系的发展做出三点建议。首先，作者建议中美政策制定者着重强调在竞争中合作；其次，在加强双边关系中获得两国精英的支持和相互理解；第三，深化官方和非官方的交流，进行更有意义的战略对华，并促进双方互信，协调意见分歧。具体而言，华盛顿不应低估对台军售的政治敏感性，避免向北京发出错误的信号，对两国的双边关系造成负面影响。

Settling in for the Long Haul：Stabilit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容安澜（Alan D. Romberg）

《中国领导观察》（China Leadership Monitor），第42期 | 文章指出，九月以来，台湾“立法院长”王金平的“关说事件”在台湾引起政治动荡，而国民党随后的严厉态度更是引发了外界对台湾政局的猜测和质疑。这一风波为台湾立法和政治局面又增添了一层阴影，被人成为“政治核爆炸”。而同时，在台湾经济前景依然摇摇欲坠的背景下，两大主要政党就已经开始为2014的地方选举和2016的“总统”选举大造声势。文章以此为引，对台湾政局和未来走向做了分析。

作者认为，王金平案无疑会影响到国民党内部政治，同时也影响其与民进党的竞争。这场闹剧在很大程度上令台湾苦心经营的民主和自由选举的形象大大受损，同时，民意调查的结果也揭示了公众对两党的不满：它们更希望看到政治领导人会权衡长期决策的成本和收益，而不是个人的短期政治利益。但这次事件使公众对马英九政府处理是否纠纷的能力有所质疑。

经济上，这场风波可能导致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遭到推迟，进而延迟与大陆的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定的批准，阻碍私人投资的发展。6月21日签署的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定被认为是打开更大商贸市场的建设性协议——协议条款表达了北京方面愿意帮助台湾经济以赢得岛内民心的意愿。但民进党似乎并不青睐这项协定，例如此前曾要求延迟签署以及签署后立即在岛内展开谈判。同样不欢迎这项协定的还有一些与内地存在竞争的行业，认为协议的签订会导致竞争加剧，而涌入的内地工人也将引发诸多问题。面对这些争议，马英九呼吁展开理性的辩论，但斗争的赌注是高昂的，因为其结果不仅影响台湾与内地的商贸关系，推翻该协议还可能降低台湾的可信度，导致潜在合作伙伴的怀疑。

国际参与上，台北始终迫切地寻求更多的国际空间。九月下旬台湾终于获得了以“特邀嘉宾”身份出席国际民航组织大会的地位，尽管台湾加入国际组织依然严重受制于北京的态度。除此之外，马英九还希望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并提出与习近平会见。虽然马英九承认参会的条件并不成熟，但他提出以台湾经济负责人而非国家元首的身份参加，以换取北京的同意。同时，“马习会”的构想如果能够实现，将会对两岸关系有突破性的意义。